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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

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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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收到使馆电报前后 
     
二十
    整个使馆都在等待国内指示。那么,北京的情形怎么样呢? 
    人民大会堂弥漫着异常的气氛。 
    9月12日午夜到来之前,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稿)的周总理,几次离开会场接电话,中央警卫局领导人向他报告来自北戴河的惊人消息。 
    周总理宣布散会,留下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然后,驱车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密谈,并建议毛主席移住人大会堂。 
    9月13日凌晨零时32分,林彪及叶群、林立果等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这无异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晴天霹雳。 
    周总理紧张而有序地进行部署:派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作战室指挥跟踪,随时报告情况;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并下令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凌晨1时50分,林彪所乘飞机飞越中蒙边界,随即在跟踪监视的雷达屏上消失。 
    周总理在向毛主席报告后,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同时,让秘书通知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员,到人大会堂新疆厅等待开会。 
    凌晨3时许,李德生报告有一架直升机向北飞往蒙古方向,周总理下令空军出动歼击机拦截迫降。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新疆厅举行紧急会议,周总理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主持研究布置应付各种情况的措施。 
    天亮以后,周总理开始亲自给十一个大军区和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要求各地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这个电话断断续续一直打到下午。 
    上午9时,已经十多个小时没有丝毫休息和进食的周总理,在服务人员的劝说下吃了些东西,随即让秘书通知中央军委成员、总参领导和总参作战部的负责人,到人大会堂开会。 
    军方领导人到达人大会堂以后,作战部的负责人摊开了地图,周总理同到会的人一起分析林彪出逃可能出现的情况,着重针对外国势力可能的入侵,决定我军应采取的措施,以及军队部署的调整。其中,在北京的部署,为防止万一有内部势力与国外勾结进行军事颠覆,决定集中三个机械化师、两个坦克师、一个炮兵师、四个警卫师,总共十个师的兵力,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批准卫戍区司令吴忠提出的作战预案:重点防御地区,北面南口,京东首都机场,京南保定以北;作战方式,防空降、防机降、防机械化部队突袭。当晚,各部队进入了预定作战地区。吴忠向部队师以上军官传达了周总理的有关指示。事实表明,这样的部署,实际上就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 
    13日下午,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军代表李耀文及副部长韩念龙等,被召到人大会堂。周总理向他们讲述了林彪出逃事件,要他们密切注意外电报道,研究并提出由此引起的对外交涉及应对方案。总理对他们强调要绝对保密,为局势稳定,要注意社会动态。他还让李耀文乘车到街上转转,看看有关林彪的标语都什么地方有。李出去观察后向总理做了汇报。总理向有关方面下令,关于林彪的标语一律不准改动。 
    9月14日上午一上班,姬鹏飞即召集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即后来的党组)开会,根据总理指示研究外交对策,一旦林彪外逃成功,可能出现哪几种局面,如何对外交涉和表态。当时做了四种估计: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谈话;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已到达某国某地;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会议详细讨论了在上述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据说,针对第一种估计,还起草了《政府声明》稿子,准备林彪在莫斯科公开出面发表声明时使用。 
    驻蒙古使馆14日中午的电报传送到外交部时,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还没有散。中午12时50分,值班秘书顾不得敲门就闯入会议室,径直把使馆电报送到代外长姬鹏飞面前。与会的同志听说是驻蒙古使馆来的电报,顿时异常肃静地注视着姬看电报的面部表情,都急于想知道电报里说些什么,是否与林彪的外逃有关。 
    姬鹏飞阅完电报,脸上绽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对到会同志讲:“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接着把电报读了一遍。顷刻间,会议的凝重气氛变得活跃起来。韩念龙(副部长,分工主管亚洲司)急忙接过来又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到会的同志都清楚,最紧迫的事,就是赶快把电报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这是他们急切等待的消息。姬鹏飞立即要王海容(礼宾司副司长)打电话到主席和总理办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从9月12日下午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了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得四个小时以后才能醒来。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决定,要立即派人把电报送给主席、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让王海容再一次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的、内容特别重要的电报,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王海容先用保密电话把电报内容传到主席办公室,然后手执一份抄件送给在人大会堂办公的中央办公厅赖奎。当天值班的总理的秘书是钱嘉东和纪东,他们接到王海容打来的电话,犹豫了好一阵子,决定还是叫醒总理。 
    周总理已经七十三岁有余,在人大会堂连续工作达五十多个小时,疲惫已极,刚刚入睡一会儿,便被秘书叫醒。电报送达时,总理已在卫生间漱口,纪东到卫生间把密封电报的封套拆开,递给总理。总理迅速地看完了驻蒙使馆的电报,顿时异常兴奋,立刻驱走了困乏,两肩一耸,对着纪东连声说:“你看,摔死了,摔死了!”他顾不上换衣服,仍然披着睡衣,亲自拿着电报,快步走到已移住人大会堂118厅的毛主席那里,报告这个好消息。主席和总理交谈了很长时间,无第三者在场,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但此时他们宽慰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下午2时过后,总理给姬鹏飞打电话,说刚从主席那里回来,对外交部派人迅速把电报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对驻蒙古使馆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国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封停两三年之久的专线电话,以最快速度把电报传回来,表示满意。总理要求外交部将电报用三号铅字打印十八份,下午6时由符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后来提升为副部长)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总理最后还交代,今天的电报,对凡是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从现在起,要指定专人译办驻蒙古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 
    下午5时58分,符浩把电报送到人民大会堂,王良恩已在走廊一端等候着,对符说:“你来得很准时。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已到齐,董老也来了,就等你送的文件了。”王良恩特别提到董老(董必武),是因为董老年事已高,一般不出席会议。董老今天来参加会议,足见会议的特殊重要性。 
    就在符浩办理送电报的同时,姬鹏飞与韩念龙商量起草了给驻蒙古使馆的指示。指示电草就,立即送总理审核,最后经毛主席签发。主席按他的习惯,在电报等级栏一连写了四个“A”,并在下面画一横线,表明是特急提前。 
     
二十一
    符浩送电报回来,着手落实总理的第二项指示。他把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机要局长张占武找来,同张商量后,指定了机要员小王专门译办与驻蒙古使馆来往的电报,并要小王当即搬到他办公室附近的房间办公。 
    晚饭后,符浩本想小憩一会儿,补上昨夜不足的睡眠,但因为太兴奋了,怎么也睡不着。于是,便信步来到同院邻居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家里。两人喝着茅台酒,围绕“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主题交谈起来。符望着乔家墙上新挂的章太炎题写的对联,突然忆起唐朝诗人的一首《塞上曲》,脱口诵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听后沉思了一会儿,突然把满杯茅台一饮而尽,说:“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新编吗?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你看新意如何?”接着,用他的苏北口音吟了起来:“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吟后又与符碰杯饮酒,两人会意地哈哈大笑。 
    他们这种欣悦的心情,在看过驻蒙古使馆电报的人们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 
    国内要大使亲察坠机现场 
    9月14日下午6点多钟,驻蒙古使馆收到了国内指示电报,内容大致是:许大使立即约见蒙古副外长,奉命通知:“13日2时许失事的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们表示遗憾。请蒙政府立即派飞机载我大使及随员亲往现场视察。”来电指示许大使去现场要详细观察飞机失事原因,如有骨骸应要求带回,未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转交我们,写明清单和收条,并注明如有蒙方取走的物品和文件亦望查出交还我们,飞机残骸可拍照取证。国内的电报对飞机的性质、死亡人员的身份只字未提。许大使和看过电报的同志也未做任何议论,大家的心情依然比较沉重,中国飞机和这么多同胞摔死,这在蒙古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当时脑中闪了一下:是否是民航的“子爵型”飞机,由东北飞往关内,迷失方向栽到蒙古来了? 
    许大使要小刘马上打电话,约见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这时蒙古外交部已经下班,值班员说副外长有外事活动不在家,小刘要值班员务必设法请示额,就说中国大使紧急约见。不久,值班员来电话讲,8时30分可以见面。 
    晚8时半,许大使准时见到了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按国内指示向蒙方表示了遗憾,提出亲自带随员——二秘孙一先、译员沈庆沂和王中远,前去现场视察,希望明天上午动身。额尔敦比列格的态度格外温和,对许大使所谈表示理解,但对蒙方专机下午2时未能按时起飞去现场,多少有些抱怨。 
    额说:“早上我同您谈话时,我问您是否是正式提出的要求,您说是。因此,我按您的要求转达有关部门,要他们帮助你们采取措施。但是你们说需要做准备工作,又说要等候政府指示,所以要求明天去。今天早上我也说过,失事飞机乘员的尸体,由于天气转暖,容易腐烂。从失事到现在已有五十个小时了,等明天飞机飞到以后,大约要到六十多个小时了。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我想您方不会就此提出更多问题的。” 
    接着,额又说:“对您提出的问题,我想澄清一下。您所讲中国飞机可能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可以认为这是正式答复吗?” 
    “可以。”大使回答。 
    “是最后答复吗?”额又问。 
    许大使想起来蒙古后,使馆的同志向他汇报过,额尔敦比列格这个人很刁,比较难对付,因而警觉地答复说: 
    “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我的第一次报告以后给我的指示,即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这是正式的答复,但是我理解这不是最后的答复。” 
    额不顾许大使说的“不是最后的答复”而追问说:“我再问一个问题,大使同志能否解释一下,那架飞机是从哪里飞向哪里,朝哪个方向飞,后来迷失方向飞入我国领土的?” 
    许大使坦率地告诉他,这个问题目前无法答复,立即反问:“我想知道蒙方是否还有进一步的材料提供给使馆,帮助我们了解飞机失事情况?” 
    “除了我早上说的以外,我没有什么补充的了。我想以后会有进一步通知您的东西。”额把大使的问题挡了回去,并留下一点伏笔,接着转了话题: 
    “我早上曾提出,希望你们能派一个能独立解决问题的人去。现在您作为大使,更有全权去那里解决乘员尸体掩埋问题了吧!您们对于九名乘员的尸体掩埋有何意见?” 
    大使问:“蒙方有无可能把尸体火化,我们把骨灰带回去?” 
    额表示:“这个问题我想在答复你们明天飞机何时起飞一起答复吧。据我所知,那个地方火化尸体的可能性不大,蒙古是没有火葬习惯的。在那里火化有无条件,我还要了解,今天24时以前答复您。” 
    许大使回到使馆,马上把约见情况电报国内,并请示由于蒙古没有火葬习惯,如果尸体不能火化,是否可以就地埋葬,将来适当时候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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