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之旅-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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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汗淋漓，最后只好忍痛登记买了一本。为了那一本一百五十元的“圣经”，我足足吃了好几个月的苦头，不免恨他入骨。
　　系主任上课才是今古奇谭，他先悠闲地坐下，慢慢打开他那须臾不离的皮包，准备祭出法宝。第一招我们称之为“招魂摄魄”，是一对一的验明正身。大约前后需要十分多钟。那种慢动作很像电影上的特写镜头，他很仔细地戴上老花眼镜，用手指尖移向点名册上，认清楚了名册上的人名。然后再用“超级慢动作”取下老花眼镜，先向同学们扫瞄一遍，这才激活他那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湖南官话”语音系统，一个字一个字地“唱”出来。同学们一半靠猜，一半靠别人的提示，才知道这支“歌名”是自己。
　　这时，同学们一定要站起来，大声地答应：“是”，系主任仔细鉴赏老大一会儿，像是疼爱多年未见的小孙子一般。然后“嗯”的一声，点点头，戴上老花眼睛，再点第二个。如果那位同学不在，他会千篇一律地拉长了尾音，混着浓而重的鼻音问：
　　“啊？到哪里克（‘去’发‘克’音）啊？”
　　如果没人答腔，他会以同样的腔调说：
　　“啊！冇来啊！”
　　然后在他专用的点名册上“用力”地记上一笔。不论是公假、病假、事假，他同样地说：“啊！冇来啊！”同样“用力”地记上一笔。
　　如此这般，据高班同学的通报，十数年来，他乐此不疲，甚至有人说：
　　“老人家靠这招吃遍天下，上了瘾！”
　　初时我们以为他会认人，后来发现他这样做只是在拖时间。因为学长一再指点，如果有同学不在，不妨换个人答应，但是我们不敢。有次，一位同学试了一试，先还打算装着听错了，却见他“嗯”一声，点点头，一副认得的样子，全班欣然微笑。
　　点完了名，下一招定是“乾坤挪移”，真正的好戏才算开场。他会随手任意翻开一页，如果是统计表格，他就口中喃喃地念着：
　　“一个圈、两个圈、三个圈……啊！”他抬起了头，把老花眼镜取下，对大家说：“是一清（千）三百……”没有人知道个中玄机，只好呆呆地等着他老人家的启示。
　　这时他才低下头去，慢慢地戴上老花眼镜，食指沿着外页向下滑落。看了看，又取下老花眼镜，作恍然大悟状，干笑着说：
　　“啊！是三百呃（二）十嗯（五）一（页）。”一时同学们如获圣旨，纷纷交头接耳，猜来猜去，一个个热情地翻着书本，教室中嗡嗡哗哗一片。系主任就展开了笑颜，觉得孩子们颇令龙心大悦。
　　如果不是表格，他就会另翻一页，或是叫同学们站起来，像小学生一般地读诵那些文字，由于这本书都是以往同学的毕业论文，学农的本不重视语文，每个人的文笔又各有不同的体裁，更何况随手翻来，无头无尾，读来简直不知所云。
　　学长们一再强调，整个四年中只有几道难关，而系主任这道则险如“蜀道”，千万要忍耐。要逃课也千万避免请假，找个同学代答即可。一则我不愿麻烦他人，二则我走惯了险路，怕归怕，总忍不住想向权威挑战，领教一招“瞒天过海”。
　　不论是谁，人都有弱点，系主任自己知道他那“国家科学委员会原子能应用委员”的来龙去脉。为了维持令誉，我不相信他敢于应战。
　　考虑了几天，我下定决心，举手发问。系主任不知是真的没有看见，或是故作未见，好半天埋首在他的“圈圈”中、不停地数来数去。我大声叫道：
　　“系主任！”
　　他慢慢地抬起头来，慢慢地说：
　　“呃清四百……”
　　“系主任，我有问题。”我是箭在弦上，非问不可，同学们知道大战一触即发，无不为我捏了一把冷汗。
　　他缓缓地把眼镜取下，狠狠地打量着我，仍然慢慢地问着：
　　“你叫什么名字啊？”
　　“朱邦复！”
　　“啊！朱邦复！”他又埋下头去，翻开了他的专用点名簿，大约找了三分钟，最后再重复着一应例行的动作，加强了浓重的鼻音：“啊！朱邦复是你。”
　　“主任，我有个问题。”
　　“啊！你有问题？”他又强调：“你是朱邦复？”
　　我所赌的就是勇气，不理会他的各种暗示，我立刻大声地问：
　　“请问主任，什么是‘热中子’？”这是在＜稻作诱变＞那一章中所提到的专有名词，指经过加速处理的中子。在稻作上，可利用其辐射线，改变基因结构。
　　一时全班鸦雀无声，人人期待系主任大发雷霆，不料姜是老的辣，系主任轻松自若地笑着，幽了我一默：
　　“RA（热）中子！就是RA的嘛！”他一笑，全班也跟着哄堂大笑。自后我再也没有上过他的课。学期终了时，我竟然平安通过。人人说是奇迹，我却得意地认为这是我与系主任之间的默契。
　　好教授也不是没有，有位教遗传学的黄正华教授，教课全凭真才实学，不像其它教授，全靠室外点名将同学强留在课堂中。因为大家眼睛雪亮，谁都希望学有所获。黄教授每次上课，教室内外挤得人山人海，还有远从别校来的旁听生。只是我们学校留不住人材，他只教了我们两个多月就走了。
　　另外有位教授，最初也曾令我们佩服不已，他一上课就开讲，一下课就走，没有一句废话。然而，等到讲义发下来一看，大家才发现他所讲的与讲义上印的，居然一字不差，相信这也是一项世界记录。后来高年级同学告诉我们，这份讲义他已“背诵”了十多年，十多年来，尽管新知新识层出不穷，他却能屹立如山，坚定不移！
　　还有一位教授，曾在政场上活跃过。现在失势了，于是我们被迫听他演说、发政治牢骚。到学期终了，上课出勤成为他打分数的唯一标准。
　　对某些同学而言，那位教授还算合情合理，因为他的分数尚可掌握。另外有位教授则凭“电风扇”打分数。据说，考卷被风吹得远的分数较低，理由是上面的墨汁一定比较少。虽然这只是传说，却可以想见评分之缺乏标准。
　　有的同学为了争取奖学金，或为了准备留学，分数高低对之有很大的影响。既然成绩不与努力用功成正比，便只好走后门、拉关系。我们的班代表“老师”社会经验颇丰，知道去打听各个教授的个性与喜忌，故累有斩获。
　　农化系是本校当时少数的“理组”科系，据说对农复会有“绝对”影响力的系主任夫人，亲自教我们“肥料学”。同学们为了未来的出路，申请转系的特别多，因此她气焰非凡，经常令三分之一的同学过不了关。“老师”收集资料，认真的研判，并说服了我们，在开课之前，集体去拜会、送礼、问安、请示。
　　结果是师生之间相处融洽，皆大欢喜。“老师”也因此获得她的青睐，很顺利的转到农化系，而且入幕成为夫人千金的家庭教师。
　　在耳闻目睹下，我由“不知不觉”变成了“恨知恨觉”。考进农学院虽不是我的志愿，但我总认为大学是国家命脉所系，是知识探讨的圣地，总该能让我学习、思考些对人生有价值的观念。不幸希望又破灭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无处不是污秽、腐败。让我感到唯一我应该学习的，是如何逃避，如何装聋作哑。
　　我发现社团活动是最理想的避风港，只要有充分的理由，训导处就可以给公假，不必上课。我当时是篮球校队，每学期照例有十多天的校际比赛。加上以练球为理由，可以躲上一个月。我又是管乐队队长，一到庆典或者其它需要乐队的场合，都是请公假的机会。但最令我受惠的则是“昆仑学社”，我利用办墙报、出版刊物等为由，随时随地可以请公假，甚至于同学们逃课有难，我也可以代请。
　　我出版的杂志，名叫“昆仑山下”，这本杂志是油印的，有五十多页。我为了消磨时间与精力，利用钢板上的平行纹路，一笔一笔仔细地“雕刻”。每个字同一大小，如同铅字排印一般。不仅如此，我还劳动全校文豪，加上自己的填空，并画些插图。施展了全身本事，花了整整两个月才告完成。
　　这本杂志不仅给昆仑学社带来很高的声誉，也为我铺好四年社团活动的康庄大道。可是事情有好的一面，就有坏的一面。
　　训育主任把我找去，对我赞许有加，然后说：
　　“以你的才干，应该参加国民党才是。”
　　“我对政治毫无兴趣。”我直接了当地拒绝了。
　　“国民党是服务国家，与政治无关。”
　　“服务国家的方式很多，不一定要入国民党。”
　　“这是光荣呀！很多人想入党都入不了哩。”
　　“谢谢您，我不想入党！”
　　他满脸狐疑，可能是很少碰到我这种怪物。想了想，他换了个口气：
　　“令尊是党国元老，很受人尊敬的。”
　　“我没有家父那样伟大。”
　　“这要看你自己了，像令尊，他能把握机会，才有今天。”
　　“家父是为了革命才参加国民党的，不是为了今天。”
　　“当然，当然，”他发觉我很不识抬举，站了起来，严肃地说：“可是参加国民党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不参加的话……对你可是百害而无一利啊！”
　　一听这话，我不禁怒从心起，抗声说：
　　“主任！如果人人都只为了满足个人一己的利害而参加党派，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说完，回头就走。
　　我的生活非常艰苦，家里每个月只给我寄两百元，伙食团每月要一百二十元，洗衣每月四十元，剩下四十元零用。可是学校常要缴些费用（如稻作学课本等的），此外，我骑的烂脚踏车要侍候，伙食团营养不足，我活动量又大，肚子经常叫饿，也极待补充。
　　更糟糕的是从小没人照顾，一身是病。最严重的是感冒，从高二起，几乎每两个月就会发作一次。我只能去学校的医务室，而医务室只给消炎片，吃多了不仅无效，且导致“璜胺剂”过敏，手背红肿，又痛又痒。
　　有人建议我用土霉素，当时土霉素一粒就要五元。为了治病，我只好把洗衣的四十块钱省下来。再不够，干脆连伙食团都不参加。每天一大早，骑车到果菜市场买三块钱十个的“小”小馒头，早上吃软的，中午吃硬的，晚上则啃石粉。最高兴的莫过于同学外出时，把“饭票”留给我，这样每月又可以省下几十块钱。
　　学校里白吃的风气很盛，尽管伙食团防范很严，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同学们方法很多。有人劝我也去白吃，但是我骨头又臭又硬，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心安理得，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我不齿为之。
　　也有人劝我把写“昆仑山下”的精力和时间，用来写讲义，每个月多多少少可以赚一两百元。我也有点心动，可是又觉得这样未免太不负责任，既然自作，必须自受。如果我想赚钱，只顾自己，那与我所瞧不起的人又有什么区别？
　　饿得厉害时，我曾偷过自己种的农作物，也偷过学校农场的香蕉及其它水果。当然那也算是罪恶，只是民以食为天，我还有理由原谅自己。
　　二年级时，我们住进了正式的宿舍。一天，同寝室有位绰号“性格”的同学，谈起他会红烧狗肉。我正饿得发慌，便忍不住问他，能不能找只狗来试试？他说，随时都可以，只是没有地方烧。
　　别的同学都跟着起哄，有人愿意提供炉子，有人说弄得到作料。至于锅子，我的“一品盆”正是最佳工具。那个盆子在学校里还颇有点知名度，为了省钱，我买了一个比饭碗大一些，又比洗脸盆小一点的铝盆。洗脸时把它当作脸盆，洗澡时是淋浴盆，吃饭时又可以用来当饭碗。
　　“性格”其人如其号，说干就干，他说做这种事至少要两个人，他可以杀狗，但还要一个帮凶去骗狗。这一来，同学们面面相觑，谁都不愿意跟他去。我的肚皮快要贴到背脊了，眼看可以大快朵颐，不料却来了个难题。说不得，帮凶就帮凶吧，反正我不在乎，既然老天让我挨饿，哪只狗碰到我也是活该倒霉。
　　于是我自告奋勇，作了他的副手。他去借了把散弹猎枪，当时是晚上七、八点钟，我们骑上脚踏车，在大家的祝福声中出发了。
　　刚到学校前的林荫大道，就见到一只垂头丧气的野狗，它和我们一样在路边找食物。我的责任是骗狗，“性格”立刻说：
　　“我到前面转弯的路口等你，那边人比较少，好动手。”
　　说罢，他如飞般去了。我试着“啧啧”连声唤那只狗，它先是有点怀疑，不肯过来。我一再亲切地呼唤着它。终于，它认定了我不是坏人，怏怏地摇着尾巴，慢慢向我走来。我也骑上脚踏车，口中仍不断地叫唤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