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革"岁月的胸怀与境界-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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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　仁
　　对于钱钟书、杨绛夫妇和林非、肖凤夫妇之间，在“文革”后期发生过的一场邻里纠纷，我原先也曾略有所闻，却知之不详，总觉得这件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的琐事，如果双方都能够采取宽容和淡化的态度，不再对它絮絮叨叨地纠缠不休，而让它从冷却中渐渐消逝，未尝不是一桩明智之举。如果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反思或总结此种人生经历的话，那似乎就应该开阔自己的胸怀，提高自己的境界与情操，从反思“文革”中间种种历史阴影的角度出发，分析当时许多极不合理的潮流与措施，是如何影响了自己的生活以及某些行为，从而对于有关的人们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样写起来才可能会具有启发读者的思想意义。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阅读了杨绛的《从“掺沙子”到“流亡”》（《南方周末》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读完之后真感到分外的惊讶和沉重，为什么要如此恶意地运用“沙子”等等的贬词（有的我不愿重复了，怕弄脏了自己的文章），向对方进行十分刻薄和凶狠的人身攻击呢？林非先生和肖凤女士真是这样蛮不讲理的人吗？我在好多年前为了要采访肖凤女士，阅读过不少描写和赞扬他们的文章，留下的美好印象跟杨绛女士的极端贬抑相比起来，其间的差距真是太大了，究竟孰真孰假呢？
　　一般说来当人们抵达了高龄的阶段之后，总应该变得更为旷达、慈祥和宽厚一些，可是为什么杨绛女士的这篇文章将对方咒骂得如此厉害？对方究竟如何深深地获罪于他们，从而形成了如此不可饶恕的深仇大恨？这篇文章最使我觉得惶惑的是，杨绛女士既然已经坦白地承认了，是钱钟书挥起大棒打了林非先生，如果不是林非先生用手臂挡住，击中头部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说是自己“做了不光彩的事”，如果此种反思是很真诚的话，就不该再如此迫不及待地猛烈攻讦对方了。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文学报》，在同时刊载双方的文本时，还发表了谷泥先生的短评《不做“看客”》，说是文化人之间打架下手竟如此之狠，差点儿害了性命，充分证明了人性之恶。此话真是值得深思。为什么连自己都承认是殴打和咬噬了对方，却还要如此充满恶意地去攻讦对方呢？这真使我感到百思而不得其解。
　　肖凤在《林非被打真相》一文（《中国经济时报》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有时跟她的眼光交织在一起时，似乎也感觉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多少让我找到了一条寻求答案的途径，如果没有这样日积月累的仇恨的心情，确乎就不会出现杨绛女士如今撰写的这篇文章。原来问题的关键就是在“文革”期间，他们单位的“革委会”在进行“斗批改”的阶段时，为了解决年轻研究人员的住房过于局促和拥挤，实行了一种在后来造成不少尴尬局面的调整住房的措施，把许多研究人员捏合到了一起居住。根据肖凤女士此文的说明，仅在这一座只有三十二个单元的四层小楼的公用住房之内，就同时搬进去十家年轻的研究人员，涉及到调整住房的比例竟高达百分之三十左右，也可见这个单位居住情况的异常紧张了。这种住房拥挤的情况，其实在当时是比比皆是的，因为从全国解放之后不久，就热衷于掀起一场又一场紧张激烈的阶级斗争，同时还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却没有从整体上合理地解决社会生存环境的有关问题，认真负责地考虑去建造更多的房屋，不断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而让众多的人们长期拥挤和混杂在一起居住，人们的生存状态真是处于一种悲剧性的氛围之中。
　　钱家原来是并不属于此种情况的幸运者，独自居住着一个单元，却在“文革”时期“斗批改”的阶段中间，被迫打破了一统的局面，由此产生出不快与反感的情绪来，自然是完全合乎心理逻辑的；而肖凤女士也反复说明了自己家庭的迁徙，是因为护理他们新生婴儿的保姆，提出绝对不能与他们夫妇同住在只有一间狭窄的卧室内，而不请保姆帮忙，他们夫妇又无法上班，虽然经过了再三的犹豫，最后也只好作出迁徙的无奈选择。当时此种“斗批改”的措施，只能算是面对住房问题尖锐矛盾的一种粗糙的操作方法，除此之外或许确乎也找不出更为妥善的方案来，结果是造成了许多的人家，双方都处于别扭的环境里面，或明或暗的不和、呕气与吵架，往往就会成为必然要发生的事情。然而像杨绛女士表现得如此强烈和延续至今的仇恨的情绪，似乎也是较为罕见的。
　　此种极不合理的居住状况，不仅在“文革”中间大量的发生过，她们两个文本所叙述的这场发生于“文革”后期的纠纷，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悲剧罢了。就是在“文革”之前也始终存在着住房紧张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的痛苦与悲伤，远远地超过了杨绛和肖凤所叙述的情况。有多少像肖凤女士这样的知识分子和职员工人，她们昼夜都渴望着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独立空间，而不是万般无奈地被分配到一种暂时解决困境的困境中去，然而她们在当时能够有这样的幸运吗？值得欣慰的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片改革开放的新气象，人们的住房问题获得了大幅度的改善。如果能够从这样的视角反思那一场小小的纠纷，而不是充满仇恨和恶意地攻讦对方，文章所表现出的胸怀和境界，是不是会迥然不同呢？
　　杨绛女士这个大规模发动进攻的文本中，人身攻击的气息确实是十分明显的；而肖凤女士这个防卫性的说明情况的文本，企图澄清被攻讦的情况并非事实，基本上是采取说明文字的写法，却也潜藏着一股被攻讦之后的极大的怒气，在文章即将结束时终于爆发了出来。由于杨绛女士的文本是属于进攻的性质，首先提出了不少的纠葛，这自然就引起了我加以仔细分析的兴趣，而在经过了这种辨析和对照的工作之后，就不能不发现其中叙述的不少情节，明显地不符合正常的情理与基本的事实，带上了不少虚构的因素，有的甚至还渲染得过分的离奇，简直像是在滔滔不绝地“戏说”着什么。
　　譬如说杨绛女士叙述肖凤在进驻“学部”的“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竟无缘无故地大骂她女儿是“五·一六的臭寡妇”，这自然是为了刻意渲染对方的凶悍。不过只要是经历过“文革”这一段生活的人们，就一定终生都难以忘却：当时在“工宣队”或“军宣队”任何成员面前，都是绝对不敢高声嚷嚷的。他们的任何一个指示和号令，都可以决定自己目前或是以后的命运，大家在、工军宣队的年轻师傅和班、排长面前，也都只敢和和气气与恭恭敬敬地说话，怎么会像是吞下了豹子胆似的，敢在这军宣队的第一把手面前，如此胆大妄为地吵吵闹闹？这样的一种场面是决不可能发生的。我曾经采访过肖凤女士，后来又有过不少的交往，深感她是在待人接物方面极有礼貌的一位作家和教授，像那样的写法纯属是为了给对方抹黑，而任意进行涂抹的一种谎话。
　　又譬如说为了丑化林非先生与肖凤女士的品格，杨绛叙述钱钟书去了河南的“五七干校”之后，林非与肖凤躲在自己的小屋内，窃窃私语地嘲笑她女婿上吊自杀的事情，用以证明他们的幸灾乐祸。其实这只要读者稍微转动一下头脑，略加一丝分析的话，就可以判断出来这是一种编造得很不高明的假话，因为林非和钱钟书是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在当时一再号令“连锅端”的强制的气氛中间，林非和钱钟书已经在同一天去了千里之外的“五七干校”，怎么会有可能滞留在北京，嘲笑他们家中发生的灾祸呢？我还可以找出证明这一点的铁硬的事实来，这就是我在多年前阅读过林非的散文《我和牛》，叙述他们整个单位凄凄戚戚地离京远行的惨状，以及他自己坐在奔腾南下的火车上，被妻离子散的痛苦所折磨的颤栗的内心。这篇早已发表的作品，绝对不可能是预测到多年之后会有杨绛女士的文章，才作出精心的预防，他确实是早已去了远方的“五七干校”，当然就不可能关起门来，跟肖凤悄悄地嘲笑他们。像这样不假思索地编造谎言，企图给对方抹黑，应该说是一种很拙劣的手法，所收的效果就适得其反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即或别人在自己的小屋里“窃窃嬉笑”，就一定是“嬉笑”你们吗？
　　我阅读过《钱钟书传》《杨绛评传》（孔庆茂）和《钱钟书传稿》（爱默）这几本书，在那里都含糊其词地说是“文革”期间，由造反派组织指派一对年轻的造反派夫妇，住进他们传主的单元里去，这些情节都叙述得并不清楚。杨绛女士这一回的文章倒是讲得很明白的，她说是在一九六九年夏天，自己的住房“分掉两间”，住进来的“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接着就将迁入的对方称为“沙子”，这自然是一种怀恨在心的蔑视之意，却也并未把仇恨的对方说成是“造反派”，在这一点上似乎比孔庆茂和爱默先生要显得实事求是。
　　今天回顾“文革”的往事，“造反派”早已成为一个具有恶谥意味的名称了，然而在当时作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却又是多么光荣的事情。正因为在当时作为“造反派”的成员，是一桩十分荣耀的事情，所以就必须是在“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这两个方面，都能够经得住检验的人们，才会被接纳和参加进去。肖凤女士的文章已经说明了，林非先生在“肃反运动”中的“右倾立场”，以及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早已受到过批判和处分，从“文革”开始之后，又被造反派张贴的长篇大字报上，批判为“漏网右派”，真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局势，怎么可能参加到这个“响当当”的行列中去，享有造反派的殊荣呢？如果这些传记作者在“文革”期间，竟敢给林非先生戴上这顶桂冠的话，肯定会被真正的造反派愤怒地批判为一种亵渎的行径。我早就从林非先生的《记赵树理》和《小灾小难》等散文中，得知他几十年来坎坷的生活历程，这肯定也不可能是预先编造好的假话，再加上杨绛女士文章中的确证，充分地说明了林非先生绝对不可能是当时的“造反派”。孔庆茂和爱默出于丑化自己传主对立面的目的，只是根据一些拨弄是非的误传，就不加调查与分析地随意写作，说明他们写作的态度实在是太不严肃了。运用杨绛女士这篇文章中的说明加以对照的话，也显示了他们的这些文字完全是违背事实的，像这样平白无故地损害和侵凌一位著名学者的名誉权，就是从传记写作的道德原则来说，是不是问心有愧？
　　不知道杨绛女士是否阅读过这些传记材料？总是有下述的两种可能，一是也许由于写作生涯的过于忙碌，无暇去顾及那些文字；其二是也许在看到之后就让它去流传。她这一回的文章正是将对方说成“革命男女”，运用如此的模糊战术，将这个名词隐隐约约地引向“造反派”的方向。而当前不少年轻读者对于“文革”中间的许多情况，又往往是混混沌沌地搞不大清楚，于是此种老谋深算的良苦用心，不就容易达到自己进行如此引导的目的了吗？她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间，又将林非先生说成“是整‘五·一六’而为‘革命’立功的人”。当时的所谓“整‘五·一六’”，是针对在剧烈斗争中一批垮台的造反派而言的，后来却又不了了之，成为“文革”中间一个至今尚未彻底解开的谜团。根据杨绛女士的此种说法，就更是从她自己“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的界定，又进一步把林非先生视为与“造反派”对立的人了。其实在“文革”时期的整个社会氛围里面，始终都分外地重视“政治表现”与“阶级出身”，参加“造反派”也好，整治“造反派”也好，都必需符合这样的两个条件。在政治与思想上屡受批判和处分的林非先生，无疑是不可能被畀以如此的重任，立下这种功勋的。
　　杨绛女士在叙述当时分配房屋的过程中，说是林非先生的母亲从南方特地赶来充数，充完了数又被匆匆地打发回去，肖凤女士已经对此作了辩诬。我早就阅读过林非先生的散文《儿子的生日》《母亲的爱》这些篇章，知悉了老人在事先就早已前来北京与他们夫妇团聚，也知悉了老人的聪慧和母子间的深情，将这两者对照起来加以考察的话，可以证明肖凤女士的论辩是属实的。更何况从谁都难于动摇的母爱这种角度来说，也不可能出现像杨绛女士那篇文章中所编排的这些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