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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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
　　　　当然了，林彪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止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错误，还可以给他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宽容大量，我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　
　　　　周恩来的这一段话，我估计是作者肖思科听到当时参加过会议的人讲的，或者看到听讲人的记录，可能语句不那么十分准确，但这段话的主旨是非常清楚的。　
　　　　张宁在《自己写自己》一书第五章末尾也讲道：　
　　　　空军司令吴法宪，12日当夜与周恩来一起监视雷达跟踪情况，吴法宪与叶群关系密切，怕惹祸上身，主动建议道：要不把它打下来？周恩来当时是制止的。　
　　　　但是，张宁在《尘劫》（278页）中，又讲“三叉戟256号”是被导弹打下来的，她引述了第二炮兵一个转业军人的话，这个人说：　
　　　　当年出事时，我在基地当兵，我们接到开炮命令，不知道是什么目标，以后听到文件传达，心里才明白是林彪座机。　
　　　　张宁问他是不是搞错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驰的飞机。这位二炮的转业军人笑道：　
　　　　打直升机哪用导弹？周宇驰的直升机是在北京郊区迫降的，根本没用开炮。我们导弹发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们用的是新式导弹，弹头进去反向爆炸，当时打伤了飞机。　
　　　　对二炮的武器和任务，稍有常识的人，决不会相信这位转业军人的信口开河，更不能用来证明林彪座机是被导弹打的。在“三叉戟256号”坠毁现场的残骸中，的确有一截断翼上有个向一面炸开的大洞（另一面完好无损），因此就编造什么“新式导弹，弹头进去反向爆炸”，这只能骗骗小孩子。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弹头打进飞机能反向爆炸的地空导弹。　
　　　　（四）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和“手令”　
　　　　不久前，朋友送我一本张聂尔著的《风云“九一三”》。我越读越被书中的论证和论据所吸引，一气读了多遍。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写“九一三”事件最好的一本书。文笔铿锵有力，内容旁征博引，既有广度，也有深度。对于林彪和毛泽东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文革”中党中央上层的矛盾和斗争，不回避敏感问题，分析比较透辟。　
　　　　作者是一位女作家，其父是建国初期从陆军调来建设空军的那批元老之一，因而在“九一三”重灾区的空军，她熟悉不少人，包括当年牵连进去的以至犯事判刑的人，诸如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鲁珉等。她对这些人进行了采访，获取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张聂尔写道：　
　　　　这个纪要确实出自于新野的手笔，并据分析确是林立果他们的想法。要说这个《纪要》是满纸胡言并不准确。从某个角度某些内容讲，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说出了某些人想也不敢想或敢想不敢说的话。但这个《纪要》通篇充满极端情绪，自我膨胀，杀气腾腾，令人想起19世纪20年代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那些指望靠军事密谋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贵族军官。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有“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一句，看起来《纪要》写这句话是有来历的，这就是林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阐述的思想。　
　　　　张聂尔没有就此对林彪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内容展开分析，但在其他章节中讲到由此引发毛、林之间裂痕，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九大”之前，大约是1969年2月，毛泽东指示林彪准备在“九大”上做政治报告，并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林彪把这三个人召来商量起草事，谈了自己的想法。张、姚推陈先写出一个稿子。结果，陈的稿子受到以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的激烈批判，说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毛泽东遂决定由康生与张、姚另行起草一个稿子。在“九大”预备会期间，中央会议讨论康、张、姚的稿子，陈伯达提出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施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两天之后，在另外一次会上，陈伯达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和批评。陈伯达不服，把他写的稿子亲自封装在牛皮纸袋里，送呈毛泽东，结果毛泽东给退回来了。陈伯达发现牛皮纸袋根本没有拆封，伤心地哭了一场。林彪也很不高兴，在政治报告的定稿上，他曾批示：不掠他人之美。“九大”于1969年4月1日开幕，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一分钟，也没看一眼这个报告稿子。他上台念报告，所有的人都以为是他搞的报告，其实根本不是。林彪曾对着叶群自言自语地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如果说，毛林体制是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开始确立的，则到了1969年4月的“九大”正式写在党章上时已经产生裂痕，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历史的进程证明，林彪在党的“九大”上表面上似乎达到其政治地位的顶峰，但“九大”，恰恰又是他败落的开始。　
　　　　张聂尔颇有感慨地做出这样的判断。　
　　　　于新野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共有九个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上文所引“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一句，来自纪要第六部分。　
　　　　林彪是否看过这个纪要？张聂尔写道：　
　　　　至今无人知晓。但这个纪要中的某些东西，如对时局的分析，倒是表达了林彪的某些思想。不管怎样，纪要至少代表了“小舰队”的思想，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除了李伟信之外，没有第二个活着的人在“九一三”之前看过这个纪要，……不过，这个纪要肯定存在，因为其中的某些用语，如“B52”，如“舰队”，在极少数人中早已流传。而且字迹是于新野的，这一点肯定不会错；再者，那一天，当周宇驰、于新野从直升机上下来后，义无反顾地喊着“林彪万岁”去自杀，可见他们是应当有一个纲领，即《“五七一工程”纪要》，或什么比之更完整的东西的。但是没有人发现比之更完整的东西。　
五十九
　　　　关于林彪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其真伪历来说法不一。据原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交代，1971年9月8日晚9时40分，林立果乘专机从北戴河到达北京，给他看了这个手令。9月9日凌晨，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密点里，给小舰队的刘沛丰、刘世英、程洪珍传阅了这个手令。9月11日晚上，原空司作战部部长鲁珉，被叫到西郊机场平房里，被迫参与暗害毛泽东的密谋，也看过这个手令。当时在场的几个人，无人怀疑这个手令的真实性。但是，只有江腾蛟在林彪出逃机毁人亡之后，于羁押中两次讲，他所看的手令，与公布的这份周宇驰临死前撕碎后拼起来的不一样，字体不像。　
　　　　张宁在《尘劫》一书第七章有一节专门谈到手令，她认为林彪从来不用小、中号红笔书写，而是用红油笔，这个被撕碎的手令是别人模仿的。　
　　　　那么辨别手令真伪的关键在哪呢？　
　　　　我认为在于弄清林彪是否知道林立果和“小舰队”暗杀毛泽东的密谋。　
　　　　张聂尔书中的分析，可资佐证。她写道：　
　　　　从林彪最后的叛逃看，似乎可以做出两种推测：　
　　　　一种如中央文件所说，林彪和林立果紧紧地站在一起，是他直接指挥林立果布置杀毛；在得知毛离开上海后，认为杀毛机会已失去，又让林立果布置南下另立中央，与毛对峙。但在12日深夜，突然得知毛到京的确切消息，认为毛回来后可以禁航和封闭全国机场，使南下不可能实现。此时，惟一的选择只能是逃往苏联，像王明一样做寓公，以待东山再起。　
　　　　另一种可能是：毛的南巡讲话使林彪感到毛同自己已完全对立，关系无法挽回，心情沮丧，决定“坐牢”或“从容就义”。而林立果的小舰队则决定谋杀毛。但毛及时离开上海，林立果感到杀毛机会已失去，于是飞往北戴河用各种理由说服林彪去广州“避风”，林彪同意去广州。但这天深夜，林立果、叶群得知毛泽东回京的确切消息后，认为在毛的眼皮底下连去广州也不可能，林立果即向林彪摊牌：原来布置了杀毛，没成功，想去广州另立中央，现在看来也不行，毛回到北京，一切将被知情人泄露，儿子、老婆干的事，林彪推不掉责任。那时全家将遭杀身灭族之祸，与其成为俎上肉，不如逃。林彪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与老婆儿子去苏联。　
　　　　这两种可能哪一种更合逻辑？　
　　　　当然，无论是林彪要林立果去杀毛，还是最后林立果告诉了林彪自己要杀毛，林彪出逃的决心都只能说明林与毛已完全对立，林至迟在出逃前已知道杀毛阴谋，这使林无法再面对毛，连“坐牢”和“从容就义”也不可能。林面前只有一条路——跑。　
　　　　自古判官司有句名言，叫做“死无对证”。林彪出逃之谜，只能由众多作者广泛地占有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寻找最后的答案。　
　　　　“九一三”事件，真是一部写不完的书！　
　　　　今日的坠机现场　
　　　　许多人关心林彪座机坠毁现场今天的情况怎么样，飞机残骸还在不在。　
　　　　1997年11月23日，《环球时报》刊登该报驻蒙古特派记者敖其尔的独家报道《今日温都尔汗》。这是二十六年后，第一次有中国记者去到坠机现场。　
　　　　1997年10月中旬，敖其尔在蒙古《消息报》记者巴图孟赫陪同之下，从乌兰巴托驱车去温都尔汗。深夜两点抵达温都尔汗，住宿在巴音旅馆。　
　　　　第二天一早，巴图孟赫找来了两位当地的知情者，一位叫巴图苏赫，原来是肯特省呼拉尔主席，一位叫巴塔。在早餐中相互敬酒以后，巴图苏赫说，坠机事件发生那年他在军队里，当时他听说有一架中国飞机在苏布尔古山谷坠毁，不知道是谁坐的这架飞机，只记得当时部队突然进入战备状态。1984年，他去过一次飞机坠毁的地方，看到飞机机翼等残骸还在。1992年，蒙古的查士顺赫尔公司拉走了坠机的一个残损的发动机，现放在离乌兰巴托二十公里处该公司的旅游点中展览，以吸引旅游者。据说，飞机其他两个发动机，一个早被苏联拿走，另一个下落不明，后来听说在贝尔赫矿区一个院子里。飞机的一个机翼也在这个矿区的院子里。　
　　　　巴塔老人1990年以来，去过坠机地点两次。他说，第一次去时听说，飞机坠毁时差一点把一个牧民的蒙古包天窗刮掉。第二次是1993年4月，他亲眼目睹中国海拉尔一家农垦公司，开着一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带领十几个人，拉走一吨多重的飞机残骸。　
　　　　同两位蒙古的知情者交谈以后，上午10时敖其尔和巴图孟赫乘车从温都尔汗出发，向东北方向的苏布尔古山谷行驶。中午1时抵达目的地，在山谷西北山腰停下了车，开始四处寻找坠机地点，一个小时过去了，毫无结果。忽然，一个蒙古人骑着红色摩托车直奔过来，他叫巴雅尔赛汗，原是这个地区的警察。他知道了敖其尔的来历后，主动提出帮忙，骑摩托带领敖其尔等，在草原上奔波了半个小时，终于在呼和山西北草地上，找到了当年飞机坠毁的地点。　
　　　　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宽二十米、长三十米的寸草未生的灰堆。这里大的飞机残骸已经不见了，但已烧成黑色的碎件还不少，中国瓷器碎片上，还能清楚地看出“唐山裕丰瓷厂”字样。敖其尔用手在灰堆上挖了一尺多深，发现了已烧毁的各种电器零件，烧成一团的铝块和一些精密器材碎片。在离灰堆一百五十米的草丛中，又发现一堆飞机残骸，其中有飞机后轮的支架，还有圆形钢板等。　
　　　　根据巴塔老人提供的线索，敖其尔一行来到了苏布尔古山谷西北一个名叫扎森的小山南坡，找到了丧生者九具尸体埋葬的地方，这里距飞机失事现场大约四公里。墓地虽然被一尺多高的茅草覆盖着，但凹形坟地还是很明显的。墓上还立着三块长一米、宽二十厘米左右的木板，上面的字已无法辨认。　
　　　　　
六十
　　　　据巴塔老人说，墓地被苏联人来挖过两次，第一次是飞机坠毁后五个礼拜，十多个苏联人专程从莫斯科来蒙古，挖开坟墓割下那个女人和那个岁数最大的男人的头颅，把它们放在架起的柴锅里煮，然后把头骨装箱，带回了苏联。老人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