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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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冯听涛曾作一楹联：“诸子群经平议两，吴门浙水寓庐三。”
便深得楼主之心。“盖余所著书，两《平议》为最大，而苏州有曲园，杭州有俞楼、有右台仙馆，皆余寓庐也。”
“衰年岂复事登临，一别西湖戊到壬。难得吾孙归自蜀，不妨旧梦再重寻。”（《曲园自述诗》）所记为楼主离开经席之后的1902年俞陛云视学蜀中事。但旧梦虽好，往事难寻。俞楼早不复当年盛况，西湖又岂是昨日色相？楼主临终曾以诗见别俞楼：“占得孤山一角宽，年年于此凭栏杆。楼中人去楼仍在，任作张王李赵看。”有了如许前尘做铺垫，便不难设想，1924年移居湖楼的新主人，凭栏远眺，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在心头。确实，对于久享盛名的杭州与西湖而言，也许并不稀罕渺如尘芥的新楼主多发一言，而能够打消这种谦抑或矜持的就在于他笔下的西湖，不单是当年“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他们的钓游旧地”，也是承载自家历史的西湖。“无怪乍醒的人凭到阑干，便痴然小立了。”因为“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兰因絮果毕落于渺茫了”。
诚然，在《燕知草》“委婉”的感触中，并无直书家史的文字。但这些历史又是实实在在的。观1933年俞平伯所写《春在堂日记记概》，便足见他于先曾祖之为人行事及学问文章，别有会心。可谓心驰神往，不由得人不做一慨叹。选抄几段如下：
曲园先生日记两册，手写本，起自清同治六年丁卯迄光绪二年丙子，首尾完整。字迹在楷隶之间，虽随意挥翰，而精谨端严，规范自在。
此记体裁与世传诸家日记颇异，不矜才，不使气，亦不臧否同时人物，盖纯以治学之精神行之。
先曾祖律身行事，处处以端慎出之，而迈往无前之精神遂为人所忽。浅见之士，每喜高远，相习成风，其实知人论世，亦复谈何容易。此区区短书亦正有其一贯之精神在焉，谓可与其五百卷之全书相发明。
窥观所记不外伦常日用之间，而学养性情往往流露，实抵得一部长篇的传记。盖情真则语亦真，语真则虽简易而动中肯要，中肯要则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不为难矣。此记起笔，正当草《诸子平议》之时，循其月日观之，可见用力之劬，而“拼命著书”良非虚语。
至此，前文所谓“伤逝”、“伤世”也就一并地讲了。逝者，时也；世者，身世也。孰是孰非，就不一一对号入座，读者自有明鉴。
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
《燕知草》中一篇《重过西园码头》，托名赵心馀所作。朱自清先生在序言里也是大摆迷阵，宣称“平伯虽是我的老朋友，而赵心馀却绝不是，所以无从知其为人”云云。但明眼人从原文的记事中并不难排查出，赵心馀自为俞平伯，而沈彦君当是许引之。1933年俞平伯所撰《祭舅氏墓下文》也可旁证：“‘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抚今追昔，诚有如羊昙之过西州者。昔年车达城站，距舅家咫尺耳，每虚拟一和煦温厚之梦境，今日湖山无恙，坊市依稀，自顾此身，已为茕茕之客矣。”
1924年3月31日俞平伯随舅父也是他的岳丈许引之一家——“Ｈ君的一家”，由杭州城头巷寓，移居西湖俞楼。是年底许引之病逝。许引之之死，其实也就意味着“一和煦温厚之梦境”的幻灭。《重过西园码头》一文，即由此而起。当然，我记这些不在索隐。我也相信，俞平伯作此文也不专为祭奠。《祭舅氏墓下文》便足表哀痛。他之所以假托别名，亦当借清凉眼目，委曲述怀，兴伤逝、伤世、伤时之慨也。
如果此文诚如小引作记，作于1928年，倒令笔者想起了另一桩公案。那就是同年春陈寅恪请俞平伯以小楷抄录韦庄《秦妇吟》长卷，而陈寅恪又应俞平伯之请为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作跋。这看似平常的应酬背后，却另有深意。对义宁陈氏之学深有研究的刘梦溪先生，在《陈寅恪与〈红楼梦〉》（载《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中就此有过专门讨论。《秦妇吟》“本写故国离乱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是陈寅恪极重视的一篇作品，先后三次校笺。故有抄录之请。俞平伯在抄后留跋：“明知字迹尘下，无以塞命，唯念古今来不乏鸿篇巨制，流布词场，而寅恪兄独有取于此，且有取于稚弱之笔法，则其意故在牝牡骊黄之间也。”而《病中呓语》乃曲园先生晚年诗作，以其对时事变幻多有预见而称奇士林。陈寅恪在跋语中云：“当时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况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多言中复何奇之有焉！”
《秦妇吟》与《病中呓语》，一写离乱惨状，一预时世变故；而俞平伯与陈寅恪应相互之请，或抄录，或作跋，何尝不是声应气求惺惺相惜之举。值此二事，共同所系实为“忧生之念”。诚如陈寅恪所言：“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其所遭遇，在此诗第二第六首之间。”（《病中呓语》跋）俞平伯亦云：“余与寅恪倾盖相逢，忘言夙契。同四海以漂流，念一身之憔悴，所谓去日苦多，来日大难，学道无成，忧生益甚，斯信楚囚对泣之言，然不自病其惑也。”（《秦妇吟》抄录跋）
至此可以回到俞平伯的《重过西园码头》。这篇假托别名“关怀生死过切”的长文，在做了大段大段的生死高论之后，记述了从初识“许彦君”（庚戌之夏）于苏州，到一起移居西湖别墅（甲子岁）近十五年的相知同处生活，情深意切，催人潸下，把一个惯于宦海沉浮又常念优游泉石而不得的长辈形象，活脱脱表现了出来。俞平伯作此文，当不专为纪念丧亲哀痛。他着意要写出的，是一个人由“有能吏之称”之壮年走向“忧煎倍急，意绪萧寥”之老境的人生变故。无论是“癸亥的冬天，江南渐见戎马仓皇”，还是甲子岁“时局消息，一天好一天歹，好像黄梅雨”，都尽显出一派偷安而不能的乱世凄惶窘相。这真正应验了俞平伯先曾祖《病中呓语》的第六首：“几家玉帛几家戎，又见春秋战国风；叹息当时无管仲，茫茫劫运几时终？”这既是陈寅恪“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之所指，也是作者假托别名感时伤怀之所在。陈、俞二氏，乃士林世家。值此国运式微之际，同怀长忧，惶惶栖身，
“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时世已然，足叫后人亦作一浩叹！几年后，“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俞平伯致书周作人：“我的《救国论》大约也毁于炸弹下。此是为书生之一棒喝！”
1933年秋俞平伯携眷南归，故地重游，作《癸酉年南归日记》。所记甚为简略，不外走亲访胜拍曲度日，直是“人生也不过如此”的散淡行止。惟日记末尾所录月下老人祠的题壁诗，可注解其当时心境：
西子含颦望五湖，苏台鹿迹混青芜。
香云一舸随风去，为问当年事有无。
说到俞平伯依恋杭州的根源以及写《燕知草》的感兴所在，朱自清先生在序言里其实已说得很明白。只是“一箭射了，掉头而去，好不纳闷杀人也”（《清真词释》），这才引来不学晚辈的一番附会，贻笑大方。杭州西湖自白居易为之扬名以来，向为历代文人居留长哦之地。既有“梅妻鹤子”之孤隐，也有“市列珠玑，户盈罗绮”之繁盛；既享“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之美誉，又存“慨故宫离黍，故家乔木，那忍重看”之遗恨。兴会所在，荣悴炎凉，就只看各人的造化啦。《燕知草》似乎也难例外。
（俞平伯：《燕知草》，开明出版社1994年8月版）
重建一个丰富的民间社会
？ 蔡禹僧
一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五十老人击壤于道。《击壤歌》中“帝力何有于我哉”反映出中国固有的自然的自由主义，很可以说明在中国远古时代，曾有过淳朴祥和、安宁自由的时期。
三代（夏商周）以降，中国王权逐渐扩大自己的统治势力，经历春秋战国时代群雄纷争，秦统一中国后试图以国家威权使帝业永固，但适得其反，帝国很快瓦解。汉以后的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并不试图把国家权力延伸到社会的每个细胞。汉初高帝受陆贾献书《新语》十二篇，陆贾指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而天下治。”陆贾“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汉高帝虽表面粗疏，而内心实有高贵伟岸之哲思，他纳陆贾言，崇黄老之学，“无为”的治世理念使天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至文景之时，清净恭俭，安养天下，轻徭薄赋，国富民足，这就是为后世史家所称道的“文景之治”。尽管道家在汉武帝以后因儒家的一尊地位而退居其次，但“无为而治”的治世理念还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渗透到儒家）影响到统治者的统治。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至东晋南北朝时迅速发展，成为与儒、道并立的一极。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社会虽动荡战乱，但民间自由思想却空前活跃，出现了继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又一个黄金时期。佛教的般若“空”观与道家的贵“无”思想的结合使中国宇宙论形而上学（玄学）更为绵密悠远，宇宙论影响到生存论，文人隐士放浪形骸，藐视人间威权。“天人关系”的东方神秘主义是“人”对“天”的敬畏胜于人对世俗王权“君”的敬畏，因天是本根的，而君王是后生的，如两晋时人鲍敬言提出“上古无君”论；而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则反映出中国政教分立的某些思想萌芽，说明至少僧人们有意识地把自己与国家权力范围区分，并不完全认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1〕。
隋唐崇佛，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统治者唐太宗以开放胸襟主动学习域外文明，当玄奘法师远涉印度求取真经而归，他不遗余力地支持玄奘等人的译经事业（亲撰《圣教序》），佛法的兴盛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涵；“贞观之治”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比肩“文景之治”的另一个繁荣时代，从此“汉唐”并称，成为中华帝国盛世的典范。中唐时期韩愈曾谏阻宪宗迎佛骨，主张尊儒排佛，恢复儒家一尊地位，有其特定的时代意义，但没有被统治者认同。
宋元至明清，庙堂主要以儒家治世思想为主（也可能阴使刑名法家，即所谓外儒内法）；而释、道属于民间。但儒家也属于民间，因儒家学说极为丰富，并不仅于治世思想。三家在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没有矛盾，而是走向互相融合。儒家思想已稳固地存在于君与民的内心，君王认为自己之能为君王乃“奉天承运”，自己的权力是“受命于天”；所以君王对天是不敢不敬的。当“飞蝗蔽日”或“天大旱，人相食”，君王往往认为天灾是由于自己得罪了上天，发“罪己诏”就并非虚饰客套，乃是他对自己作为人的有限性和天的无限性的体认。儒家哲学认为包括君王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绝对的权力”，只有“天”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违逆的。
当然，帝王时代的中国，国家权力不能延伸到社会一切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