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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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
我当时怀疑为什么不让我调飞机，有些反常，心里没有底。我从林彪那里出来，叶群也跟着出来，叫我快点调车，并说：“快点吧！什么东西也别带啦，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究竟往哪里走？我越发怀疑，就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空军主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胡萍。我说：“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你知道去哪里吗？”胡萍在电话中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不容我说，他就把电话挂了。
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他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要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58号楼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这时，杨振刚已把车开了上来。
张宁的书，最让李文普愤怒的，是其中诬陷他是8341或更高的人安插在林彪身旁的“内线”。张宁是这样写的：
李处长为什么命令大杨备车？
李处长为什么自己先行上车？
李处长为什么自伤？
李处长以谁的名义做大杨的工作？
周恩来的电话是李处长报给叶群的，为什么要隐瞒说话时间？
“林办”和林立果的所有电话事后得知都被李处长监控。
当夜，叶群的情绪变化，北京方面掌握得十分清楚，“适时添火架柴”，96号楼里的“内线”是谁？
张宁书中这一连串的问号，够吓人的。《尘劫》一书中还有一句定性的话：林彪如果是主谋，李文普便是策划者和安排者。
李文普在《不得不说》一文中，针对张宁说的他是中央警卫局派在林彪身边的人，组织关系一直没有调来“林办”，林彪的习惯之一是，内勤警卫李处长不先上车，他不上车……李文普声明说：
我不是毛泽东、汪东兴派在林彪身边的警卫。我是1948年入伍的，于1954年从广州军区警备团三连副指导员岗位抽调林彪身边当警卫班长。……林彪看我老实，从不参与林家政治上的事，什么事情也不多问，便一定要调我到他身边去，而且处处不为难我，相信我，在这一点上说我是他的亲信也未尝不可。后来我到中央警卫局当参谋后，林彪非要我去不可，并说李文普不来我睡不着觉。这样，我才又回到林彪身边。组织关系在1964年就已调到“林办”。至于上车问题，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首长不上车，警卫人员不可能先坐到车上去。
张宁说，林彪专车司机杨振刚，9月10—11日两天，李文普找他谈话后，情绪陡变，从不喝酒的人却喝得醉醺醺的，直到12日深夜开车载着林彪等人进机场，一同上了飞机，死在外蒙古。并质问：“这个关键人物的工作是谁做的？”张宁这段话的含义是，李文普找杨振刚谈过话，强迫他开车载着林彪等人上飞机出逃。
李文普指出：
杨振刚为人忠厚老实，过去在西直门专家招待所当司机，表现好，由总参管理局调给林彪开车。他从来不喝酒，事件发生前每天准备好红旗车，随时听林彪外出转车，没有发现他喝闷酒、情绪不高，更没有谁给他做思想工作。把杨振刚说成是林彪逃跑死亡的关键人物，把我说成是知道林彪、叶群、林立果阴谋的帮凶，这完全是对杨振刚、对我的极大污蔑。
五十七
至于“报电话”问题，张宁说从李文普报给叶群，到叶群与周恩来谈完，足有半个时辰，而李文普后来在专案组讲，他在旁边听到的内容时间不长。张宁认为李文普一定向周恩来报告了什么，李是上面安插的内线。李文普对此愤怒地反问：“如果真是这样，我应当立头功，为什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却成为监护审查对象，被关押四年之久？！”张宁在《尘劫》一书中，也讲到李文普被放出来就没有工作，没几年退休脱去军装，成了百姓，在街道居委会找点事做，挣些钱养家。
张宁和李文普之间尖锐的矛盾是，如果李文普不证明林彪问过“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那就可以肯定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劫持出逃的。
（二）关于飞机起飞后“空中盘旋”问题
张宁的书中写道：
空中传来了飞机声，所有人的心往下沉，跑向坡顶向空中眺望……大家都看见飞机往东南方向飞去。
我躺在床上，昏睡中觉得有人推搡我，睁眼一看，室内灯光通明，小王坐在床沿上，见我醒来，问道：“听到飞机声没有？”“听到啦，怎么啦？”此时空中真的传来飞机声，小王掉头跑出去……
事后才知道，这是飞机飞走后返回的声音，离第一次起飞时间相隔二十多分钟。
96楼的人都聚集在坡顶向机场方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回来了一定是想降落。……
飞机向莲花峰飞来，在96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大家仰望着它，最后见它在空中画出一个形似问号的线路，然后向北方飞去，再也没有回来。
张宁的这段描述，近似呓语或者幻觉，“三叉戟”那么大的飞机，怎么可能像小飞机那样在96楼上空盘旋？退一步讲，即使可能，从山海关机场飞到北戴河上空，也用不了二十多分钟。
1997年4月，即在张宁的书出版前一年零五个月，《传记文学》杂志登载了广辛写的《林彪仓皇出逃目击记》。作者真名康廷梓，是本书前文提到的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的第二副驾驶，时任空军××师专机大队第二中队队长。9月12日晚，林立果乘这架飞机去北戴河时，康廷梓与整个机组一起抵达山海关机场。13日凌晨，林彪一家三口仓皇登机出逃，机组九人只有四人上了飞机，康与另外四人未来得及登机。康在机场亲眼目睹了飞机强行起飞。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
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听到门外有人急呼：“首长到机场了，快起床！”我听出是调度室主任在叫门。同屋的领航员和我几乎是同时被叫醒。此时，顾不上说话，想的和做的只有一个字“快”。我们都拿出平时紧急任务时练就的敏捷动作，以最简单最快捷的速度穿衣服。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听到从停机坪传来发动机启动的声音。我顾不得系鞋带，也没有扣好衣扣，提上提包就冲出屋子。黑暗中，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第一副驾驶和通讯员已跑在了我的前面。我继续向东跑，当视线从右前方能看到停机坪时，256号飞机随着一声增大的发动机的轰鸣，突然向前滑了出去。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无法使我理解的现象。我顾不得去细想，只知道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停机坪，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飞机发动机的轰鸣中，整个停机坪呈现在一片混乱之中。在白炽灯的强光下，我看到256号飞机正沿着通往跑道东头的滑行道快速地移动。机场的保障人员及已跑到停机坪的机组人员，不约而同地望着离去的飞机，紧张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正在此刻，我发现一队人马占据了停机坪。一辆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战士，在停机坪的中央停住。与此同时一辆吉普车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嘎的一声刹住，从车上动作敏捷地跳下一位四十开外的陆军军官。他看我上身穿着夏季飞行服，认定我是机组人员，就左手拉着我的右臂，右手拿着手枪指点着远处滑行的飞机，操着一口山东腔，非常着急地对我说：“你、你……快把飞机给拦住！”在当时的紧张局面下，我赤手空拳站在那里，怎么能把飞机拦住？我紧追问他是谁在飞机上，“这架飞机不能起飞！把它拦住！”他答非所问。
我看到停在那里的吉普车，急中生智，用手指着那辆车反过来“命令”那位军官：“快！快把汽车开到跑道上对正飞机，堵住它，就不敢起飞了！”
当那位军官按我说的登上吉普车的时候，飞机已经滑入跑道的东头，机头已经调转过来对正了起飞方向。此时，在停机坪上所有的人几乎都意识到飞机就要起飞了。果然，在听到飞机发动机轰鸣声增大的同时，飞机开始增速滑跑，几十秒钟之后，消失在机场西南方。和我一样呆站在那里的领航员，习惯地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当时的时间是9月13日零时32分。
……我快步朝机场调度室走去，以最快速度沿阶梯登上塔楼。这时，荷枪实弹的战士已把塔楼给包围起来。进了塔楼，我发现刚才停机坪上那紧张气氛，一下子移到这里面来了。
机场调度员手握话筒，通过无线电指挥塔台不停地呼叫着256号的代号。但，接收机的音箱里死一般的寂静，没有答话。最后，调度员干脆呼叫256明码：“256，256，××在呼叫，听到快回答，快回答！”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在调度员呼叫的同时，雷达标图员头戴耳机，在一张较大的地图板上专心致志地埋头标着飞机的航迹。我和调度室主任的眼睛，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标图员的笔尖。笔尖一点一点地移动，红颜色的笔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弧形的轨迹。……这条弧线的方向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时的240余度（按：后来康设法核对，飞机起飞方向为244度）航迹缓慢转向正西，即270度。这时，我马上想到可能是飞回北京了，因为从山海关到北京基本上是朝正西飞行。然而，飞机的航迹在270度的位置上并没有稳住，而是继续增大，直到约300度时（按：中蒙边境二连方向）中断。这条航迹与正常飞行的航迹相差甚大。正常情况下，飞机起飞后，飞行员果断压坡度转弯，使飞机迅速进入到预定的航向上。……如果标在地图上，那个转弯只是一条折线。
第一转弯本应是折线，但却形成了一个过程较长的弧线，究竟什么原因？因为谁也不知道起飞之后驾驶舱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可以做两种分析：其一，有意向前向西飞一段时间，迷惑地面，……；其二，潘景寅起飞前只知道飞往广州的航线，而不知道狗急跳墙的叛逃计划。……
康廷梓亲历其境的描述，否定了256号飞机曾在机场上空盘旋和飞北戴河96楼上空绕圈的说法。那年康廷梓只有32岁，是专机中队里最年轻有为的飞行员，他的记忆力应该是无可挑剔的。
（三）关于飞机“被导弹击伤”说
林彪出逃飞机坠毁的原因，一直有这样那样的揣测。其中一个说法是，飞机被解放军防空导弹击伤，进入蒙古境内坠毁。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5月出版）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段简明扼要的文字交代：
（1971年）10月12日、13日，（周恩来）在广州期间，两次听取广州军区负责人关于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联的人和事的情况汇报，并简要讲述“九一三”事件经过。在谈及为何不将林彪座机击落时说，他是副统帅，打下来我怎么向人民交待？只好打开雷达监视飞机的行动，直到飞机飞出国境，才算是真相大白。这件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跑，有什么办法。
可以做这段文字详细注解的，是《共和国秘闻录》杂志刊登的肖思科写的《林彪死因真相》。该文写道：
1971年10月，周恩来陪同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到广州参观交易会，送别外宾离境后，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做报告，说了林彪叛逃的一些内情。会上，有人递条子问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座机打下来的。周恩来看完条子，非常严肃、郑重地讲了下面一席话：
“我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能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啊？！
五十八
当然了，林彪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