书屋2005-04-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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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因为在环保上不合要求而为人所诟病。在我们责怪乡村的发展破坏了环境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众多乡镇企业冒出之后，中国的大量农业人口开始慢慢转化为工业人口，农民的就地就业，在有利于农村和农民利益的同时，也分担了城市就业的压力。如果我们以严格的环保规范来要求农村的各项产业，这些还在咿呀学步中的农村产业，就可能因达不到环保要求而破产，广大农村在发展水平上就将进一步被城市拉开。
　　尽管环保非常重要、尽管中国到了不能不好好治理生态环境恶化的时候了，但是，还是要指出来：环保不能自洽为目的。在考虑环保问题时，必须照顾到今天中国还处在工业化过程中、尚未完全形成工商业型社会的背景。这注定中国会步入先发国家曾经有过的发展窠臼，为实现工业化而不得不经历生态环境恶化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的环保问题不妨如此看待：首先，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建设、初步积累了一定的财力物力后，现在，为缓解生态环境恶化，必须拿出一些资源来进行环境治理。其次，中国现在还没有发展到可以拿出大量资源投入环保的阶段，因此，对一些地区的环保问题又不可过于苛责。此外，对一些相对贫困和弱势的地区及其产业，如对它们提出与“先富”和强势地区及其产业一样的环保要求，那就应当加大对它们的政策扶持力度，在保障它们的环保投入时保障它们的发展要求。
　　中国的政府部门和环保主义者都要有社会发展视野，要考虑环保的经济代价将可能由谁承担。在中国内部存在着“先富起来的人”与尚未富起来的人的对立的情况下，必须防止严格的环保措施会进一步剥夺后者的权益。
　　五
　　与一位朋友一起看电视，恰好看到电影《十面埋伏》，随便就聊了聊。我说影片里面的风景非常好，青山绿水翠竹碧树，一大片一大片，看不出人工雕琢和被人破坏的痕迹，真是令人惊叹。朋友说：这部电影是在乌克兰拍的，要是选在中国，恐怕已找不到这样美丽自然的地方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朋友的说法也许有些夸张，不过，中国的生态环境危机，无疑已经严重到了不能不正视的地步。最近看到一则报道：从2002开始，中国经济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从原先大量向外出口包括石油在内的各种资源矿产，到如今这种类型的出口则基本停止，相反，中国已成为世界石油、矿产等原材料的主要消费国。而在国际商品市场上，原先长久价格偏低的原材料，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却一直处在上涨中，不少国家的农产品补贴问题现在已不复存在，原因就是中国近年成为了“世界工厂”，对世界原材料的需求急剧上升。
　　上述情况是“中国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写照。但是，这则报道也提醒人们需要正视另外一个事实：它意味着中国自身的资源条件，已不足以支撑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中国已将获取消费资源的眼光投向了世界每一个角落。那么，可想而知，在未来一些年份内，中国开发自身自然资源的强度将不会减小，而将可能继续加大。
　　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与资源供应不足的紧张，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生态环境破坏。有人形容“国在山河破”。到中国各个地方走走，高楼是越建越多了，但大大小小的山上的“伤疤”也越来越多，河流里面的污染也越来越令人不忍睹视。严峻的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形势，警示中国人从现在开始，要开始考虑如何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而其关键是要优化生产和生活方式。在本文作者看来，它应该包含以下一些环节：
　　一是通过技术革新，减少生产产品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有报道说，中国目前的生产中，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能源与资源消耗量，是美国的六倍，欧洲的七倍，日本的十一倍。这表明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仍是高（资源）投入、低（收益）产出。不过，发达国家的低（资源）投入、高（收益）产出的实情，却也提醒中国人，采用新技术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并非不可能。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生产投入和产出结构，也达到美欧日的水平，那么，将可以降低多少对自然资源的需求！
　　二是提倡尽量简单的生活方式，引导全社会消费观念的逐步变革。近二十年来，“高消费”理念在中国大行其道，这种观念显然没有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及高消费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仅举一例，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石油需求量在急速上升，很大部分是来源于汽车消费。如果按目前的汽车消费观念，有人估计，到2030年，在中国十几亿人口、大部分城市家庭都拥有私家车后，中国对世界原油的需求量，将远远超过美国，到时候，全世界的石油都来供应中国，都将可能满足不了中国的要求。同样是发达国家，欧洲与日本人的生活消费观念，相比美国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就要小得多。欧洲人在汽车消费上，普遍以油耗少、便宜、适宜于生活为准则，不像中国人，喜欢比拼豪华、阔绰。欧洲社会公共交通系统的发达程度，也与中国一些大城市在私家车越来越多时公共交通却扩张乏力形成比照。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该怎么生活？中国人应该多看看欧洲和日本。
　　三是建立起真正有约束力的法治，保障环保政策法规能够有效落实。在中国目前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情况下，以严格的法律规范来进行环境保护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同时，也才能促使工厂企业为减少资源消费而研发采用新技术，而民众也因为环保费用的提高而优化生活方式，减少日常生活中对高资源消耗品的使用。瑞典社会便是以征收私家车消费高额税收和提供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而减少汽车消费。另外，还要看到：今天对自然的各种破坏中，一些地方政府只顾经济收益，而不顾自然承受力的开发，占有很大比重。在由自然破坏所生出的效益中，富人往往成为享用者，最近见诸报端的庐山风景区里的干部别墅，权力和财富成了自然破坏的另一祸首。所以，真正搞好自然保护，就要使政府的权力和富人们的不仁行为得到约束，这同样需要有效的法治来监督和惩戒。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什么错？

　　
　　——从米兰·昆德拉《一个变奏的导言》谈起
　　？　景凯旋
　　1985年1月6日，《纽约时报书评》刊登了米兰·昆德拉的一篇文章，题为《一个变奏的导言》，是作家为其剧作《雅克和他的主人》写的序。这篇文章重复了他对欧洲小说的独特看法，强调了从塞万提斯、斯特恩、狄德罗到布罗赫、穆齐尔和贡布罗维奇等人的这一变奏。昆德拉这样谈到其剧本的创作经过：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他的作品遭到禁止，他本人也失去了生活来源，这时有个导演朋友想要帮助他，让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改编成剧本，但当他重读一遍这部作品后，他意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夸张的姿态、黑暗的深刻、富有侵略性的伤感的世界，都使我很不舒服。突然，我感到一种对《宿命论者雅克》无以名状的痛切怀旧。”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把狄德罗的这部作品改编成剧本，让幽默的雅克和他的主人在两百年后重新上路，继续西方小说那种自由的旅行。
　　昆德拉声称，他反感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其作品的美学价值，而是他小说中的“氛围”，那是“一个一切都变成了情感的世界。换句话说，在这儿情感被拔高到了价值和真理的地位”。为了证明这一点，昆德拉讲述了本人的一段经历，苏联入侵捷克的第三天，他驱车前往布迭约维策，路上遇到苏联军队，在检查了他的车后，一个军官对他说，这全是场误会，“你必须认识到我们爱捷克人，我们爱你们”。昆德拉并不认为那个军官是在说假话，他由此得出结论：“人不能没有感情，但是当感情本身被视作价值、真理的标准，以及各种行为的正当理由时，它们就会变得令人恐惧。最高尚的民族情感随时可以为最恐怖的东西辩护，而心中充满抒情激情的人会以爱的神圣名义犯下种种暴行。”
　　在这篇文章中，昆德拉指出了两点：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感特征，二是西欧与俄罗斯两种文化精神的根本差异。在昆德拉看来，自文艺复兴起，西欧人的情感已经被理性、怀疑、游戏的精神和事物的相对性所平衡，而俄国的历史恰恰缺乏文艺复兴的洗礼，遂不同于西方的文明。俄罗斯精神的奥秘就在于它的理性与情感之间的不平衡，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导致了俄国革命，也给东欧各国带来了灾难。
　　这篇文章谈的是文学，但却涉及当代世界的重大主题。彼时正值冷战高峰，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西方正处在惶恐不安之中，对俄国革命成因的任何探询，都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作为一个著名小说家，又是来自被苏联入侵的国度，昆德拉对这场革命的文化学阐释堪称适时。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很大反响，作者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各种杂志封面上，许多知识界人士也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其中，来自苏联流亡作家圈的反应尤其强烈。同年２月１７日，俄裔诗人、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说昆德拉错了》一文，对此做了激烈的反驳。
　　布罗茨基首先指出，昆德拉的观点是出于历史的必要性，而不是出于美学的必要性。文学与政治是不同的，文学有其自身的活力、自身的逻辑和系谱，它比政治和历史提供了更完整的人的概念。“如果一个人要让历史为他的美学负责，历史就会从他的脚下溜走。这样，一个人就会使艺术服从于一个信条、一个哲学体系、一个群体利益以及一个意识形态的束缚”。一个政府可以把艺术视为工具，而一个艺术家则不能这样，他不能以历史的必要性为其言行辩护，他应当坚持美学的必要性，“如果文学具有一种社会作用，也许那就是要展示人的最大参数，人的精神的最大值”。换句话说，昆德拉是以政治立场代替了文学批评。两年后，布罗茨基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在演讲中又几乎重复了这一基本观点。
　　关于理性与情感在历史上的作用，布罗茨基认为，昆德拉的阐释也不是事实。二十世纪种种暴行，并不是以爱的名义，而是以历史必要性的名义犯下的。“历史必要性的观念是理性的产物，并由西方传到俄罗斯。所谓高尚的野蛮人、坏的机制阻碍了人性固有的善、理想的国家以及社会的正义等等观念，无一是发源或兴起于伏尔加河畔。人们也许会极力抵制这样的诱惑，即把十八世纪巴黎沙龙里那帮不负责任而又富有才华的寄生虫们，看作是现代警察国家的起源，但是人们却不会忘记，《资本论》正是由德文译成俄文的”。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西方理性都没有遇到过像俄罗斯那样强烈的反抗。这一反抗“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又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大恐怖的浴血，甚至迄今尚未结束”。
　　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描写的也不是情感本身，而是“情感的等级”。这些情感都是对思想的反应，尤其是对从西方舶来的理性的反应。小说中的俄罗斯结局大都是由发生在西方的事件所引发的。梅什金公爵是从西方回来后发疯的，伊凡·卡拉马佐夫也是从西方获得他的无神论观念，西方还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政治激进主义的源泉和阴谋的所在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人是一个精神的实体，所以他的主旨就是为人的灵魂而战。通过小说，他描写了存在的信仰与功利之间，人心在善与恶两个深渊之间的摆动。今天，人们在高度赞扬理性的时候，应当自问，理性是否对人能有真正的发现。这也正是文学的一个伟大主题，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主题。布罗茨基认为，由于昆德拉坚持从他的经验自我中得出的结论，拒绝一个更宽广、更丰富或更具洞察力的人的概念，他作品中那些“受伤的理性主义者”反映出，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他的民族，都缺乏对人的复杂性的理解。
　　分歧的双方都是世界级作家，在布罗茨基看来，艺术表现了更加普遍和丰富的人性，政治是可变的、偶然的，文化则是普遍的、稳定的，不能从历史（政治）去解释艺术，也不能从历史（政治）去解释人性。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把复杂的人性简单化。而昆德拉则认为，政治与文化不能截然分开，在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