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9-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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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　录

书屋絮语书屋絮语邵水游
阡陌纵横科学、史学与近代中国的意义危机蒋贤斌
旧书新识　日本人的世俗精神贾庆军
旧书新识　《缘缘堂随笔》在日本李兆忠
尘影斑驳　1945年北大“易长风波”张晓唯
尘影斑驳　1938年川大“拒程运动”黄文华
湖湘人物　向达先生四十年祭散　　木
湖湘人物　周扬与法捷耶夫周景雷
名人心曲　徐志摩如何“捧杀”了泰戈尔孙宜学
名人心曲　废名的真陈建军
名人心曲　汪静之五四情诗裴毅然
名人心曲　孙犁的“自辨”杨建民
名人心曲　朱东润的“蝗虫”之喻王　　昊
文坛景观　落叶满街无人扫张宗刚
教育论坛　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对谈钱理群　孙绍振
教育论坛　近现代语文课程教育胡乐乐
边走边看　俗界之欲伍　　国
边走边看　青楼莺声为谁啼？乐　　云
宦海纪闻　“政由贿成”李占伦
宦海纪闻　官场“红楼”张宗子
来稿摘登　正误交织陈独秀邓立勋
封　　二　苍岩飞练张仁芝　画
封　　　　三　人生如梦又如水钟丕瑜　文画
预　　　　告　2005年第10期目录


　　《书屋》二〇〇五年第九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邵水游
　　公差东北，顺路闲逛了沈阳故宫，再坐近六个小时的火车到长春，参观了伪“满洲国”皇宫，联想起北京故宫，清朝的轮廓鲜明。从规模初具、宏大疏阔到齐整划一、泱泱浩荡，再到偏安一隅、仄狭紧逼，一段历史仿佛浓缩在三处建筑物之中，是为浩叹。
　　满族骠悍强硬，能征善战，骁勇无比，无坚不摧，史有定论。入关之后，励精图治，逐鹿中原，康乾盛世，中外咸服，蔚为壮观。然道咸以降，由盛而衰，偌大的王朝毁于一旦，直止在日本侵略者卵翼下，溥仪做起“儿皇帝”，仰人鼻息，为国人所不耻。沈阳与长春两座皇宫相隔不远，一为起始，一为落幕，当为殷鉴。
　　晚清内外交迫，朝纲不振，变局顿起。国门虚设，夷舰长驱，争贸易，挟长技，难与争锋；鸦片之害，甚于猛虎，银两大肆外流，国库虚空，几无粮饷；天灾人祸，百姓遭殃，几无御敌之兵。鸦片之战，了无章法，先是任意更改定例，后是谎报战功，虽有小胜，不改格局，“百年之患，遂成今日之祸”，随后豆区瓜分，国不将国。内有太平天国，回、捻蜂起，平而不已，拆屋散架，如桶脱底。
　　吏治污浊，“政由贿成”，是其崩溃的致命伤。清朝律法不可谓不严，然法令为官吏挟持，法为己用，“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贪赃枉法，晚清一节鲜有清官廉吏。好谀嗜利，上下其手，官吏敛财有如蛇蝎，是为乱局。不惟贤良，只认银两，宵小当道；不问功业，只依关节，纨袴干政，官僚不成体统，生民犹坠地狱。
　　官吏不识时务，前倨后恭，韬略不修，逶迤难断，虽有振作，难挽颓势。夷夏之别，老大自尊，不知“魏晋”；与夷人交道，诓诈无礼，无论见识；洞开去势后，又任其自横，卑躬屈膝，媚态尽现。虽有洋务自救，大体不变，徒袭皮毛，甲午一役，败局铁定；庚子之变，冀蛊惑以振国运，殊不可思议。尔后一蹶不振，终落长春皇宫之小，消弥无形。
　　吏治关乎天下。甲申三百年，犹在祭祀；道咸之乱，如挂目前。面对三处皇宫宽窄大小，感
　　忧在怀。眼下，腐败为民所共指，蚁穴堪忧；外敌环伺，不亚前朝，国人自当警醒。
　　“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痛哉斯言。
　　中国历代书法家——
　　王献之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东晋著名书法家，山东临沂人，生于山阴（今浙江绍兴），为王羲之第七子。历任州主簿、秘书郎、秘书丞、长史、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世称“王大令”。书性颖悟，才气勃发，幼学于父，次学张芝，终不为其父所囿，别创新法，自成一家。论者谓“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在书法史上与其父并称“二王”，或尊称“小圣”；又与其父及张芝、钟繇合称“书中四贤”。
　　王氏本性潇洒，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风流为一时之冠”，“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皆发于衷”。楷、行、草、隶诸体兼精，尤以行草擅名。乃于“行草之外，更开一门”，独创“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之新书体，名为“藁行之草”；又另创草书“一笔书”，即米芾所称：“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将张芝之章草与其父之今草推进一层，而为后世狂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其小楷书则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唐代诸大家如欧阳询、虞世南、王绍宗、孙过庭、张旭、怀素等莫不受其影响。
　　其遗墨传世甚少，至今可见之书迹仅《鸭头丸帖》、《洛神赋十三行》、《中秋帖》、《十二月割帖》、《东山松帖》、《舍内帖》、《新妇地黄汤帖》、《兰草帖》、《鹅群帖》、《廿九日帖》、《送梨帖》等数种，均为摹本及碑帖拓本，且多有真伪之争。《洛神赋十三行》为其小楷代表作，今传者为贾似道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世称“碧玉十三行”，字体秀劲圆润，论者谓行世小楷无出其右。《中秋帖》为米芾所临，清乾隆帝将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珣《伯远帖》合誉“三希”，其“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纵逸豪放，俊爽流畅，为其所创新体“一笔书”之代表作。被崇为“书坛风流”之《鸭头丸帖》，乃其“藁行之草”代表作，为唐人摹本，全帖仅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均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枯润有致，笔道流泽，婉转妩媚，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
　　（万　方　文）

　　科学、史学与近代中国的意义危机

　　
　　？　蒋贤斌
　　一
　　二十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折年代，这个时代的变局不仅意味着中国政治社会建制处于由大一统王朝帝国、宗法家族制度向现代性政治社会制度转变，同时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也处于由儒家意识形态范式向现代性范式转变。这两种转变之中由于存在着“质”的变化，进而引发了两种危机：前一种转变所显现出的便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后一种便是道德和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近代中国，正是在这两大危机的互相激荡、冲击下蹒跚前行的。
　　按张灏的说法，中国近代意义危机凸现于1895年至1930年的“转型时代”，它包括道德取向、精神取向和文化认同三个层面的危机〔1〕。此前，中国儒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意识系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以仁为中心、以礼为规范基础的人生观，这一整套关于宇宙、自然、生命、人生的来源和意义构架维系着中国数千年士大夫甚至于一般民众的信仰和意识世界。在这一套系统中，人们只要按照儒家的那一套“修身”方式去做，人的生活就有意义，最终可以达到与“天”全面融合的完美境界〔2〕，“内圣外王”便是其明确的路线和目的。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武力的扩张、欧洲文化的刺激以及旧社会结构急遽变迁等多重冲击下，这一传统的意义世界发生了崩溃：在道德价值层面，以“礼”为基础的儒家规范伦理——三纲五常为核心——彻底被动摇并逐渐解体，而以“仁”为基础的儒家德性伦理——圣贤君子的人格理想和天下国家的社会理想是支柱——也完全被解纽；在文化取向层面，当近代中国被迫落入以西方霸权为主的国际社会中后，千年的“夷夏之辩”文化的自信与自尊完全被颠倒。不仅如此，近代国人还发现他们所必须虚心求教的“西学”正是源于侵略中国的西方国家；在精神取向上，在西方基督教与西学，特别是科学自然主义的冲击下，以天人合一为观念展开的，以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以及理、气、心、性等基本范畴构成的宇宙观被推翻。总之，在旧有的意义体系崩溃以后，中国人无论是上层士大夫还是普通民众在思想意识上都产生了巨大的混乱和茫然，陷入了严重而普遍的“精神迷失”的境地，如同一个人被抛置于一个陌生的广场上，不知出路在哪？出现了当代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所谓的“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3〕。这一历史情境可以说是中国自中古时代佛教传入中土后所未有过的。
　　二
　　如何解决这一意义危机呢？清末民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等知识分子纷纷走向佛学，使佛学研究一度盛行，从思想史的内在理路上来看这是对重构意义世界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康有为欲把“孔学”定为“国教”的企图也可看作是对意义危机做出的应对。当然，面对强势的“新式”西学，佛学、孔学这类“旧学”功夫是难以招架的。针对于此，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高举了“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希望以民主来重建社会政治秩序，以科学来克服意义危机，引导国人走出“广场恐怖症”。他们坚信，科学可以解决信仰问题，可以给转型时期的中国人在思想意识上提供可靠的指针，无论是人生观还是世界观。
　　相对其他文化而言，“科学”无疑是西学的一个核心特质。陈独秀独具匠心的高举“科学”的旗帜后，“科学”的信仰便在中国盛行。当然，这种对科学的信仰，是一种科学主义，它是从西方近代主要知识传统中产生出来的，“它把所有的实在都排放在一个自然秩序之内，而且认为只有科学方法才能理解这一秩序的所有方面，无论是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4〕。自启蒙时代到十九世纪末，整个欧洲知识界都弥漫着这种“科学万能论”态度，可以说，启蒙“祛魅”以后，“科学”已取代上帝成为伟大的、全能的而且是善的力量和象征，人们相信有了科学，人类就会在幸福的大道上向前奔驰。尽管到了十九世纪末，西方思想界已开始质疑“科学”，但是对科学持乐观主义的科学主义却从西方向世界扩散。显然，民国初年，当《新青年》和《科学》在中国宣扬科学时，中国人对科学是持乐观的科学主义态度，正如张君劢所说，当时国人对科学是“唯唯称是，莫敢有异言”。
　　近代中国对科学较早产生质疑的是梁启超。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造成的物质灾难和精神失落使梁启超对“科学”产生了失望：“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可现，但现在，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5〕
　　梁启超这种以诗人的直感表达出来的对科学的质疑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如同古井微澜，难以引起较大反响。引发对“科学”进行争论的是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关于“人生观”的演讲，演讲中张君劢质问：科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吗？由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学术思想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大讨论由此拉开帷幕。
　　梁启超、张君劢对“科学”的发问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具在突破性的意义，正如李泽厚指出：“如果纯从学术角度看，玄学派所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某些基本论断……比起科学派虽乐观却简单的决定论的论点论证要远为深刻，它更符合于二十世纪的思潮。”〔6〕然而，问题是，发生在中国这一时期的这个讨论不是关于学术问题的讨论，而是“一场关于如何应对意义危机的大争论”〔7〕。既然是为了应对危机的讨论，“玄学派”的观点在思想学术上深刻尽管深刻，却是“飘浮”于中国危机现实感之上的，因而，被当时的科学派骂为“玄学鬼”；相反，科学派的观点简单是简单但却“直接明了”“斩钉截铁”地指定了方向，满足了急于要走出思想意识上的“广场恐怖症”、意义危机的国人的需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曾指出，在一个处于“普遍的迷失感”的社会中，寻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是极为迫切的〔8〕。这样，意识形态更强的科学主义便取得了胜利。
　　当然，科学主义胜利的原因并非如此简单，据汪晖教授研究，它是与晚清和民国以来的“教育制度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