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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节

智慧之旅-第10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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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了不禁心灰意冷,我知道共产党的帽子一被戴上,再加上我曾有想回大陆的企图,先别谈文化,我很可能连小命都难保。
  我从事中文计算机工作本非为名求利,不过是为中国文化的救亡图存尽一份心力而已。如果社会肯定我,我便有义务为这个社会多作奉献,否则又何苦自取其辱?自己虽然对计算机软件及硬件还有很多构想,且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可是在一个义人稀少的地方,利多适为大害。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夫子早有明见。既然有人视我为眼中钉,我何不退让几步呢?
  我想到袁守谦,他曾是父亲的部属,父亲在时曾嘱咐过我有重要事可以找他。他目前位居高官,且参与国事,说不定可以打听出一点消息。我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电话打过去,袁伯伯说正要找我,却不知道我的电话和住址。
  他证实确有此事,照理这种小事不可能提到国安会。不论如何,那天科技小组开会是由国安会主席亲自主持,会中讨论接不接受我的技术转移,主席手上还有一份指称我是共产党的报告,主席说:
  “这个人既然是共产党,如果共匪也用这一套,我们该怎么办?”
  会场上一阵沉默,过了一会,有一位委员(据说是沈君山先生)说:
  “我们要考虑的应该是这个人的技术有没有用,如果说因为共产党用了他的技术,我们就不要用。如果共产党决定采用三民主义,是不是我们也要放弃呢?”
  下文没有了,至于台下有什么动作,袁伯伯也不知道,他只是慎重地问我: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袁伯伯,先父不要钱,我也不要钱,但我绝对不是共产党。”
  “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建议你离开台湾吧!”
  打字机也顾不得了,我立刻安排公司的后事,首先问有没有人自愿随我流亡,结果只有沉红莲愿意。这就够了,事实上,也只有她能够帮我。然后我把全部股权都转移给员工,这才发觉为了技术转移,公司财务已经快空了。
  我又忙着安排些生意,同时抽空去基隆天显宫,问最近运气如何。大帝公说:
  “快走吧!有小人害你,晚了就来不及了!”
  “可是公司没有收入,我还要做一点生意才行。”连神都这样说,我也急了。
  “不必,公司没有问题,你快走,越快越好!”
  “去哪里呢?”我心里想问的是,能不能去大陆,因为只有在大陆才能搞中文。
  “你自己清楚,快走!”
  “那我走了就不能回来了?”
  “谁说的?一定能回来,放心!”
  四月二十日我和沉红莲匆匆搭机离开了台湾,二十一日抵达美国洛杉矶,开始了八年的流放生涯。
  老孙来接机场我,要我们住他家,但因为我的妻儿也在洛城,我便婉拒了。
  老孙给我介绍了一位美国律师,他有个中国名字--万佩鼎,曾从学于赵元任。他非常风趣而热心,替我找合作对象,运筹帷幄。此外我又认识了一位蒋祥嘉先生,当时有五十多岁,四川人,曾经是国府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老孙说他是邓小平的表弟。
  组织公司不是小事,等了一个多月,各方面都没有进展,沉红莲决定回台湾去,我知道她回去不会有问题,但能否再出来则很难说。
  我能留她吗?连自己能否找到发展的机会都在未定之天,美国不比台湾,我一生已经毁了,怎能把她拖下水?我给她订了周六的班机,心里也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她不能再出来,今后要靠我一个人努力了,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是天意。
  星期五上午,蒋先生与一位钱先生同来,说旧金山有一家美国公司,找我去设计中文雷达。我已经失去了信念,不相信一天之内能有什么奇迹。沉红莲一走,我一个人独撑大梁,恐怕力有未逮。钱先生认为反正还有一天,他自愿送我们去旧金山,万一不成,当天就可以赶回来。如果谈妥了,岂不是皆大欢喜?
  于是,由钱先生驾车,我们立刻赶到旧金山,找到该公司。大家谈得还不错,我们两个人一个月薪水五千,是免税的,支票要由海外拨付。
  这间雷达公司透过蒋先生的关系,卖了很多导航系统给中共,当然前提是非用中文操作不可。我知道这项工作难度很高,但却咬紧牙关,先接下来再说。
  蒋先生也到旧金山来了,他说中国政府邀请他和我回国观光。我听了受宠若惊,但是目前工作还没有安定,我不能把沉红莲一个人丢在旧金山。蒋先生听了,慨然把他的机票让给沉红莲,叫我们一起回去看看。
  传言中,台湾政府一直在暗地监视中共大使馆,我怕去大陆的事曝光后,自己虽没有什么可惧的,却会危害沉红莲在台的亲友及零壹的同仁。在去签证时,我特别买了顶呢帽子,戴着黑眼镜,神神秘秘地溜了进去,沉红莲虽然心里也紧张,却坚持不肯伪装。当时的总领事是唐树备先生,他很客气,立刻给我们发了台胞证。
  去国三十多年了,真是乡音未改鬓毛催,回到过去逃离的故土,心头的滋味实在难以形容。七月二十六日我们坐飞机由旧金山动身,第二天晚上到达上海上空。我俯瞰地面,一片漆黑,偶而见到点点灯光,简直比汪洋中的船只还要稀少。
  飞机着陆后,我们走出机舱,经过空旷而不甚开阔的停机坪。大家鱼贯而行,来到一所矮小的两层楼楼房。昏暗的灯光、湿热的空气,使我无法相信这就是亚洲最大的都市--上海,更不愿相信脚下踩着的就是闻名已久的虹桥机场!
  我一向反对物质文明,但是,眼前所看到的让我不禁怀疑,这就是中国吗?显然,中国是贫穷的,但穷到这个地步,简直比巴西的圣路易市好不到哪里去!国家穷,人民必然生活困苦,虽然平常看到不少报导,但是总与亲身体验有一段距离。
  候机楼中有几个十七八岁、身着宽松绿色军服的姑娘,正在叽叽喳喳地说笑。我试着与她们搭讪:
  “请问你们是军人吗?”
  “不是,”她们笑了,一个人说:“我们是海关人员。”
  “啊,上海经常是这样热吗?”
  “一会儿就好了,空调刚刚打开。”大陆上把冷气叫空调。
  “空调刚刚打开?”我根本没动脑筋,顺口说着。
  “为了省电呀!哪能像你们?你是美国人吧?”一位姑娘神色不太愉快地说。
  “不,我是中国人,我在家也是一样,不用就把空调关起来。”我是想讨好她。
  “我可不一样,我家没有空调。”那位姑娘说完回头就走。
  这种情绪似乎到处可见,尤其是店里的售货小姐,那副晚娘脸远比五十年代我在台湾见到的公车小姐还要难看。
  有一次,沉红莲想要买本辞典,到北京王府大街的新华书局去找。那些服务的小姐一个个坐在柜台后,相互嘻笑,不论客人问什么,她们都不理不睬。最后沉红莲总算看中了一本,问一位小姐要多少钱,问了好几次,她可算开了金口了:
  “多少钱?你买得起吗?”
  这是什么道理呢?共产党的教育不是强调要为人民服务吗?如果说一年半载不能改变一个人,我可以相信。但是大陆实行共产主义已经三十多年了,多多少少应该有助于人态度的改善。更何况北京人一向以好客有礼著名,怎会变得如此乖戾?
  到了北京,统战部招待我们住在北京饭店,一个人一大间套房,非常阔气。我一向穷惯了,这般享受心有不安,加上囊中羞涩,什么送礼呀、小费的一概装作不知有此一说。而且一再声明,我最欣赏共产主义不送礼,不给小费的习俗!
  统战部也派了两位官员招待我们,一位姓林,一位姓王。在大陆半个多月的时间,他们一直陪伴着我们,从北到南,安排行程、接洽事务,非常辛苦。由很多细节上,让我不得不由衷地佩服他们的纪律以及服务的精神。
  在北京,我们参观了故宫、十三陵、香山、北海,吃过闻名的仿膳,也爬上了“是好汉”的长城。这些景物并没有激起我多大的冲击,因为要了解一个时代,必须从人下手。北京虽然到处是人,但是要看透人心,却不是件简单的事。
  在参观明孝陵时,看到地墓中挂着一个说明,后来每到一个地方,都没有例外。那些说明千篇一律地都是严词谴责封建君主的劳民伤财,浪费民脂民膏,建造了这些没有价值的建筑。是吗?如果没有这些古迹,每个人吃得肥肥胖胖的,死了以后还要历经千万年才能化成石油,这样的中国人有什么价值?中华文化的证据何在?今天的中国人,又能有什么值得自傲的?如果以贬谪先人为乐,不妨想想自己的将来吧!
  有个清晨,我和沉红莲走到故宫旁的原御花园(现已改为“工人劳动宫”),我打算了解一下人民的生活方式与想法。门票是二分钱人民币,进到里面,是个极大的花园。有假山假石,盆景花木以及各种雕梁画栋的建筑。但是一眼望去,黄土铺地,寸草不生,无法感受南国花园袭人的绿意。
  北京雨量不丰且多风沙,能有这么多花木已属难得。地上很干净,一定是常有人打扫,或是大家都有公德心。园中到处是人,多半是些老者,有的在练马步,有的打太极拳,还有人在树下或墙前半蹲半坐,双臂虚抱,彷佛怀中有个大缸。
  花丛之间有一些长条的座椅,三五成群的有不少人在休息。我特别想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因为这才是最真实的人生。
  我也找个空位坐了下来,身边有好几个老太太,大家多半是木然地呆望着前方,偶然回过头来,与旁边的人有一句没一句地搭上几声,也听不出什么主题来。
  这代表了什么呢?可能是人际关系淡薄,也可能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信心。我知道,当人与人之间无话可谈的时候,就表示人已经被孤立了。对这些老年人而言,不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们原本就所剩不多,如果连身旁的事都提不起兴趣,那又代表着什么呢?
  离开北京后,为了观赏祖国风光,我们要求搭火车南下。途经淮河平原,先到南京,再渡江去南通,探视沉红莲的奶奶。然后再去苏州、杭州,经上海回美国。
  我们坐的是“软卧”,四个人一间,倒颇为舒适。天一亮,我就注目窗外,连续几个钟头,尽目望去一片无涯的青葱,完全不是过去想象中荒凉残破的淮河平原。至少,我相信人民温饱应该不是神话了。
  在南京时,我们住进一所宁静的宾馆。参观拜会之余,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倒是南京市内大马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因为沈红莲是南通人,所以统战部特别在行程中安排了南通的拜访。南通在长江北岸,离开南京后,要坐渡轮过江。
  我们晚上八时离开宾馆,天气热得像是在火炉中一般(气象报告说是摄氏三十八度,实际上是四十二度,政府为了避免民众慌乱,特意少报),老林笑说南京正是长江三大火炉之一,我们来得不巧,正好挨烤。
  这真是世界奇观!只见南京大马路的路肩上,密密麻麻地睡满了民众,从宾馆到码头,汽车走了半个小时,我就没看到过一块空地。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有这种耐性,大家居然整整齐齐地,像是逃难,却又像露营,全城都露天而眠。
  一到码头更是人潮汹涌,看热闹的、等着上船的统统挤成一堆。谁都不知道谁要干什么,反正有人往这边来,也有人往那里去,大家挤来挤去。这时我早已汗流夹背,眼镜片上一层雾气,在人群中热得头昏脑胀。
  统战部南京的“部长”也来了,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我以为部长一定是大官,他们告诉我,在编制上各地都称为部,头头都是部长。大概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之一吧,名义上不分阶级,但内部阶级分明。
  那位老部长在前开路,被挤得东倒西歪的,我见到有些人欺负他老,故意推他撞他,不由得火冒三丈。尤其是沉红莲,她那份侠情又被激发了,一副火山即将爆发的模样。顾不得自己是客,我连忙挤到那位部长的前面,打算跟那些恶客讲理。
  老林紧跟着我,看我神情不对,忙把我拉住说:
  “今天实在太热了,别急别气。”
  “可是,他们为什么一点也不尊重年纪大的人呢?”
  “唉!没有办法!文化水平不够嘛,原谅他们吧!”
  在台湾让贵宾免于困扰的方法是利用特权,任何贵宾都有相当特殊的优待。据我所知,当时去大陆的“高科技专家”并不多,我算是顶重要的贵宾了。而对我唯一的优待就只有住宿,因为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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