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9-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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饨邮埽�对你有好处；你不接受，推动你去思想，也是一种贡献。
　　钱：其实我们是根本一致的。

　　近现代语文课程教育

　　
　　——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
　　？　胡乐乐
　　一
　　由于传统的私塾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样就有了近代语文教育的萌芽。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成为我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后在全国推行的学制；1905年，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等一系列新政措施的框架之下开始单独设立“中国文学”一科。
　　1909年（清末光绪三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林纾编的《中学国文读本》和吴增祺编的《中学国文教科书》。这是我国较早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其中，最通行的是《中学国文教科书》，这套书共五册，选文七百篇，每课八百字，每册前有例言一篇，论文家渊源、文章优劣，介绍一些文学史常识；选文全部是文言文，编排由近及远，从清上溯至秦汉；文章分析采用传统办法，对精彩的文句加以圈点勾画，还有总评、眉批。
　　民国初年，中学语文教科书大多承袭旧版而了无生气。谢无量编的《新制国文教本评注》是当时流行最广的教科书之一，全套书共四册，选文三百一十九篇，也全是文言文，按从今到古的系统编排。
　　尔后，教育部相继颁发了一系列的国文教育法令与教学规定。1918年12月28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以筹备国语统一及方法为宗旨的《国语统一筹备会规程》，国语运动初见成效。
　　再后，在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推动之下，语文教育迈上了现代化之路。由于初创阶段的国文教科书全部是文言文，基本只是文章汇编，有少量圈点评语，后经胡适等人提倡，语文教育才逐渐摆脱文言文的模式，开始采用现代白话文，不但语文教科书的编写语言而且教学用语也渐渐白话文化。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言文终于为白话所取代，一向被讥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的白话文，终于合法地进入了语文教材。1924年，叶圣陶等编写的《初中国语教科书》共三百六十篇，白话文就有九十五篇，占到教材篇目总数约百分之二十六。
　　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是沈星一编的《新中学古文读本》与《新中学国语读本》、顾颉刚与叶圣陶等编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与《新中学教科书高级国语读本》。
　　抗战前，中学语文教科书仍主要由民间编写、政府审查出版、学校自行选用。这时期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加强了语文知识的编排，大多附有作者介绍、题解、注释和少量习题，逐渐形成现代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制传统。比较通行的教科书有傅东华编的《复兴初中教科书国文》和《复兴高中教科书国文》、宋文翰编的《新编初中国文》和《新编高中国文》、夏丏尊与叶圣陶编的《国文百八课》。其中，《国文百八课》是一套最具特色的初中语文教科书：这套教科书选文语体文比文言文多；应用文和说明文比较多；语体文中记叙文居多，且多数是后世传颂的名篇，如《孔乙己》、《背影》、《最后一课》等。这套教科书对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乃至语文教育的科学化都进行了重要探索，迈出了一大步，对后世语文课本的编制有重大影响。
　　1937年抗战爆发后，出现了教科书编制、印刷和运输等方面的困难，国民党政府趁机将一直沿用的教科书“审定制”改成“部编制”，统一筹划和组编中学语文教科书，语文教育党化意识较浓。为了加强思想钳制，在教科书中编入大量“党国言论”、政界要人的文章讲话，大大削弱了国文教育的科学性、实用性和思想性，这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不满和抵制，各大出版社纷纷重印或新出各种国文教科书。
　　二
　　传统语文教材的主流模式是“文选模式”。“文选模式”的构成要素有课文、诠释、练习和知识短文，课文大多是选来的文章和文学作品，这种模式最早可追溯到萧统所编写的《昭明文选》。文选读本所选的大都是历朝历代的名家名著，有利于学生阅读和仿作习文。
　　清末民初，随着语文教育的发展，语文教材也不断演变，不同形式的白话文教材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1905年语文单独设科后，语文教材的体例编排也做了相应变革，一改传统的“纯诗文选”单一型状态，出现了以单元为单位的组合。随着语文教育的继续发展，1920年，白话文在语文中取得合法地位，白话文在课程中的分量逐步增大，最终取代了文言文占据了主要地位，为解决传统语文教育脱离语言实际和应用实际的问题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92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课程的《暂行标准》。此时，教材编制主要采用的是“审定制”，民间自编教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孙俍工编写的《国文教科书》是较为典型、有所创新的教材，全套书以“文章作法”的知识作为线索来建构教材体系。
　　由洪北平和何仲英编的供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的出版是中学白话语文教科书产生的标志。从此，中学白话语文教科书迅速发展起来，并在短短的十余年间，经过不断的探索，在选文和编排等方面都逐渐走向成熟。相对于白话逐渐进入小学语文教科书的过程来说，中学白话语文教科书的出现则比较突然。《白话文范》四册所选的文章大多数是当时报纸杂志发表的白话文，也选了一些古代的白话小说、诗歌和语录等，这是专选白话文作为中学语文课本的最早的一套教科书。
　　当时商务印书馆对此书所作的广告说：“近来中等学校，很提倡白话文，但是没有适用的教本，取材也很困难，这部书是南开大学教员洪北平、何仲英两位先生选辑的，有古名贤程颢、程颐、朱熹及现代教育家蔡元培、胡适、钱玄同、梁启超、沈玄庐、陈独秀诸先生的著作，不但形式上可得白话文的模范，就是实质上也都是有关新道德新知识新思想的文字，并且和中等学校的程度很合，另编参考书，凡是考据解释和语文的组织法，都详细说明，还有新文谈若干放在后面，好算一种破天荒的教科书了！”〔1〕1921年，此书的广告又说：“提倡白话文以来，中等学校苦无适当的教材，这部书精选古今名人的白话文，分订四本，并且有参考书同时出版，内容很切现代思潮、国民修养。就是语法篇法，都很妥适，可作模范，要算唯一的白话文教本了。”〔2〕
　　《白话文范》这套书的出版对当时文言独霸天下的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另外，朱毓魁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国语文类选》（民国十年七月版的中华书局新教育教科书高小用《国文读本》的封三上的广告说：“这书是选集现在最流行国语文，分文学、思潮、妇女、哲理、伦理、社会、教育、法政、经济、科学十类，做的人有胡适、蔡元培……人等都是新文学大家。”）与前者遥相呼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虽然不太符合教科书的体例，但为当时教师和学生们提供了较详备的参考资料。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作为参考或课外阅读的，如秦同培编的《中学国语文读本》四册，世界书局民国十二年七月出版。其《编辑大意》说：“国语文的推行，稍有知识的，都已觉得急不容缓。现在不但小学中感必要，就是中学学生，像在初级中学的，也感得非用国语不可。然而现在文学界编辑这一类书，已经出版的，却是很少很少。本书为供这一类的需要，特取小学后数年，及初级中学可以通用的教材，辑为是编，定名曰《国语文读本》。”
　　这段时间，白话文也进入了高中语文教科书。民国十五年，穆济波所编的《高级国语读本》三册由中华书局出版，选文全部是现代人的文章。另外，民国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吴遁生、郑次川编的新学制高中国语读本《古白话文选》二册和《近人白话文选》二册。
　　民国二十年五月出版、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教务处编的《中学国文教材》，其选文的标准是：初中部，第一学年，近代及古人浅近文言；第二学年，古今名人著作较为平易者；第三学年，古今名人学术论著及文艺作品。文体的分量：第一学年，语体文占十分之七，文言文占十分之三；第二学年，语体文占十分之五，文言文占十分之五；第三学年，语体文占十分之三，文言文占十分之七。高中部选文中语体文分量逐渐减少，没有具体的比例。
　　特别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夏丏尊、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开明书店出版）颇具水准。《国文百八课》的“编辑大意”说：“本书用分课的混合编制法，共六册。每册十八课，供一学期的教学。”全书共一百零八课。编书的目的是出于这种想法：“在学校教育上，国文科向和其他学科对列，不被认为一种学科，因此国文科至今还缺乏客观具体的科学性。本书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予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从来教学国文，往往只把选文讲读，不问每小时每周的教学目标何在。本书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文话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按程配置，次选列古今文章两篇为范例；再次列文法或修辞，就文选中取例，一方面仍求保持其固有的系统；最后附列习问，根据文选，对于本课的文话、文法或修辞取复习考验的事项。”这套书选文力求各体匀称，不偏于某一种类、某一作家，内容方面亦务取旨趣纯正，有益于青年的身心修养的。编者特意不在选文中附注释，留下余地给教者学者利用工具书解决问题。由此可见编者对语文教科书之科学化与完美化的大胆探索和不懈追求。
　　新国文教育以来，还须书上一笔的是夏丏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该书可以看作是一本特殊的语文教材。作者将语文知识用生动的“故事”形式深入浅出地写给中学生看，使他们在读很切近于他们生活的故事中，获得丰富的读写知识。朱自清在该书的“序”中评价道：
　　丏尊、圣陶写下《文心》这本“读写的故事”，确是一件功德。书中将读法与作法打成一片，而又能近取譬，切实易行。不但指点方法，并且着重训练；徒法不能自行，没有训练，怎么好的方法也是白说。书中将教与学也打成了一片，师生亲切的合作才可达到教学的目的。所以这本书不独是中学生的书，也是中学教师的书。再则本书是一篇故事，故事的穿插，一些不缺少；自然比那些论文式纲举目张的著作容易教人记住——换句话说，收效自然大些。至少在这一点上，这是一部空前的书。
　　三
　　课程内容的改革必然引起教学方法的变化。“自从白话提倡以后，有许多吃国文教员饭的，根本上虽然赞成他，但很觉得在教授上不能教。因为教白话却又用不着从前教古文的翻译法了；教古文可以叫学生抄典故，现在典故又用不着抄了。翻译不要翻译，典故不要查考，那么教员还有什么事可做呢？这几年来，教授白话文很困难的声浪，常流动在教育界中；而白话文教授很不易普遍的原因，也大半为此”〔3〕。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提倡白话文教学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国语文侵入中学教科书里不过二三年的光景，倘若不从教法上研究，那前途的发展就非常黑暗了”〔4〕。所以，现实中产生的问题迫切需要人们努力探索一套有别于文言文的白话文教学方法。
　　在教学白话文时，语言文字方面对于已经具有一定文言文基础的学生的确没有多大困难，但对于文章的内容，学生确实未必明白。当时报纸杂志所刊载的白话文，大多充满了激烈的变革思想。这些内容，中学生没有听说过，教师也没有见过，对那时人来说也都是新鲜的，否则它们也就不会在具有新闻性质的报纸杂志上出现了。“实际上那时所谓新思潮，人生哲学和社会问题，几乎占了全部的地位；从报刊上抄下来的文章，也多是讨论主义问题的新思潮。”〔5〕所以，对于不久前还是满嘴子曰诗云的中学生，认识、理解一些从未见过的名词和内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实他们懂的是白话，至于白话文，文的内容，文的做法，未必能够全懂。我每每讲一篇千字左右的白话文，如陈独秀《人生真义》、蔡元培《杜威博士生日讲演辞》等，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