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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节

智慧之旅-第8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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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导引的结果,尤其是对中年以上的人,能加强背部的抗寒能力。同时背脊是全身神经的主要干道,运动其附近的肌肉,也有保护反射神经机能的作用。
  人体中的肌肉纤维细胞数量恒定,一生之中只会减少而不可能增加。肌肉纤维两端以肌腱附着在骨骼上,肌腱是结缔组织,韧性很强,在不断的刺激之下,只要有足够的营养补充,便会继续地加强及增大。
  此外肌肉纤维如果受到外力的破坏,也是由结缔组织加以修补,运动员健壮的肌肉实际上就是结缔组织补充的结果。肌肉的健壮并不代表机能的正常,真正对健康有益处的,是增强肌腱的张力而不破坏肌肉。内功的基本作用就在此,只是需要相当的耐性以及持续的练习。在时间及环境都受限制的条件下,不失为理想的运动方式。
  我年轻时深深为各种疾病所苦,尤其是感冒、气管炎,几乎从年初到年尾接连不断。自从修习内功后,十多年来已不常发。只是在鼻腔及气管管壁处,我感觉到有一个极为敏感的“疤”,常常在身体还没有察觉外界温度变化之前,那块疤就开始发痒,喷嚏、咳嗽相继而至,一经发作,伤疤发炎溃疡,细菌再一侵入,就药石无功了。
  我了解了这个原因后,每次只要一感到痒,我就用含有薄荷的凉气去“熏”,并运气“按摩”。那个疤一接触到凉气,毛孔就自动收缩,细菌不能继续侵入。加上运气按摩,刺激血液流通,等到血液中的巨噬细胞、白血球将入侵之细菌消除后,病就不会发作。此外我原有便秘的毛病,后来应用导引的方法慢慢地压迫大肠,依着排泄的方向运气,立时畅通。这也算是我修习内功后的一点心得,提供读者做参考。
  至于功夫中有关于竞技方面的诀窍,我认为没有多谈的必要,只有一点我想说明,就是为什么有人能将身体练到刀砍不下的地步。我们在历史书上以及许多现代人的事后之明中,常说那种“刀枪不入”的功夫是愚民的神话。在许多娱乐场合中,也有不少艺人表演过类似的节目,可是中国人在民族自信心完全丧失后,如非经过“外国人”的验证、承认,中国的学者专家们往往对这些现象嗤之以鼻,以表示他们是有科学精神的明智之士。
  真理不是人云亦云,要有理论,且必须经得起实际验证。刀枪不入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成立的,但只限于以人使刀使枪,而不是高速的子弹。理论上说来,皮肤在相当的锻练后抗力会增加,若再浸泡一种药酒,则表皮紧缩坚实,有如处理过后的皮革。在刀锋接触表皮的剎那,如果表皮的抗力大于刀锋单位面积的压力(但不能割,用割的压力会增加),反作用力就可以把刀弹开,就像砍在充满空气的皮球上一样(皮球也不耐割)。
  我认为西方文明之值得借镜,并不在于他们目前所得到的结果,而是他们勇于探索真相的精神。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口中喊着“格物致知”,却不屑于追究流传于民间的这类事件。现代的学者专家则连抄袭模仿西方科技尚自不及,更遑论其它!然而这些埋没了很久的宝藏,才是中国人真正值得努力探索的,若将之整理成为有系统的学问,必能强身强国,利己利人。
  话说回来,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功夫的锻练确能提高一到两倍的人体潜能。但这并不表示功夫可以练到草上飞,隔山打牛等神奇地步。(台湾武当门的几位弟子,曾在廉师兄的督导下苦练了一年多,证明完全不可行。)
  一九八五年,我住在美国洛杉矶,有天看到当地的世界日报上登载着几个大字:
  “中国功夫挑战西洋拳”
  我很有兴趣,一看,竟是霆斩的彭氏兄弟,在一位华人医生的推荐下,来美参加职业拳击竞赛。由于美国职业拳击协会有一定的制度,彭二要参加职业比赛之前,必须先胜过若干有排名的业余拳手,第一场比赛的对手是一名墨西哥选手。
  这位记者以几乎整版的篇幅,详细介绍了霆斩功夫的神奇性。而且预言中国功夫在彭氏兄弟的推广下,必将拳打西洋,令外国人刮目相看!
  第二天,我等着看消息,但找来找去,报上却只有短短几行的报导。原来彭二虽然不怕刀砍,却没有练成脑袋不怕打的功夫。在我印象中,报导的内容如次:
  “〔本报讯〕昨日在一场挑战赛中,彭xx往场中一站,墨国选手一记左钩拳,彭氏立即倒地不起。全部比赛时间不过三秒,如此功夫,真是丢人丢到美国!”
  中国人就是如此极端,相信时捧之上天,不相信时则贬得一文不值。
  我们拍电影的计划也胎死腹中,因为雷俊无法排定“卡斯脱”,电影版权卖不出,电影不能拍了,钱也赚不到了。我不能再事担搁下去,只好回头另找资金。
  在北屋时,我只有一个清白的朋友林俊甫,他知道我的计划后,介绍我认识了“大周建设公司”的倪邦宁建筑师。在倪的推荐下,大周决定支持我,谈好以半年为期,给我一间办公室,几个工作人员的名额,每人每月四千块,我则不计薪酬。
  一九七八年六月,我登了一则分类广告,征求中文系毕业者,到大周公司来面试。当时共有十多人报名,但面试时只来了五位。一听月薪四千块(当时一位国中老师的月薪约为一万二仟),有两位立刻打了退堂鼓。
  只有三个人接受了面试,试题中有一项是与分类与记忆有关的,另一项则是性向测验:“如果一个玻璃瓶子里面有一个鸡蛋,试问怎样才能拿出来?”
  这种题目没有标准答案,但却能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及态度。其中有一人与我争将起来,他说这种题目没有意义,不应该拿来考他。当然这种人我不敢用,迟早总会发生一些事情,让他振振有词,对我大肆攻击。
  有个面试的女孩,她老老实实地把瓶子反来覆去,想把蛋倒出去、夹出来。这种个性对我的工作极有帮助。因为她不会作怪,不论事情大小,必能认真执行。
  她名叫沉红莲,是台大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我录取了她,果然我的判断很正确,她一做就做了十几年,成了我得力的助手和人生追求的道侣。
  她对中文自是驾轻就熟,工作进度比以往快了数倍以上。后来她又找来两位同班同学,不到三个月我们就成功地用廿六个字母,把一万多字作了全面的编码。
  我最关心的是重码字,用键少,重码就多。为了避免重码,我们一再把字母及辅助符号放在不同的键位上,一次一次地重编。重编只不过是苦功,难的是判断标准,在当时没有任何成例可资参考。
  字母与辅助字形的统一性、重码字的比率、取码数的上限,规则的例外因素等,在在都是问题,而且相互矛盾,又相互纠结影响。
  我的解决方法是以“形声法则”为依据,以中文的“全方位功能”为目标。因此,字母应有文字的代表性及基础性,辅助符号则要有视讯的联想性,但不宜过多,否则难以辨识。在字母确定后,取码数也就没有变通的余地。
  我把形部视作前缀,声部作为字身。前缀约有数百,以二十六键而言,取一至两码是理之必然。同理,字身有数千个之多,则要取一到三码。取码规则是最后才考虑的,在避免重码字的前提下,所有有效的方法都是规则。
  有了指导原则,大家在同一个理念下工作,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一九七八年九月,我们的编码告一段落,订名为“中文输入研究”。为了节省排版的时间,我一笔一笔地亲自抄写,然后送去照相制版,在十月六日,由大周出版,印了一千本。
  据我的猜想,大周支持这个计划的原意,不过是看在林与倪二位的面子上。待这本书印出来后,他们看不出其中的意义,以致不愿继续支持。
  后来证明,连信息界都找不到任何人能了解这本书的价值,我至少送出去好几百本,结果都是石沉大海,连浪花都没有激起一朵。
  人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总会设法经由各种管道,以求多增进一点认知。我的岳母极力推荐台北大桥下一所命馆--国安堂,叫我去试试看。沈红莲与她的同学们听了大感兴趣。反正没有事,前途未卜,我们就结伴而去,且装作互不相识,看那先生如何说法。
  国安堂在桥下一个小巷中,要先挂号,缴费十元。算命先生是成大机械系毕业的,年纪与我相若,却已是白发皓首。他是原堂主之义子,原堂主退休后,他才继承家业。据他说这种工作比从事机械难多了,但是为了不负养父之命,义无反顾。
  他看了我的命,说是在四十二足岁之前飘流四海,虽有齐天的本领,依然一事无成。这倒是一点不假,是不是我的外表或者什么地方泄漏了机密呢?再一算,当时我应该算四十一了,今年有没有希望呢?他说,我在今年生日以前只能算是四十岁,这两年还要熬,必须过四十二岁才会一帆风顺。
  沈的两位同学,据那位先生说,都与目前的工作无缘。一位即将赴美,一位亦将离职,且都会相夫教子,以家为业。唯有沈红莲,先生说:
  “你这个工作很适合,会做下去。”
  沉红莲已经订了婚,原本打算在未婚夫出国后,继续深造,她便问道:
  “我想继续读书,可以吗?”
  “不可能。”
  果然,那两位不久就离开了。沉红莲则为了献身中文计算机及中华文化,到现在还是日以继夜的埋头苦干,不要说出国深造,连结婚生子都担搁了。
  大周对我们后续的计划爱莫能助,当时我们的办公室位于南京东路,是向“名将室内设计”借用的。名将的负责人被我们的工作热忱所感动,很有意支持。但是我知道他们力量也有限,下面所要努力的工作还很多,只得婉拒了。
  薪水已经没有了,前途一片荆棘。沉红莲的个性很坚强,不愿被挫折所击倒。她宁愿去做家教维持生计,决心要继续下去。
  受到她的鼓励,我当然更不会退让。我们根据电话簿,把当时位于台北市的多家计算机公司地址抄下来,决定每天一家一家地去拜访。这分明是“科学”,白纸黑字,每一个中文都已经编码完成,我们认为计算机公司的从业人员一定有识货的。
  不幸二十多家计算机公司,家家口气都完全一样,没有一家认为“中文计算机”可行,甚至有人说有台“中文终端机”也就够了。当时我并不了解这两者的分别,但是由他们的神情以及谈话中中英夹杂的事实,我看得出来,中文计算机早已被他们否定了。
  我们改弦易辙,到各大学的电机系(当时尚无信息系)去,看看有没有学校愿意合作。想不到学校比商人更现实。商人只是否定中文计算机的商业价值,教授们则更武断地说,中文早就该淘汰了!这种老古董,害得中国沦落到今天地步,还不快趁计算机来临的机会将它丢掉!甚至于某校有位颇享盛名的博士教授,不齿地说:
  “你知道吗?英语即将成为国际语,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文字。我们要生活在世界上,就要全面放弃中文,大家来学英语!”
  这种干云的豪气,只差一点令我作呕,我不仅不能“受教”,而且要让这些“外行白痴”看看老古董的价值。
  庄灵知道了我的遭遇,他说他曾经采访过一位青年才俊,是台大电机系的教授,创办了一家电子公司。庄灵慎重地介绍我去,他认为一定会有结果。
  我们制作了一个计划,去见那位教授。果然他没有否定中文,叫我们把计划留下,他要仔细地评估。过了一个星期,他找我们去,问我的计划要多少钱。
  “只要能实现中文计算机我就满足了,多少钱不重要。”我说。
  “那么,朱先生,我很不客气地告诉你。如果你自己都看不出它的价值,我的看法是,它根本没有价值!”
  我们痛定思痛,原来这个世界已经疯了。好吧,我把计划中加了一条,索价一千万台币。没想到沉红莲送去打字时,因为气不过,偷偷地把一改为六,变成了六千万!
  我想到真正了解中文计算机重要性的,应该是政府。当时孙震在经济建设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我便去征求他的意见。他看了我的计划,觉得很有价值,由于主持信息事宜的是工业研究院,他便代我转交给院长方贤齐。过了一个多星期,工研院回了一封公文,文中劝我不要“闭门造车”,叫我去研究王安公司的产品。
  我不知道王安的产品是什么,但却知道一点,绝对不是中文计算机,否则为什么人人都认为中文亡定了?我们不愿死心,前后花了半年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各个政府机关、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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