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4-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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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好还是在二难中行中庸之道，呈粗而不脏。“我肠子里爬出来的”，这句话即是一例。因为赵姨娘的这句话比春燕娘的话稍微好听一些。也许她不愿自己作贱自己，用了句不确的话以借代。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一种积极的修辞手法，但与程高本的改句比较，是谬误的，又是艺术的。这也可说是赵姨娘的语言技巧。
其实，女性生殖器是人类的生命之门，既是神秘的，又是自然的，更是伟大的，不能以秽器视之。从生物学的眼光看，人体生殖器正与花卉一样负担着养育下一代生命的神圣而艰巨的任务。植物与动物（包括人）竟有如此之不同：在植物为花，永远为人们欣赏、赞美；在动物和人则为秽器，只好讳言之。如果自述，倒也无事；如果别人如此说，即是骂人。仔细想起来，语言作用的主客体是如此不同，也是很有趣的现象。如果真正尊重妇女的伟大与价值，提到这生命之门，应该毫不感到亵渎粗野。画家在画裸女时，会被当作人物美来欣赏，为什么作家写女性的私处，会当作不文明、不美呢？作家真有点冤枉了也。
天子门生 门生天子
——再提翁同龢
？ 山 谷
常熟是一个县一级规模的小城市，却是国务院第二批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西南角上的翁家巷是清朝两代帝师翁同龢的故居，一座典型的江南建筑风格的官僚宅院，现在被辟为翁同龢纪念馆。翁家是常熟大族，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进士及第，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历官工部、兵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曾为同治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咸丰六年会试殿试列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他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位皇帝授课，历官协办大学士，刑部、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处领班。
翁同龢晚年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被慈禧太后以皇上的名义“开缺回籍”。不久戊戌政变发生，同年十月，他再度被追加罪责，诏令“永不叙用”。
翁同龢一生不乏政绩，清末四大奇案中的“葛毕氏”案得到平反昭雪首功当归于他。其时翁同龢的身份是内阁学士派署刑部右侍郎，照史学家们的说法是，“倘非翁同龢细心推求，则杨乃武冤沉海底。此案平反之端，发于翁同龢”。当然细数他的政绩还有很多很多，但为后人不断谈论的还是他与戊戌变法的牵连。康有为称他是维新变法的导师，当代不少学人也极力称赞他是改革派人物，对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翁师傅，表示充分的理解和好感，特别是对他晚年的境况，给予了极大的同情。
常熟虞山，人称十里青山，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后，在这连绵的青山下，度过自己的余生。这个悲剧性的人物凸现在蜿蜒的山间小道上，满头白发，身著青衣素衫，拄着拐杖，踽踽独行，与他所处的时代一样，充满了大幕将谢的哀伤与凄迷。
有关这个时期的翁同龢的材料颇多，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这位“门生天子、天子门生”的晚年境况。《苌楚斋随笔三笔》卷二有个关于“翁同龢五不居士”的说法，作者刘声木这样说：
常熟翁文恭公同龢，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获遣家居后，自号“五不居士”，并谓一不穿公服，二不会客，三不写字，四不入城，五不写信，有欧阳文忠公“六一居士”之遗风。文恭以书法名当代，颇得苏文忠公神理。晚年间复作画，亦格老气苍，非同凡近。其文采风流，映照一时，亦未可遽没。
这是个不真实的传闻记录。多少阅读一些古典文学的人，便会知道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或“六一居士”的由来。他别号六一居士，在《六一居士传》中自道：“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欧阳修的“六一”是多么潇洒，老来琴棋书画，读书喝酒，而翁同龢在常熟家乡，被软禁在家中，失去了人身自由，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惟以读书诵经了却残生，内心充满了无比的痛苦，这种生存状态岂是欧阳修所能比拟的。无可奈何的苟延残喘与放达恣肆的个性自由，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苌楚斋随笔》的作者将翁同龢的“五不”与欧阳修的“六一”相提并论，实在是错弹之极。
出入宫帷能与皇帝造膝独对的两代帝师，一夜之间从天上掉到地狱，其际遇反差如此之大，精神创痛深巨，委实让人生出无限的同情。看看他遭遣后的情况，对于他的整个人生以及他所处的那个社会，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重要启示。
即便如此，这个“五不”也不符合翁同龢被开缺回家，以及被追加罪责革职编管在籍后的实际情况。五月他回到家乡，不久便去九江他侄儿处，急不可待地冀望皇上给予重新任用；“永不叙用”后，除了不能穿官服，行动不太自由外，几乎一切如常，他的书法在这个时期获得突飞猛进，“日临汉碑帖数十字”，“以习八分及六法自娱”，上门求墨宝的人很多，他尽可能给予满足，时不时还乘兴画上几笔；不断地与他在京城中的好友、同事和学生们书翰往来；在虞山鹁鸽峰下祖茔旁修建了一处住宅，名为“瓶庐”，自号“瓶庐居士”，在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加给他的更重的迫害时，用写字、读书、读经的办法打发时光。荧荧青灯下，他还整理修订了几十年不曾间断的日记，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必要的准备，内心充满了痛苦和不安。
考究翁同龢的一生，他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是与甲午风云分不开的。
在甲午中日对抗问题上，翁同龢是积极主战的，依照一般的常理说法，他是一位爱国者，而李鸿章作为主和派人物，且后来在战败后，又是被派往日本负责和谈签约的全权代表，似乎就是一个标准的卖国贼，这个说法多少太简单了些。
在晚清的政治现实中，一系列的国家变故，出现了波诡云谲的复杂的政治局面，面对世界列强的欺侮，审时度势地处理内政外交需要明智、清醒的措施，而绝不能意气用事。不能简单地用主战或主和，来作为爱国还是卖国的分野。
中日战争的前奏是日本侵略朝鲜，而中国其时是朝鲜的宗主国。处理这个问题，按照恭亲王的说法，主和派有三种选择，一为收朝鲜改藩属为行省；二为派重兵代其守国；三为使朝鲜对各国开放以抵制日本的阴谋。但是已为军机大臣且主管财政的翁同龢，却不同意上述主张，认为“均格不得行”，而是“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在翁同龢等人看来，西方列强的实力，中国无以相比，但一个蕞尔小国竟然如此放肆，是可忍孰不可忍。反抗外侮，维护主权，是大得民心的事，而且凭借大国的实力打败一个东方小国，想来是完全可能的，如得胜便可重塑国家形象，挽回一些在西方列强面前失落的部分脸面。其时一些外国传媒和政要，在分析了两国的军事实力后，也认为中国可以打败日本。
但是作为掌握海陆兵权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似乎不这样看，他心里要有数得多：“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
李鸿章的态度，当然不为光绪、翁同龢等相当一批人所接受，舆论不在李鸿章一边。慈禧此时犹豫不决。翁同龢利用皇帝近臣的特殊身份，加紧鼓动皇上抗日，认为主战必胜，从而可以彻底打倒李鸿章，从李鸿章的手里把更大的权力夺过来。年轻的光绪皇帝也正好要显示一个有为之君的形象，进一步摆脱慈禧，确立自己的威信，于是君臣联手，开始了一场欲在树立各自权威的战争。
这可是一场旨在关系国家命运的战争。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战争最起码的常识，不在最前线也不直接指挥军队的文职官员，对自己的家底情况并不清楚，北洋海军的战斗力如何也不了解，却想当然地一味主战，可见是怎样的轻率、盲动。翁同龢的门生、抗战人士张謇也承认，“中国何尝有必战之布置耶”，在既没有整体的作战方略，也无法协调前线、后勤的军需供应、兵力补充，统筹调配失措的状态下，去抵抗早已虎视耽耽的日本军国主义，那还能有什么好结果？
战争一开始，形势就明显对中国不利，翁同龢坐不住了，他不得不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场攸关国家和民族，更攸关他个人前途命运的战争中去，“一团烈火尽在上焦，有燎原之势”，上朝后回家则“归家疾作，入门不知焉，入堂不知焉，倒床气仅属”。
结果是人所共知的。
对此，恭亲王沉痛万分地说：“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外洋乘此机会，德踞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农阶之厉也。”这真是一个“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的历史大错误。
恭亲王把问题全看在眼里，用最严厉的语言斥责了翁同龢。
这的确是个无与伦比的大错误，怎么估计它的历史影响都不为过。正是这场失败了的战争，极大地阻遏了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挽回。马关条约被迫签订，除了赔款外，还割让了台湾，民族受辱、国家受损。光绪皇帝涕泗交流地在条约上画押，不得不下了“罪己诏”，翁同龢也难辞其咎，拟了一道《自请为甲午战败罢职呈折稿》，请求给予处分。他的心情异常沉痛，折中承认：“臣于敌势军情焉不识，遂使全权之使再出，而和议于是遂成。”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用这句现成的话来描绘甲午以后的翁同龢的命运走向，可以说是十分贴切的。
光绪对日作战决策的轻率，使他的个人算盘全部落空。慈禧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对于这个乳臭未干的小皇帝，她更加不信任了，同样的，她对翁同龢也洞察其奸，有了相当的警惕。在此之前，翁同龢由于品行比较端正得体，学问好，字也写得好，深受慈禧信任，被选做两代帝师，这在清代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由此在朝廷中安富尊荣，由财政大臣而入军机处，相当于今天的书记处书记的位置，行为处事顺遂且有主动性。
但自甲午海战失利以后，他便开始走下坡路，其智力和品行不断受到质疑，而他在中外文明交流的冲撞形成的复杂政治漩涡中，总也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处处被动。
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反败为胜，就非得有更大的事件和机会，让他再来一次拼搏。出于仕宦多年的政治敏锐，原本就留意过的西方文明的社会思潮，让他从中领悟到可以进行改变社会和自己状况的政治尝试。有关变法的言论和方法，更多地在翁同龢的脑海中盘旋。这样说，似乎有损他作为改革家的光辉形象，但是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认真地考察一下翁同龢的言论，特别是他的行动，便不难发现翁同龢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旧文人，同时也是一位在官场中厮混有着丰富经验的政客，绝不是一个自觉地追赶世界潮流、对工业文明的成果有着身体力行的明智官僚。
这一点其实在他任户部尚书时，反对李鸿章修筑津通铁路和中美合资开办银行的行为中，就已显出端倪。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李鸿章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后来又延伸至天津；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他再次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县铁路。折子呈送到朝廷后，慈禧太后认为可行，要户部每年筹银二百万两实施这一计划。但翁同龢不同意这样做，他无视铁路交通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实现近代化，却把侵略者可能利用铁路，招致引狼入室，有碍国家安全作为理由来阻挠；其次他借口说需要集中财力赈灾，没有那么多的钱来筑路。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都是站不住的理由。救济与建设是并行不悖的事情，清政府还没有困难到想筑路而筹款无门的地步。即便说他反对修路的理由，是完全出于公心，而不是为了掣肘李鸿章，但他的着眼点也仅仅是农业经济，同时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修筑津通铁路的计划，遭到了翁同龢等人的反对，而被迫搁置，嗣后慈禧让大臣和封疆大吏们发表意见，最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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