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4-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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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变得如扇子一般大的鹅掌上。
　　这种烤活鸭与糖醋活鱼相比，不足之处是品尝其肉的时候不能兼赏其挣扎婉转的声态，而是分成了两部曲。但分成上下两部，先看后吃，却极具中华传统哲理。尤其是下野政客、失意官虫，如果认真品味了烤活鸭的全过程，就非常有同病相怜的感慨。如果有人想写一部名叫“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哲学”的大著，我郑重推荐这一味名吃。
　　“活鱼文化”随着中原文明的南移，使一些边徼荒蛮之地也开化起来。听说西南地区有一种吃活猴脑子的发明，就可以看出我们文化“放之四海”而后的成就。那办法是把活猴子放进一只竹笼中，上面有一大两小三个窟窿，只让它的脑袋和前肢露在外面。如果我们把这些笼子一排排列在县衙门大堂的两旁，大家立刻就会悟出，这一名吃的“炊具”原来是从“站笼”变化而来的，而站笼则是封建社会各级父母官对付刁顽之民的常备用具。（站笼可不是罚站用的笼子，那是能“站”死人的！）“条条大道通罗马”，哪种有价值的发明不是从我们这里学的？且说猴子窝在站笼里，正不知犯了哪家王法，一股由温变热的水流从头上浇下，它已经烫得难受了，便用前肢去抓头顶。于是只须用半瓢沸水，猴子就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头上的毛皮清理干净了。猴子头盖骨已经露出，它还在喊冤叫屈似的吱吱叫着，美食家却手持一只小锤，轻轻地甚至优雅地这么一敲，头骨已碎，猴子的脑浆像酸奶似的在里面漾着，还带着温热，于是就品尝起来。如果美食家的运气好，碰上一只坚挺的猴子，那么在吃着酸奶的同时还能欣赏猴子的嚎叫。色、香、味之外还有一个声，也算是“四美俱”吧。
　　这道菜对当时那些初入宦途、春风得意，但对敲扑黎民还有些手软的官场雏儿们还有些恐怖，相信他们吃上十只八只猴子之后，就会由雏儿变成“苍鹘”的。
　　这种高级的富有哲理的饮食文化，当然不可能是山野小民所能想象出来的，那最早的发明者，就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氏兄弟，而出处则见于《朝野佥载》。但后来时过境迁，竟然使这些风味名吃从名都通衢流落为一个县城或一隅边塞的区域文化，虽然内蕴深厚，但从外观上颇有朴野之嫌。宋元之后，理学风行，大人先生们更为讲究的是“君子远庖厨”，只吃猪肉不看杀猪的，这是孔孟之道为体谅仁人贤者的营养需要而设计的两全之计。所以如果当时的官已经做得够大，已经不必亲理敲扑榨取之俗务，已经到了用下属们的攀援搜集假古董假字画以冒充风雅的时候，再动用那些血淋淋的“活吃”，就有伤自己的身份了。此时应该吃的是不见血的“活吃”！——小者如醉虾醉蟹之类，大者……还是让我们举例说明吧。
　　清代最有油水的差使是掌管黄河治理的河工，所以河督的腰包最肥，生活也就最为奢侈。清末薛福成的《庸庵笔记》曾专谈管理河工官吏的奢侈，其中说到某河督宴客时的一道菜：那是看起来极普通的一盘猪肉，但吃起来却是美味无比，众宾客无不发出“此猪只应天上有”的赞叹。酒宴方罢，有一个客人内急，要去厕所。中国的厕所文化与先进的厨房文化正好是两个极端，即使是这位河督大人的厕所，也并无生面可开，照例在“后圃”的角落里。这客人走过后院的时候，见有几十头死猪，横七竖八地堆积在院中。客人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死猪，一问才明白，原来刚才吃的那盘猪肉就是这几十头猪脊背上的肉凑起来的。宰猪的告诉了这位好奇的客人：
　　其法闭豚于室，屠者数人，各持一竿，追而抶之。豚负痛，必叫号奔走。走愈急，挞愈甚。待其力竭而毙，亟刲背肉一脔。复及他豚，计死五十馀豚，始足供一席之用。盖豚背受抶，以全力护痛，则全体精华皆萃于脊背一处，甘腴无比，而余肉则皆腥恶失味，不堪复充烹饪，尽委而弃之矣。
　　做一盘菜要活活打死五十多头猪，这气魄又远非十里香的水煮活驴可望项背了。据那位屠夫讲，他刚到此两个月，就已经亲手“宰”了几千头猪了。
　　《庸庵笔记》所记是道光年间的事。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应已打过，屈辱条约已经签过，可能朝野之间还发表过“勿忘国耻”的豪言壮语，会试的策论也许还要以“夷夏之辨”为考题。但事过之后，依然是一片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据说道光皇帝是清代最有“俭德”的皇帝。有一天，他想起当太子时曾到前门外吃过一碗片儿汤，又便宜又好吃，就让御膳房为他做一碗。太监说：这要先盖一所片儿汤御膳房，买一套制作片儿汤的设备，派专员去全国各地考察片儿汤制作的不同风格流派，当然最后还要聘几个片儿汤的大师傅，初步预算纹银十万两。道光听了直瞪眼，说：“算了，这片儿汤朕不吃了。”道光虽然克己，但却拿那些贪官污吏没办法。所以一边是道光数着手指头吃鸡蛋（太监报账是二两银子一个），另一边是把国库的银子流水般的花。

　　跌落后的中西女性

　　
　　——中西女儿国之比较
　　？　黄金城
　　就像一场伟大的造山运动，在原始的创世神话过后，男性神形象突然崛起，而女性神形象却颓然陷落。历史来到了英雄神话世界。这是一个洋溢着雄性激素的世界，一个血与剑的世界，一个男权的世界。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自于中国的《诗经》，当姜嫄踏上天帝的大脚趾后，就只有将氏族的权杖拱手让出，退入了历史门楼内——历史的门槛迈出了后稷的伟岸身躯。另一部先秦典籍里提供另一方面的关于追逐婚姻——女性的婚姻地位已然跌落——的有力证据。《易·爻辞》以一种充满调笑的轻松口吻描述道：“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轻松与调笑底下是自信，男性力量崛起后的自信。然而，一场历史的造山运动也必然伴随着强烈的思想余震，神话的地表留下了可供解读的断裂面与褶皱层。
　　女性地位向第二性跌落，英雄神话里便失去了女性英雄的根据地，惟一的例外发生在希腊神话中。这是位于小亚细亚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一群女战士。她们叫做亚马逊，战神艾瑞斯（Ares）的后裔。她们并不崇拜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而以狩猎女神阿蒂米丝为偶像。举国上下由女王彭忒西勒亚（Penthdsilea）统治。这是一个没有男子，并专门与男性对抗的国度。
　　盲诗人荷马赋予彭忒西勒亚以男性英雄的特质——更确切地说，是“反转”了“应有”的女性特质。她们的族群纯洁、高贵，拒绝结婚。为繁衍后代计，她们也与男子交媾。产下女子，则抚养成女战士；产下男子，则送走或弄成残疾以为奴隶。作为战士，她们的天职就是对抗男人。为了方便引弓射箭，她们毅然割除右乳。语源学上亚马逊（Amazon）一词便源于这个神话。在希腊语中，a指缺少，mazo指乳房。神话学家认为，这就是“两性战争”的原型。
　　然而，历史洪流不可阻挡，在女性向第二性跌落后，这支母系社会的残军和孤军，也必然灭亡。荷马在叙述特洛伊战争时，就让女王彭忒西勒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阿喀琉斯（Achilles）杀死。而这场历时三十年的战争，源于对一个叫做海伦（Helen）的女子的争夺。这两个女子的不同命运间已隐含了巨大的历史启示。
　　另一个启示来源于女儿国的地理位置。小亚细亚卡帕多西亚，在荷马的世界概念里，这已是僻远的所在。也就是说，当奥林匹斯（Olympus）山上的宙斯（Zeus）威严地扶正王冠时，只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隐隐地传来女性的抗议。但这无力扭转历史，当姜嫄将权杖让给后稷时，彭忒西勒亚的桂冠也开始由海伦接管。女性地位的跌落便具有了两重性质。
　　不独希腊，中国也有女儿国神话。中国一直缺少一个荷马式的神话家，因之所有神话只散落在先秦文献和以后的志异册子里。关于女儿国，一些不失好奇之心的中国人留下了只言片语——
　　《山海经·海外西经》：“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郭璞注曰：“有黄池，妇人入浴，出即怀妊矣。若生男子，三岁辄死。”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妇无男。”
　　《后汉书·东夷传》：“海中有女国，无男人。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云。”
　　《梁书·东夷传》：“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长发委地。至二三月，竟入水则妊娠，六七月则产子。”
　　《异域志·女人国》：“其国乃纯阴之地，在东南海上，水流数年一泛，莲开长丈许，桃核长二尺。若有船舟漂落其国，群妇携以归，无不死者。有一智者，夜盗船得去，遂传其事。女人遇南风，裸形感风而生。”
　　与亚马逊战士一样，这些女儿国非“夷”即“异”。但在以“中心之国”自居的中国文化里，海上女儿国更是不登大雅之堂。但值得注意的是，荷马描述的女战士，并非希腊女性，但其中自有希腊人对于女性特质的理解。而我们这些好奇的前辈所呈示的，也绝非真正的中国女性，但其中就没有中国女性的镜像吗？
　　幸福的女性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女性各有各的不幸。亚马逊女战士，无疑受到交感神经系统的控制，充满了攻击性，宛如一头咄咄逼人的狮子；海上女公民，则听任副交感神经的摆布，充满了妥协性，宛如一只步步退却的刺猬。亚马逊女战士，是用弓箭来对付男性，海上女公民手握的却是一种叫做“性冷淡”的武器。亚马逊女战士对抗男性但不拒绝男性，海上女公民逃避男性同时也拒绝了男性。亚马逊女战士就像永不言败的桑提亚哥，她们的心灵阳光普照，其悲剧意义是崇高的；海上女公民只是缩在套中的别里科夫，她们的心灵阴霾笼罩，其悲剧色彩是暗淡的。这种文化心理差异已经提示了中西性文化的发展脉络。
　　其实，“性冷淡”也曾是希腊女性的武器。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创作了一位叫做莉希翠塔的反战女性。雅典在与斯巴达的冲突和争斗中，妇丧其夫，子丧其父，民生凋敝，民不聊生，但战士们仍不肯罢休。于是莉希翠塔将两方战士的妻子们联合起来，作出一个举世无双的决定：如果再不停止战争，就休想做爱。很快，双方战士便由好斗的公牛变成温顺的绵羊。战争结束得毫无血腥。这种“要做爱，不要战争”的反战情怀，是千里寻夫的孟姜女做梦也想不到的。而海上女公民的“性冷淡”武器，使用起来更像是自卫、自残，甚至是自戕。在历史命运的跌落后，远远地逃离了（也是被隔离），以万顷波澜为护城河，守住心灵的空虚的城。女儿国的幽闺心理为小说家施耐庵所深刻把握，他笔下的女儿国公民充满了性的饥渴。在另一部中国小说《镜花缘》里，作者李汝珍也描绘了一个女儿国，虽然他也完成了男女角色的反转，但小说的滑稽成分消解了其中的严肃。林之洋的被迫穿耳缠足，看起来更像是饱受其害的女性的抱怨：“你也来试试！”而不是亚马逊女战士玉碎的抗争。
　　在整个西方历史里，只要女性企图逾越传统性别角色，便再度唤醒亚马逊女战士的幽灵。而在东方历史里，即使掘地千丈，也挖不出这样的精神资源，未免遗憾。

　　绣鞋打个相思卦

　　
　　？　黎　荔
　　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结尾，佟振保陷入生活失控、自暴自弃的状态，一个晚上，“听见烟鹂进房来，才踏进房门，他便把小柜上的台灯热水瓶一扫扫下地去，豁朗朗跌得粉碎。他弯腰拣起台灯的铁座子，连着电线向她掷过去，她急忙返身向外逃”。佟振保在床上睡到半夜，被蚊子咬醒了，起来开灯，“地板正中躺着烟鹂的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有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佟振保坐在床沿上，看了许久，再躺下的时候，他叹了口气。终于，他谅解了烟鹂及自己人性的软弱，记起活在人世间无数的烦忧和责任，“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
　　每次读至此，总是疑惑不已，那双躺在地板正中带着鬼气的绣花鞋，成了事态转捩的关键。如果说绣花鞋是烟鹂急逃时遗下，场面理应一塌糊涂、混乱不堪，而不是摆成前后相近的“微带八字式”的形状。我疑心这双鞋就像鲁迅《药》中烈士坟头红白的花环，是作者凭空添上的。这掷鞋于地的示意，似乎与从前的相思卦习俗有关。
　　在明清时，女性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