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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节

智慧之旅-第9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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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堂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法,是叠加一块内存板供产生中文字形用。在工作时,若要中文便转换过来,待字组成了,再转回去。
  我们的理想是全用中文操作,且有中文的语言程序。由于人手不足,宏碁大肆招兵买马,每天都有新气象,随时会见到来来往往的新面孔。
  办公室也扩充了,计划中的项目越来越多,生产、文宣、包装一一浮上台面。每个人都兴奋不已,到处忙碌的人们像是处身在刚发现花蜜的蜂巢中一般。
  六月初,雏型完成了,字库也好了,几位小姐在沈红莲的指导下,在键盘上飞舞地敲打着中文,我不禁志得意满。原是一些萦绕在脑海中的构想,由无到有,一一实现成为具体的成果。这些字形虽然在屏幕上已经不太美观,但还能接受。一旦把中文印在纸上,我又开始惭愧了,这些长得七丑八怪的中文,能够见人吗?
  我找施振荣商量,想找些美工,尤其是要字写得好的,重新调整字形,施振荣正忙得不亦乐乎,一会是会计谈钱,一会是生产谈零件,一会文宣谈主题。他抽空问我:
  “朱先生,你想做什么?要用计算机来印书?”
  “为什么不?”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自从在巴西四月文化公司看到了他们的出版效率,我早已决定了人生努力的方向。
  “朱先生,这是计算机,不是印书机……”又来了一批人,他实在太忙,我只好告退,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急的,我何妨自行规划,以后再说。
  我也没有忘记国安堂的预言,他曾截金截铁地断言,我不过四十二岁生日不可能成功。十月就是我四十二岁的生日了,早一两个月也应该算是说准了。
  国安堂的情况还是一样,暗暗的厅堂,静座排队等候的人群,神秘的气氛。偶而随着算命先生的一句话,引来一阵惊讶的回响,我又与沉红莲坐了下来。
  待我意兴风发地把近况一说,算命先生抬起白发陡增、更形苍老的脸,显然记起了我这个执着的客人。我注意到他是先看米卦所排出的卦象,然后掐指算了又算,这才去看我的生辰八字。最后,他放下手中的字条,慢吞吞地摇摇头对我说:
  “没有办法,卦象不好,你的命又硬,秋天的木头!不管你做什么,一定要到秋天,而且要过了中秋节以后。”
  施崇堂听了我的转述,笑得非常可爱:
  “朱先生,想不到你居然相信这些?放心吧,我们已经决定在阳历七月推出,不必等到秋天,夏天的木头长得更茂盛!”
  这时,宏碁公司已经把办公室扩大到整栋大楼,货进货出,上上下下热闹非凡。最忙碌的要数文宣部门了,宏碁原有一份刊物“园丁的话”,为了这个划时代的中文计算机问世,史无前例,文案人员简直伤透了脑筋。宣传文件、介绍资料、教学题材、应用手册等,无一不是破天荒的创举。
  由宏碁公司动员的情况看来,我也深庆能与他们合作,否则以我的条件,绝不可能把一个新产品变成人尽皆知的大震撼。由这件事我不禁想起当年在台北房屋推出项目的盛况,商业到底就是商业,尤其在今天的社会上,人们习惯了包装良好的成品,至于里面装的是什么,价钱的高低如何,反倒并不重要了。
  我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紧接着是中文系统、程序语言及应用软件等的制作。施崇堂更忙了,手下增加了四五个新来的工程师,又要教导,又要自行动手。这些工作我只能提供些建议,此外完全帮不上忙,只好在一旁看武侠小说。
  产品的命名是一项大学问,在台北房屋时我曾领教过。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正好在看金庸的《天龙八部》,心中想的是《易经》的龙飞在天,便说:“天龙”。他们认为太俗,可是想来想去,这个不妥,那个太差,选来选去,还是决定了用“天龙中文计算机”。(只惜当时尚未看到《倚天屠龙记》,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倚天了。)
  七月在一片混乱中过去了,所有一应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但是“龙胎”却严重难产。施崇堂面色苍白,疲倦得眼睛都睁不开,几个工程师面面相觑,却一直找不到毛病。
  施振荣天天临场督战,急得直叫:
  “你总得告诉我什么时间能够完成呀!不要希望做得十全十美,只要能够公开展示就行了!你看,展示场地要预订,媒体广告也要配合,到底八月底行不行?”
  施崇堂眼中泛着红丝,慢条斯理地说:
  “八月底?我没有把握。”
  “老天,那九月呢?九月再不行,十月就来不及了。十月节庆太多,场地、广告早被订光了!怎么样?九月初?”看看这些工作人员,施振荣实在不忍心再逼下去,下定决心说:“这样好了,我们订在九月廿八号教师节,还有两个月,可以吧!”
  一九八○年九月廿八日,“天龙中文计算机”在师范大学正式与国人见面。十多年后,有不少后见之明的人,还在争论谁先发明了中文计算机,但在当时天龙中文计算机之问世,却不啻一颗炸弹爆炸,让中外专家学者们纷纷跌破了眼镜。
  我不认为是我“发明”了中文计算机,计算机本不分中外,增加了中文算不上是发明。我对中文计算机的贡献是“中文字母”的观念,只可惜国人太轻视观念了,以致看得不远。当年若非天龙适时出击,后来中文计算机的发展方向,很可能是大键盘当道。人们一旦习以为常,就会认为理所当然,压根儿也不知道天下还有另一种更好的选择!
  不少才智之士略有成就即沾沾自喜,从此陷入名利的漩涡中。我的目标太远,远得自己都看不到。就算有达到的一天,我也知道还有更大的目标在前面,永远没有自满的一天。就以眼前为例,我对字形不满意,决定做一套可供计算机排版的中文字库。等字形做完,还有辨识、语音、语意等在排队等着。
  天龙中文计算机只是一个开始,打破了中文不适合计算机的迷信。今天所有曾经反对中文计算机的人,都已噤口不言,甚至有些人摇身一变,又成为中文计算机界的先驱。谁都难免因一时成见,以致判断错误。可怕的是计算机本是科学技术,一片清静的净土,如果太多投机分子因利之所趋而大军集结,计算机天下必将乱矣!
  天龙是龙飞在天了,我却仍处于潜龙勿用的境地。政府颁发“行政院长奖”给我和宏碁,我却拒领了,因为我不需要任何奖励。至于与宏碁的合作,也到了必须分手的时候,我还要继续改进,施振荣则认为我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我们的看法在各方面都是南辕北辙,我认为计算机未来的趋势必是越来越小,小到能放在口袋里,施振荣则认为大型的迷你计算机才是主流。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各行其是才是上策。
  宏碁公司信守诺言,前后付了三百多万权利金给我,我以此创办了零壹科技公司,开始了另一段艰苦的奋斗岁月。
  事后我才发现,“天龙”公开的日子,正是中秋节后三天。由于这件事情的印证,国安堂的预言深烙我心,使我不断徘徊在科学与玄秘的道路之间,不能自已。
  我的公司取名“零壹”当然是因为计算机的二进制代码,然而却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那就是用零壹象征“阴阳”。我想用计算机来研究易理,过去读书人尊《易经》为百经之首,今天《易经》却沦落为算命、卜卦的工具。
  有人视《易经》为真理,有人则说是迷信,倒底孰是孰非?真正有心追究真相的人,何妨先行了解再说!人不可能接受所不明了的观念和事物,而《易经》的确难懂,连孔老夫子都自怨自艾:“使吾五十而学易,可以无过矣。”
  我曾问过国安堂的那位算命先生,《易经》是不是很难学。他说:
  “不是难学,而是难通!”
  道理很简单,《易经》是以有限的符号,象征无限的时空组合变化。一个人就算能耐着性子,把符号和文字概念连接起来,这已经要花上几十年的功夫。等到具备了人生足够的经验,悟出了那些符号与时空变化的关系时,人生已近黄昏,时不我予了。
  这个千古的悬案,时到今日,应该是水落石出的时刻了。因为有了计算机,计算机的优点正好弥补人之不足。用计算机来研究《易经》,应该是事半功倍。
  话说回来,怎样教计算机了解《易经》呢?不论是先有鸡或是先有蛋,当前总要有其中之一才是。我继续推理下去,如果我先学《易经》,再用计算机分析,看似可行,其实此路不通。因为等我学会易理时,已经是求仁而得仁,还要用计算机研究什么?如此说来,先让计算机学《易经》才是最理想的快捷方式。可是,什么叫做“让计算机学易经呢”?
  设身处地的想,我学《易经》只要花些功夫,认真去学习书中的文字概念,终有一天能懂它说的是什么。更进一步,能知道《易经》为什么这样说,这就算通了。由这个逻辑推理中,我突然发现,根本的问题是我如何了解文字概念的。如果计算机能了解文字概念,则不仅是《易经》,几乎天下所有的事都可以交给它去处理。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潜意识中,我经常同时平行处理很多问题。我一方面设法改进中文字库,一方面动手设计中文打字机,另一方面,我要彻底了解一个人类始终未能解决的大玄秘,就是人是怎样认识这个世界的。
  零壹公司成立的宗旨,是以中文计算机的推广与应用为唯一的目标。最初只有我和沉红莲,正好,三大的刘世文与熊黎民退役了,我一并邀请他们加入。由于要做的事很多,人手不足,便登报招请员工。我原指望找四位中文人才、一位美工、四五位学电子的。结果除了学中文的来了不少外,其余的一个也没有。
  我相信缘份,也不愿强求,好在人材可以训练,而机会却不是我所能控制。中文的人才济济,我选上杨美芬,许其清,姜有谟三位。第二批则有辅大物理系毕业的林维江,另外一位中兴大学统计系的林晓星,由于态度诚恳,也加入了我们的阵营。
  我用人从不作严格要求,全凭个人兴趣自由发挥。在招聘员工时,我特别设计了一张卡片,由刘世文、沉红莲、熊黎民三个人各持一张,把守头关。通过了他们,才轮到我来面试。卡片上有三个人所标的暗记,以便参酌他们的意见。
  林维江进来时,显得有些紧张,手足无措。我一看,是学物理的,那时我正在研究一些课题,很喜欢与学物理的人讨论。
  “你是学物理的?”我顺口就问。
  “唉呀,别谈物理啦!那是现代的神话!”他的手势也很绝,就像在赶苍蝇一般。
  我心里想,这种人能用吗?可是再一想,我又好到哪里去?
  “你懂计算机吗?”
  “可以说懂,也可说不懂!”他倒是很诚实。我再一看第一关所做的暗记,居然三个人意见一致,建议无条件录用!
  “那你认为适合什么工作呢?”
  “有什么就做什么!”他不安地在座椅上扭来扭去,好象在游泳池里挣扎。
  “我们缺少一位工友。”这样调侃很不合“君无戏言”,但我不想做皇帝。
  “没问题!”
  后来,我有一次曾有意无意地问林维江为什么他愿意来我们公司,他说:
  “因为那时候你们公司不像个公司的样子,我喜欢自由。”这就是林维江,他思想很乱,但为人心热肠快,做什么都很投入,颇具唐吉诃德的任侠精神。
  他一进公司就看出我们人手不足,常主动到处拉人。在展览会场中,他结识了两位交大的学生林梦辉与周至元,他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材,由我们提供助学金,以便毕业后为我们工作。又在一个朋友那里找来林嘉勋,成为硬件部经理。甚至于在公共汽车上结识了陈建全,就请陈替我们介绍业务。
  有人能替我分忧,让我全神贯注于研究工作,自是求之不得,我便任他发挥。我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改进字库,字库改进后,有什么便宜而可行的计算机,使之具有中文的能力。此外,我不能忘情中文打字机,我在三军大学时,曾偷了几箱报废的电子零件,打算用克难的方式,自行动手,做一台样品。
  不料电子技术进步飞快,那几箱报废的零件果真完全报废,一点都没有派上用场。为了能专心设计打字机,我花高薪请了一位程序设计师来写字库的程序。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前后整整耗了半年,我费尽口舌,这位程序员就是无法苟同于我的观点。有一天,他又来啰嗦,认为我说的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实现。
  我早就耐不住了,所有的细节在心中不知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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