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7-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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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恕？宽恕！宽恕……
　　——西蒙•；威森塔尔的悬问
　　？　邵
　　建
　　面对西蒙·威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这一陌生的名字，我想，应该作一简单的介绍。
　　西蒙·威森塔尔，一九○八年生于奥匈帝国，后毕业于布拉格的一所大学。二战期间，作为犹太人，他被囚入集中营达五年之久。战争结束时，他和妻子两家人共有八十九名亲戚死于纳粹之手。战后，威森塔尔加入了美国追查战犯委员会，一九四六年，他又和其他三十名集中营幸存者共同创立了犹太历史文献中心。该中心旨在调查和追踪纳粹战犯，它先后把一千一百多名纳粹移交法庭审判。除了投入“中心”的事务外，威森塔尔的另一工作就是著述，围绕大屠杀，他已经出版了几本广为人知的书，比如《凶手就在我们中间》、《正义而不是复仇》、《希望之航》、《让每天记住每天》等，这些书均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当然，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则是他于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宽恕？！》。正如该书序言所说：当时美国的许多大学、中学和讨论班开始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问题列入课程表，由于《宽恕？！》鼓励大家对该问题进行讨论，所以不久它就在教学中被广泛采用。不仅如此，由于该书问题的切己性和尖锐性，惹动当时许多神学家、政治领袖、道德领袖和知识分子作家对这个问题作出回应。这个回应一直绵延了二十年仍欲罢不能，于是，一九九六年，《宽恕？！》又出了它的新版本。
　　今天，我想做的，就是把这种回应绵延到自己身上，亦即当我把威森塔尔的问题摆在我自己的面前时，我很想知道，我的回应是什么、能是什么、当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尽管我也知道，由于这个问题的难度，我很可能力有不逮。
　　那么，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一九四四年，不，一九九五年。
　　在转述发生于一九四四年“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这是威森塔尔问题的叙事背景——之前，请允许我迂回地走一下题，把时光拨到五十年后的九十年代，述及一下与宽恕有关但却属于宽容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宽恕？！》一书一九九六年在美国出第二版时，太平洋对岸的中国知识界也正在讨论类似的问题：宽容。但，宽容的讨论并非彼岸宽恕问题的“本土化”，当年讨论宽容问题的知识分子也许至今还不知道威森塔尔其人其事，至少是在当时（恕我冒失，我的根据是他们的文字从未涉及此人此书，但也许我错了）。并且，宽容与宽恕由于所指不同，也不在一个层次。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是在他们的生活语境中提出宽容并加以讨论的，它没有什么后殖民意义上的西方知识资源（尽管提及房龙），相反，讨论更多汲取的倒是属于本土的精神资源，比如中国二十世纪的思想重镇鲁迅。
　　那场发生在一家著名读书类报纸上的有关宽容的讨论事实上是被鲁迅定了调，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它出自一位著名作家之手——题目赫然就是《拒绝宽容》。“在那个口吃老教授的儿媳跪着死去，在我可爱的导师吐血而去，在那大山里的地理教师孤单地倒于雪地……这样的时刻，是谈‘宽容’的时候吗？”“那些言必称‘宽容’的人还是先学会‘仇恨’吧”，“不会仇恨的人怎么会‘宽容’呢？”“我绝不‘宽容’。相反，我要学习那位伟大的老人。‘一个都不饶恕’”（我手上鲁迅的本子是“宽恕”）。当作者这样告白时，鲁迅作为这篇文章乃至这场讨论的思想资源已经显示得清清楚楚。
　　今天的我打量几年前的讨论，当然多有遗憾。很多问题哪怕就是在以上这篇短文的寥寥引语中都被搞混了。“这样的时刻是谈宽容的时候吗”？难道谈宽容还有什么时限吗？尽管那个儿媳跪着死去、那个导师吐血而去、那个地理教师孤单地倒于雪地，但，这样的排比句却让我不明所以，因为我无法知道其中的真正原因。进而言，无论原因为何，宽容与它无关。在时间上，宽容是无条件的，它不应当有任何时限。因为有人类就会有悲剧，有悲剧就会有死亡，这种情况将伴随人类永远；如果因此而不谈宽容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没有时间谈宽容了。至于学会仇恨再来谈宽容，这种“仇恨伦理学”的宣称，让我触目惊心。把仇恨作为宽容的前提，我不知道它的根据是什么，虽然作者排比了一连串的仇恨，虽然作者认为“仇恨有多深爱就有多深”，但宽容并非为了爱。并且，我倒是担心，如果一个人的身上燃烧着仇恨的火焰，他（她）的心中是否还会有宽容（包括爱）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宽容与仇恨根本不是一个范畴，它们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问题，为什么作者会把它们置于一个语境中呢？我的判断是，作者误解了宽容。这在下面的一点上表现得更加明显：题目说的是宽容，行文谈的是宽恕。两者不加计较，混而为一，所以，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遗风，直接就演发为“拒绝宽容”的表态。尽管宽容与宽恕有着天然的联系，一个连宽容都谈不上的人，更不会有宽恕可言（这也就是我在谈宽恕问题时，首先要到宽容上绕一圈的原因）。但，差别在于，宽容与宽恕并不在一个层面。宽恕面对的是行为，宽容面对的则是也仅仅是观念。
　　在思与言及其表达的观念层面上，我是一个宽容论者。像“拒绝宽容”、“一个都不宽恕”之类的话语，我想，不是我能否说出口的问题，而是我有什么资格这样说。因为这首先牵涉到一个权利理论的问题。无论你爱谁恨谁，他和她都有表达自己想法、看法、认识和观念的权利（哪怕不同，乃至对立），这种权利我认同为人的自然权利，谁也不能剥夺。那么，拒绝宽容假如成为一种文化习惯，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不言而喻，它只能意味拒绝权利、拒绝自己所恨的人说话的权利，因为拒绝者无法容纳。即使可以相信拒绝者的拒绝真正是出于一种正义，但在宽容立场看来，也不能以正义的名义拒绝非正义的表达，当然，非正义如果仅仅是一种话语表达的话。因为，正义与非正义有时并非像楚河汉界那么清晰，并且在一个文化相对主义的时代，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正义观和不同的正义方式。比如，正如以上所举的书名，威森塔尔主张“正义而不是复仇”，但到了格瓦拉那里，就斩钉截铁为“正义就是复仇”。按照“拒绝理论”，这两种话语其中有一种是不能容身的，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呢？我不相信哪一个正义者有惟一决断的权力。在这里，惟一可行的，就是两者都有说话的权利，这就是宽容，也是正义——公正之义，并且是不计时间的。由此看来，宽容不是别的，它仅仅意味着一种中立，即不含任何价值尺度的中立。它不先在地判断什么是香花毒草，而是赞成它们可以一道开放。如果只容许正义的香花而拒绝非正义的毒草，那么，我提出的问题是：罂粟是香花还是毒草？如果是毒草，它却可以治病；如果是香花，它又可以致命。“香”与“毒”其实是出于不同价值尺度所作出的不同解释，这种解释权属于所有的人，而宽容就是容许所有的人（爱者恨者）表达自己对任何问题的解释和理解，哪怕是真正错误的。相反，拒绝宽容倒是在认识论上陷入了一种误区，即认为自己掌控了真理，并且绝对。因此，作为一个宽容论者，我非但不敢“拒绝宽容”；在权利论上，更惕惕于心的是潘恩的话：“宽容并非不宽容的反对，却是不宽容的假冒。”
　　一九四四年，“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这到底是个什么故事呢？集中营里的威森塔尔照例每天为德国人干活。这一天，他在休息的当儿，一个护士向他走来，问他是不是犹太人。当获得肯定的回答后，护士示意跟她走。进了一幢大楼之后，来到一个房间。房间里除了一张白色小床和一张小桌，别无长物。护士俯在床边和床上的人嘀咕了几句，然后就出去了，只剩下威森塔尔和他，而他是一个伤势沉重的德国士兵，年仅二十一岁。当护士出去后，床上的士兵让威森塔尔靠近，并拉住他的手表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我知道，”士兵说，“这么个时候，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死去。到处都有死亡。死亡既不罕见也不特别。我注定要死掉。可是有一些经历老折磨着我，我实在想把它们讲出来。否则我死也不得安宁。”原来，这位濒死的士兵是请那位护士去找一个犹太人来听自己死亡前的诉说，护士碰巧遇上了威森塔尔，此刻他注定就成了个听诉者。
　　“我叫卡尔……我志愿加入了党卫队。当然，你听到党卫队这个词儿……”“我必须把一些可怕的事情告诉你……一些非人的事。这是一年前发生的事……”“我犯下罪行已经有一年了。我必须给谁讲一讲这事，或许这样能好一些。”“战争爆发了，我志愿入了伍，当然是进了党卫队。我们部队中远不止我一人这么做；过半儿的人是志愿入伍的——不加丝毫思索，就好像是要去跳舞或远行。”
　　这个士兵到了波兰，经历了战争，也经历了残酷。这次执行的是这样一个任务，把几百个犹太人赶进一个三层楼阁，并运来一卡车油桶搬进屋子。锁上门之后，一挺机枪对准了房门。“我们被告知一切就绪，”接到命令，“要我们打开手榴弹保险栓，从窗户把手榴弹扔进屋去。”“我们听到里边人的惨叫声，看到火苗一层一层地舔食着他们……我们端起来福枪，准备射击任何从火海里边逃出来的人。”“我看到二楼的窗户后边，有一个人挟着一个小孩儿。这人的衣服正在燃烧。他身边儿站着一位妇女，毫无疑问是孩子的母亲。他空出的一只手紧捂着孩子的眼睛……随即他跳到了街上。紧随其后，孩子的母亲也跳到了街上。随后，其他窗户也有很多浑身着火的人跳了出来……”“我们开始射击……”“子弹一排一排打了出去……”
　　说到这里，这位濒死的人用手捂着绷带覆盖着的眼睛，似乎想从脑海中擦去这些画面。但这个画面永远也擦不去了，白天、夜间、乃至奄奄一息的现在，“我知道我给你讲的那些事是非常可怕的。在我等待死亡的漫长黑夜里，一次又一次地，我希望把这事讲给一个犹太人听，希望能得到他的宽恕。”“我知道我请求你的宽恕是一个过奢的愿望，但是如果没有你的回答，我不可能安心地死去。”“要是没有悔罪……我就不能死。我一定得忏悔。但是该怎样忏悔呢？只讲一堆没有应答的空话……”
　　正如威森塔尔自己所说：“毫无疑问，他是指我的沉默不言。可是我能说什么呢？这儿是一个濒死的人，一个不想成为凶手的凶手，一个在可怕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成为凶手的人。他在向我这样一个人悔罪，而这个倾听悔罪的人可能明天又会死于和他一样的凶手手下。”所以，威森塔尔保持沉默，自始至终只是充当了一个听者。尽管那个士兵的口吻里充满了祈求，但“最后我下定了决心，一言未发，离开了房间”。
　　当晚，那个士兵死去。
　　这真是一个非常特殊而又动人的伦理故事。但，作为叙事背景，真正引发出的问题是故事的后续：即我是否该满足这个濒死士兵的心愿。威森塔尔自己并非拿得准这个问题，回来后，他和三个犹太同伴谈起过，他们一致认为威森塔尔做得对。后来，威森塔尔又和集中营里一个和他不同教的波兰人谈过这个问题，依然不甚了了。但自此以后，威森塔尔和那个士兵一样，头脑里老是一幅画面——“那个头上缠满绷带的党卫队员”。“我已经断绝了一个临终的人最后的希望。我在这位濒死的纳粹身边保持沉默是对还是错？这是一个非常不好处理的道德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冲击着我的心灵。”一九七六年，威森塔尔终于把缠绕了自己三十年仍然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诉诸文字，交给了读者。他在结束写作时，这样问道：“亲爱的读者，你刚刚读完了我生命中这段令人忧伤的悲剧故事，你是否可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从我这个角度问一问你自己这样一个严酷的问题：‘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做？’”
　　姑且把它称为“威森塔尔问题”吧，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宽恕，还是不。
　　二○○一年，冬日之午。面对电脑，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也在思考如何回应西蒙·威森塔尔的悬问“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做”。尽管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已经是文本性质的了，因为我不会有威森塔尔那种陷身处地的语境感，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