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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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弟兄相称。为要向黑人奴隶传福音，甚至故意成为奴隶，在非洲各处饱受患难，自称“隐藏的种子”。十八世纪后期，“克拉朋联盟”成功推动了允许宣教士到殖民地传福音的立法，新教各大教会如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等，均向各殖民地传播福音，领引大批黑奴归主。英美的普世废奴运动正是“自由化”和“福音化”两种努力的汇合，一种为了“少一个奴隶”，一种为了“多一个弟兄”。
1815年，欧洲各国迫于英国压力同意废除奴隶贸易。消息传来，当晚英国各处的教堂挤满了进来祷告的黑奴。之后英属殖民地迎来了第一次黑人福音大复兴。1824年，伦敦传道会的史密斯牧师，在殖民地的一场黑奴与白人冲突中，以煽动叛乱罪被判死刑，为黑人弟兄而死。史密斯牧师在法庭上一言不发，只在宣判前大声诵读《哥林多后书》第4章8…9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这一事件震动了英伦三岛。威伯福斯因自己没有参与对史密斯牧师的营救，公开向伦敦传道会道歉。这一年，他最后一次向议会提交了彻底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第三代“克拉朋联盟”的领袖巴克斯顿称这份请愿书为“一项革命性的、宣告奴隶制度为基督教和宪法所不齿的提案”。但威伯福斯认为自己犯下大错，选择退出政坛。
威伯福斯的废奴运动，与教会的属灵支持也有着紧密关联。刚信主时，他一度想退出政治，这时他遇见了六十岁的福音派牧师约翰·牛顿。牛顿与当时著名的福音派领袖沈美恩一样，都曾是奴隶贩子。牛顿的母亲为他的悔改数十年不断祈祷。他在母亲去世后悔改信主，写下大量诗歌，其中《奇异恩典》堪称几百年来全世界流传最广的一首圣诗。一天夜晚，威伯福斯来到牛顿住处，向他倾诉，与他一起祷告。牛顿认为上帝要带领这个年轻人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他建议威伯福斯不要退出议会，并为他代祷，“我盼望并相信主耶稣高举了你，是为了他的教会和我们国家的益处”。这个代祷奠定了威伯福斯一生的方向。福音派领袖卫斯理在威伯福斯一生中也曾恒切为他祷告，离世前还特别写信鼓励威伯福斯。
美国的废奴进程，同样受到福音奋兴运动的影响。1835年全美废止奴隶制协会的成员，有三分之二是福音派牧师。那些建立所谓“地下铁道”帮助黑奴逃到北方的组织者，几乎全是贵格派的信徒。长老会和卫理公会都曾给予废奴运动属灵上的支持。福音派女作家哈拿·摩尔受到威伯福斯的鼓励，在英国各地成立主日学，并写出大量的福音小册子。其中著名的《乡野政谈》，公开反对潘恩建立在人文主义之上的人权论。她后来成为“克拉朋联盟”的成员。摩尔的作品，鼓励了一大批英美基督徒女性投身热烈的废奴浪潮，成为废奴运动中一个美好的见证。其中最为人知的，莫过于写出《汤姆叔叔的小屋》（黑奴吁天录）的斯托夫人，这部小说对美国废奴运动有着深远的震撼力。
福音与政治
许多历史学家对“克拉朋联盟”的评价都不高，认为他们太迂腐，太看重道德立场，缺乏妥协的政治智慧。他们不理解威伯福斯是一个“属基督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属政治的基督徒”。两者都怀有政治的负担，却有天壤之别。政治只是威伯福斯的修道院，不是他的目的地。他认为废奴的目的只是“把人的价值重新带回到上帝面前”。
威伯福斯代表的英国废奴运动，和接踵而至的美国废奴运动，是奴隶制在近代被废止的主要力量。不是启蒙思想家和革命者，而是被他们轻蔑的福音派基督徒，凭着恒久忍耐的信心完成了结束奴隶制的使命。福音奋兴运动诞生于十八世纪的英国，怀特腓和约翰·卫斯理是早期的领袖。1738年，卫斯理参加莫拉维弟兄会的一次聚会，有人宣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序言》时，他如遭雷击，经历了因上帝的话语而得赦免、重生和释放的体验。从此卫斯理走出教堂，到底层民众中宣讲福音，无数工人、农民和黑奴听他讲道之后泪流满面，向着正被大时代所抛弃的信仰归正。在高歌猛进的大时代前夜，基督教信仰迎来了它在理性主义时代的第一次复兴。接下来一个多世纪，人类将进入有史以来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信仰与理性、心灵与处境全面对峙的大时代。福音奋兴运动是基督教信仰面向这一挑战的回应，从此，福音主义与理性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对峙就一直持续到今天。
英美的废奴运动正是福音主义的产物，而非理性主义的产物。1797年卫理公宗（徇道会）脱离国教，圣公会内受福音派的影响形成“低教派”（Low
Church），成为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前三十年“全英格兰最深沉、最热烈的信仰者”，威伯福斯正是这一时期福音派的杰出人物，他二十一岁成为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他的好朋友皮特担任首相，希望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威伯福斯二十二岁时受福音运动的影响，成为虔诚的福音派信徒。他在信仰上一面注重“持守加尔文主义（改革宗神学）”，一面也看重“卫斯理福音复兴的重生经历”，主张纯正教义和属灵体验的平衡。既反对陷入教条主义，也反对落入神秘主义。他终其一生为废奴而战，替聋子听闻，为哑巴开口，与哀哭的人同哭，被英国人视为议会中的道德楷模。他以亲身的见证，将福音运动带入英国的政治界和贵族圈。
威伯福斯写下第一篇废奴文章时，整个国会几乎只有他一个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当他1789年第一次提出废奴法案，所有人都把他当作一个不懂政治的唐·吉诃德，妄图以一项基督教教义，对抗大英帝国肥厚的国家利益。威伯福斯在议会内首先向艾略特传福音，后来与他成为彼此天天代祷的属灵伙伴。每当议会中争吵不休，他们就退出去一起祷告。1797年，威伯福斯出版《真实的基督教》一书，许多议员和贵族因读这本书而信耶稣。威伯福斯坚信“英国的前途维系在一个最基本的点上，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当他们遇见政治性的抉择，或在关键时刻，愿意顺服基督”。在他努力下，几位基督徒议员组成了一个祷告会，发展为历史上著名的“克拉朋联盟”。女作家摩尔记载说，威伯福斯与他的弟兄们立志“奉献我们的口在议院中，奉献我们的脚在家里的祷告垫上，为每一件国家法案，为国家看不见的缺口向上帝祷告”。第一代联盟共有八名基督徒，被后世称为“克拉朋圣徒”。他们数十年持之以恒的提出废奴议案，有一次禁止奴隶运输的法案投票，全体议员拂袖而去，空荡荡的议会大厅只剩下威伯福斯和艾略特两个人。威伯福斯的坚忍，来源于对一个绝对的善恶标准的信心。他对弟兄们说：“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不在乎议案是否通过，而在乎提这个议案的动机和本质是否符合圣经。如果符合，即使没有结果的应验，也是上帝的旨意。”
1814年英国打败法国，拿破仑逊位。威伯福斯写下《废除奴隶请愿书》，说服英国议会在维也纳会议上，向欧洲各国要求废除奴隶贸易。在英使斡旋下，各国答应五年内禁止奴隶贸易。整个议会欢呼雀跃，庆祝这一伟大的外交胜利。威伯福斯一人却伏案痛哭，令全场尴尬。他站起来说，非洲还在流血，五年内谁知道法国又会发生什么革命。难道战争中牺牲的无数生命，是为了纵容法国和各国维持一个罪恶的制度吗？他说：“我愿以余生亲尝黑奴的痛苦，而非在这样的欧洲和平书上永远留名。”威伯福斯的信仰力量不但感动了议员，也感动了英国民众。消息传出后，议会在十天内竟收到二十五万封请愿信，一个月内收到一百五十万封请愿信。
“克拉朋联盟”并不是一群书斋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努力也不局限于议会。成员之一的克拉克森是一位著名作家，他的《论奴隶与人口贩卖》及1807年的巨著《废除贩卖奴隶的历史》，对普世废奴运动影响巨大。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就是读了他的书后才决心加入废奴运动。他们当中除了政治家和作家，还有商人和总督。他们不但有基督徒的信仰，也有英国人的智慧。他们在策略上以贸易发展削弱对黑奴的市场需求，以教育提升黑人的价值，希望先用二十年的时间废除视奴隶为动物的贩卖，再用二十年时间以赎买方式废除以奴隶为财产的制度。1890年，“克拉朋联盟”在西非买下“狮子山国”，将他们从欧洲和美洲解救的一千九百八十名黑奴送回那里，建立了一个没有奴隶的自由城，帮助黑人自由劳动，与英国进行平等贸易。这就是今天的塞拉利昂共和国，它的首都就叫自由城。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斯在1984年的《奴隶制度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一书中，克服数百年来人文主义的宗教偏见，给了“克拉朋联盟”公允的评价：
克拉朋的这一小群基督徒坚信，人的基本自由和价值，高于任何政治、经济和社会阶级所能剥夺的。这一个信念，是来自上帝在人良知中所刻下的律法，是道德中的至上法条。任何法律违背这一基本点，带来的必将是败坏的连锁反应。这种坚信，凝聚了这批基督徒，为扭转整个时代的伤害，全心全力地投入政治改革，以整整五十八年（1780…1838）持续的努力，慢慢的挪除一切人为制度与法律上的拦阻。这一群基督徒，个个坚守圣洁的生活，以执行这项圣洁的律法改革。并似乎是在永无止尽的反对中屹立不摇。
威伯福斯一生谨慎的看待福音与政治的关系。他说：“福音和政治自由是上帝帮助黑人的两条平行轨道。基督徒政治家仍需推动废奴的立法，宣教士仍需忠于他们的立场，黑奴信主后仍需守法。”他一生坚持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的精神。但与自由主义者的理解不同，分离的意思不是政治与宗教无关。在威伯福斯看来，与信仰无关的政治只可能是专制。分离的意思是任何人的信仰不被强制。而宽容的基础也不是价值的多元，恰恰是对真理的确信。1789年英格兰与天主教国家爱尔兰合并，引发政教冲突。威伯福斯为捍卫天主教徒的参政权，公开反对乔治三世，直到十年后天主教徒取得议会的席位。他说，一个基督徒政治家永远不需要担心结果，他只应担心“有没有用不公平的方法去胜过对手”。真信心是宽容精神的来源，不宽容的根源在于恐惧，而恐惧来自于不确信。
四十年后，威伯福斯宣布退出政治圈，此时英国上下两院的基督徒超过了两百名。
福音与保守主义
“克拉朋联盟”为废奴奋斗的半个世纪（1780…1838），恰好是英国保守主义和议会政治的形成时期（1770…1832）。除了短暂的中断外，托利党人几乎一直执掌大权。同时这半个世纪也是理性主义和自然神论等思潮对基督教信仰构成最大挑战的时代。以赛亚·伯林曾列举启蒙时代的“六个自由的敌人”——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这六位先生恰好也都死在这半个世纪内（1771…1831）。
这就是威伯福斯身处的三个大致重叠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冲击下，欧洲进入了法国流亡者夏多勃里昂子爵在《墓中回忆录》中所称的“一个失去神圣权威的世界”，人类的价值观剧烈摇晃，但最终在英国重新站稳脚跟。在威伯福斯的一生中，英国为世界积累起三笔影响至今的精神财富。一是废除奴隶制，二是福音奋兴运动，三是保守主义。
英国的保守主义有三个源头，一是基督教信仰，尤其是清教徒和福音派传统。这一源头可以追溯到1594年，改教家理查德·胡克发表《论教会体制的法则》，其中突出而明确的表达了保守主义的信念。二是普通法的传统，代表人物是柯克和布莱克斯通，后者在1769年发表《英国法释义》，对英国法治传统作了最杰出的阐释和守望。三是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代表人物当然是大卫·休谟。保守主义的意思就是对这三大源头的保守——信仰、宪法及其在时间中的经过。而这几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混合体。直到二十世纪初，英国保守主义理论家塞西尔仍然认为，保守主义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在政治范围内监护人民的信仰。
这半个世纪内，英国恰好涌现出三位塑造了保守主义品格的政治家。一是被称为第一位保守党首相的皮特。他堪称英国保守主义的政治之父。二是柏克，他的《法国革命随想录》被一位德国政论家称为“在所有语言中出现的对革命思想的最有力的驳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