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9-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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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缘堂随笔》在日本

　　
　　？　李兆忠
　　无独有偶，就在丰子恺将竹久梦二介绍到中国若干年之后，他的《缘缘堂随笔》也以类似的方式传播到了日本。
　　翻译介绍《缘缘堂随笔》的，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译者的话》中，他这样写道：“我觉得，著作者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的缘故，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率真，对于万物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如果在现代要想找寻陶渊明、王维这样的人物，那么，就是他了吧。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中，有鹤立鸡群之感。”
　　由这段话，人们不难联想起历史上中日文化交流的盛况和种种佳话，联想起古代的日本人对白居易、陶渊明、王维、梁楷、牧溪等中国的诗人、画家的崇拜和向往。作为一位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汉学家，吉川对丰子恺的推崇，显然是着眼于中国传统文人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丰子恺俨然就是陶渊明、王维的现代传人。这样的定位，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生存危机严峻的背景下，会让人感到尴尬，并且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然而，说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却是一点不假。
　　如果说，东瀛汉学家的价值天秤中难免带有“中国情结”的话，那么，以“唯美”著称、不遗余力追求传统“日本美”的谷崎润一郎对丰子恺的推崇，更能说明问题。当时，谷崎已是日本功成名就的大作家，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作家如此器重，就显得很不一般。在专为《缘缘堂随笔》撰写的评论里，作者这样写道：“仅仅读了一本一百七十页的小册子，著作的可爱的气禀与才能，已可窥见……这本随笔可以说是艺术家的著作。他所取的题材，原并不是什么有实用或深奥的东西，任何琐屑轻微的事物，一到他的笔端，就有一种风韵，殊不可思议。”
　　不愧为日本大文豪的直觉和眼光，一下子抓住了丰子恺的要害，难怪丰子恺读到文章后，“感到一种异样的荣幸”，喜不自禁地发出“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感慨！然而细读全文，则可发现，谷崎对丰子恺不失精到的把握中，又隐藏着某种耐人寻味的“错位”。这再一次证明了国际文化交流取同舍异、为我所用的基本原理，也显示了东方文化共同体的张力与活力。
　　其实日本趣味也好，中国趣味也好，都是东方趣味，彼此有着内在的相通。这种相通往大里说，是“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生命哲学，往小里说，则是对“生活的艺术”或“艺术的生活”的重视和追求，用谷崎润一郎的话来说，就是将“任何琐屑轻微的事物”变成艺术的“趣味”。谷崎与丰子恺的共鸣，不妨说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丰子恺对日本漫画的喜爱，从根本上讲也是这个原因，在他看来，日本的漫画所以特别发达，在美术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是因为“其国民的气质对于此道似乎特别相近。那些身披古装，脚登草屐，而在风光明媚的小岛上的画屏纸窗之间讲究茶道、盆栽的日本人，对于生活趣味特别善于享受，对于人生现象特别善于洞察。这种国民性反映于艺术上，在文学而为俳句，在绘画而为漫画”。
　　读一读日本古代的随笔《枕草纸》（清少纳言）、《徒然草》（吉田兼好），再读一读现代日本作家的小说散文，比如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川端康成的《美丽的日本与我》，便可知道“趣味”这种东西是多么不可救药地操纵着日本人的神经，一脉相承地流传至今。
　　对“趣味”的讲究，原本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并直接影响和熏陶着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可谓小菜一碟。可惜的是，近代以降，随着西方文明的大规模东渐与民族生存危机的日益严重，这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根本的怀疑与挑战，被视为“落后”和“腐朽”，甚至与亡国亡种牵扯到一起。迷恋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理所当然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在这样的背景下，丰子恺不能不显得“鹤立鸡群”，受到批判与责难，是很正常的。然而丰子恺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生活理想，他坦率地说：“趣味，在我是生活一种重要的养料，其重要几近于面包。”甚至发出这样的千古奇论：“我觉得人类不该依疆土而分国，应该依趣味而分国。耶稣、孔子、释迦是同国人。李白、杜甫、莎士比亚、拜伦是同国人。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是同国人……而我与吉川、谷崎以及其他爱读我文章的人也可说都是同乡。”简直天真到了极点。难怪在性命交关的逃难的路上，丰子恺依然本性不改，一有机会，艺术家的性情就要发作，那番关于西洋画与中国画的异同和优劣的妙论，就是在逃难的船上有感而发，而艺术家的才能和名气，也帮了丰子恺的大忙，使他绝处逢生，遂有“艺术的逃难”这句绝妙的名言，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增添一段难得的佳话。比较同样描写逃难的作品，比如钱钟书的《围城》，其差别可谓泾渭分明。
　　写到这里，不能不谈到夏目漱石。在日本的作家中，夏目漱石是丰子恺最推崇的一个，也是给予他精神上影响最深的一个。丰子恺在自己的文章里，一再提到夏目漱石，说“夏目漱石真是一个最像人的人”，并且引以为知音。在《塘栖》里，作者开篇就引夏目漱石的小说《旅宿》中的一段抨击火车这种“蔑视个性的东西”的文章，然后写到：“在二十世纪中，这样重视个性，这样嫌恶物质文明的，恐怕没有了。有之，还有一个我。我自己也怀着和他同样的心情呢。”文章最后这样结束：“我谢绝了二十世纪的文明产物的火车，不惜工本地坐客船到杭州，实在并非顽固。知我者，其唯夏目漱石乎？”
　　然而，丰子恺的作品到底不是一个“趣”字所能概括。事实上，除了“有趣”，《缘缘堂随笔》另有内涵厚重、思想深邃的一格，如《渐》、《大账簿》、《家》等篇什。其实，即便是那些妙趣横生的作品，在“有趣”的表层里，往往隐藏着微言大义，与“人生的根本”紧密相关，就像《吃瓜子》最后点题的那样：“将来此道发展起来，恐怕是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呢。”同样，丰子恺对儿童世界的尽力描写，对童心、童趣不遗余力地赞美，包含着对“冷酷的”、“虚伪的”、“实利的”的成人社会的批判与绝望。“趣味”在丰子恺那里虽然不可或缺，毕竟只占一层境界，在此之上，还有一个更加阔大的世界。耐人寻味的是，谷崎润一郎没有注意到这一些。
　　谷崎润一郎对《缘缘堂随笔》“唯趣主义”的解读，令人想起佐藤春夫对他的那句著名的评论。佐藤说，谷崎润一郎是一个“没有思想的艺术家”。其实，岂止是谷崎，多数日本艺术家都如此。感性胜于理性，趣味优于思想，本是日本文化精神的主流，也是它的基本特色，用佐藤春夫的话来说，就是日本人“非常缺少思考的才能或者嗜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既无思想又无哲学的民族”。这并非空穴来风，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天灾频仍的岛国，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它特别重视人际关系的“和”，单一的民族，又保证这种“和”最大程度上实现。这样的民族，是不需要深刻的思想的，因为任何深刻的思想，都包含着批判性与颠覆性，对于日本这样的民族决不合适，而东瀛岛国特有的文化风土，它的美丽与润泽，无常与多变，本来也不宜于思想，而更宜于艺术。思想不发达，并不妨碍艺术，不妨反过来说：正因为思想不发达，艺术才格外繁荣，戴季陶说得很到位：“日本审美的程度，比较在诸国民中算是高尚而普遍，如果我们从他的德性品格上去分析起来，崇高、伟大、幽雅、精致这四种品性，最富的是幽雅、精致，缺乏的是伟大、崇高，而尤其缺乏的是伟大……日本人标榜为美的极致，不过一个富士，伟大崇高也不比中国的诸名山。不过他在一个海国山地当中，溪谷冈陵，起伏变幻，随处都成一个小小丘壑，随地都足供人们赏玩。而这些山水都是幽雅精致，好像刻意琢成功一样。这样明媚的风光，对于他们的国民当然成为一种美育，而自然的赏鉴遂成为普遍的习性。”如此丰富的自然之美，容易使人沉湎于其中而不可自拔，这就是“唯美”的艺术在日本大行其道的真正原因。
　　谷崎润一郎与丰子恺这种微妙的“错位”，是由大陆与岛国两种不同的文化风土造成的。如果说丰子恺的“琐屑轻微”里含着“以小见大”的美学追求的话，那么谷崎的“琐屑轻微”就是日本人特有的“以小为美”的艺术本性的表现。就像在日本文学中难以读到“黄河之水天上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样的雄浑壮阔的意境，在中国文学中也不容易找到“古老寺钟的裂缝里，沉睡的蝴蝶哟”那样的精镂微刻、吟味细节的诗句，背后有各自的文化背景的根据。
　　正是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异，使丰子恺在由衷地喜爱日本文化的同时，又感到不满足，丰子恺认为：“无论什么东西，一入日本，就变本加厉，过分夸张，同时就带有一种浅薄和小家气。”这种感觉当然不只丰子恺一个人才有，几乎是所有中国文化人对日本文化的共识。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丰子恺在日本只逗留了十个月，说文化上有什么大的影响，恐怕有些夸张；而且，与那些长年在日本浸泡、深受日本文化熏陶、连文字都带“东洋臭”的留日族作家不同，丰子恺的语言是地道的中国风，艺术感觉也是纯中国式的。那么，丰子恺与日本的这种文化上的亲和力，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假如问：偌大的中国，地理及自然风土与日本最接近、最相似的，是哪一部分？回答肯定是：中国的江浙。再问：历史上与日本交涉最多的，文化上彼此影响最大的，是哪一地区，回答也肯定是：中国的江浙。正是这种地缘文化上的亲近，决定了江浙与日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众所周知，中国的“吴文化”对于日本文明的形成，有着本体性的意义，所谓的“弥生文化”（标志着日本脱离“史前”蒙昧状态的文明，时间在公元前后的数百年），其实就是建立在“吴文化”基础之上的。自古以来，日本一直称和服为“吴服”，而“吴音”又是日语的一大系统。同样，在江浙沿海一带，日本文化的痕迹也清晰可辨，那一带地方的语言（比如宁波方言），发音与日语非常接近。
　　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中国的“日本通”为什么大半出在江浙：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戴季陶、蒋百里、夏丏尊、陶晶孙、缪崇群……可以开出长长的名单来。徐志摩没有留过日，与日本的交涉，仅限于陪同泰戈尔访问与赴欧美时的短暂途经，满脑子都是“康桥”与“翡冷翠”，然而，徐志摩对日本的感觉却是惊人的准确，他写下的《留别日本》、《沙扬娜拉十八首》都是，尤其是《沙扬娜拉十八首》中最后的一首“赠日本女郎”，却将东瀛女子的温柔雅丽演绎得惟妙惟肖，脍炙人口；他的游东散文《富士山》，对日本文化的领悟和抉发，更是敏锐超拔。徐志摩显然是凭着天生的直觉，一步到位地参透日本文化的内涵的。所有这些，离开了地缘文化上的相通，恐怕是难以讲通的。
　　假如从这个角度考察丰子恺与日本的关系，就更清楚了。丰子恺出身的浙江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县石门镇），那里四季分明，景色秀丽，物产丰饶。丰子恺这样形容自己的故乡：“石门湾离海边约四五十里，四周是大平原，气候当然是海洋性的。然而因为河道密布如网，水陆的调剂特别均匀，所以寒燠的变化缓和。由夏到冬，由冬到夏，渐渐地推移，使人不知不觉……而每一回首，又觉得两个月之前，气象大异，情景悬殊。盖春夏秋冬四季的个性表现，非常明显。故自然之美，最为丰富；诗趣画意，俯拾即是。”这段描写，几乎可以直接用来形容东瀛列岛的地理气候。
　　丰子恺坦言不习惯别的地方的地理气候，因此而更加珍惜故乡的一切：“我流亡之后，经过许多地方。有的气候太单纯，半年夏而半年冬，脱了单衣换棉衣。有的气候变换太剧烈，一日之内有冬夏，捧了火炉吃西瓜。这都不是和平中正之道。我很不惯。这时候方始知道我的故乡的天时之胜。在这样的天时之下，我们郊外的大平原中没有一块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