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6-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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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都是鞋匠们造反，要做老爷；未见过当今老爷们造反，却为的是——要做鞋匠！”〔14〕他还听到了十二月党人妻子的故事，这些名媛贵妇在丈夫前往西伯利亚后，毅然放弃荣华富贵，动身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使得至今托波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的郊外衰草荒丘间，尚埋有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忠骨。
　　十二月党人被镇压后的岁月，农民生活更加困苦，社会上不良风气盛行，赫尔岑说：“十二月党人被迫退出社会活动以后，我们社会的一般水平就下降了。”但到了1874年，俄国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民粹运动。成千上万知识青年换上农民的服装，“走向民间”，与农民同劳动、同生活。他们一方面传播知识、文化，一方面宣传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思想，力图使农民起来为自身的权利而斗争。民粹派初期的斗争都是采取宣传的方式，但沙皇政府对和平的民粹运动采取了暴力镇压，“在民粹运动进行的六年中被当局逮捕及流放的有一万七千多人”〔15〕，许多人死于狱中。民粹运动失败后，民粹派分裂为“土地平分社”与“民意党”。前者人数极少，后转入了社会民主工党；后者人数众多，仍然保留着民粹派的特征。在唤起农民革命无望，并且看不到社会其他革命力量的情况下，民意党走上了个人恐怖道路，以暗杀个别（沙皇、有罪行的高官等）人物来反对沙皇制度，力图以自己的牺牲震撼社会，唤醒沉睡的人民。暴力换来了更大暴力，在1880年以来的大镇压中，民意党的整整一代精英都牺牲了：在三百六十五位被捕的革命者中，一百八十位属于贵族，一百零四位属于中产阶级〔16〕。沉寂十多年后，民意党的残余分子又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他们和社会民主工党一道，可算是第三代革命政党。
　　俄国人述说的这一切对于日本人来说真是太难理解了。日本人能够一波一波向死亡扑去，可那是为了效忠天皇。而俄国人前赴后继走向监禁、流放、终生监禁、牺牲，是为了受苦的人民大众。这两种行为哪种更高尚？
　　明石开始了“光明的前半生”……
　　民意党（当时改名为社会革命党）的事迹也曾感动过前清志士。差不多在明石援助俄国革命者的同时，清末的文学作品也在大力宣传民意党。晚清小说《孽海花》就写了一名女虚无党人英勇战斗的过程。1905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后，许多文章都介绍了“虚无党”（当时将民粹派、民意党统称作虚无党）的事迹〔17〕。同盟会成立后，由于“……崇尚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活动，还专门设立一个暗杀部，由方君瑛负责，聘请流亡日本的俄国虚无党人教授暗杀技术……”〔18〕辛亥革命前，共发生过吴樾、徐锡麟、喻培伦等九起同盟会会员刺杀满清大员的事件，四起成功，五起失败。其中除汪精卫被判终生监禁（辛亥革命后出狱）外，其余全部牺牲。在这些事件中还有女志士参加，这完全是崇仰民意党，学习民意党。
　　由此看来，孙中山的同盟会也走过弯路，也搞过暗杀，也犯过错误。但是这能怨同盟会吗？
　　民意党光影在前头！
　　说完了“第一代恐怖分子”，该说说第二代恐怖分子了。
　　它们——右翼法西斯组织、种族主义组织、民族主义组织、黑手党……
　　可是这些都不足道，就手段之狠，危害之烈，影响之广，名气之大，它们怎比得上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极“左”派恐怖组织？
　　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日本“赤军”、法国“直接行动”、秘鲁“光辉道路”、巴勒斯坦“人阵”、爱尔兰“共和军”（后两个是兼有极“左”和民族主义特征的恐怖组织）……在国际歌的悲壮歌声中，在砸烂资本主义的激昂口号中，在生搬硬套的马、列语录中，他们给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
　　爆炸、枪击、绑架、暗杀、炸机、劫机、劫船……无所不为。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至1980年，全世界共发生恐怖事件六千七百一十四起，十二年间三千六百六十八人丧生〔19〕。还有一项统计，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每年劫持飞机事件都在一百起以上〔20〕。
　　它们的外在特征与民意党十分相像：第一，社会身份相似，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如意大利“红色旅”的创始人是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21〕。德国“红军”最初的十七个核心成员中，包括十个大学生、两名律师、两名记者、一名医助、一名摄影师，只有一名体力劳动者〔22〕。日本“赤军”诞生于京都大学和明治大学〔23〕。秘鲁“光辉道路”的头目是军区司令的儿子。第二，目标相似，都有正义的目标。如法国“直接行动”的目标是“动员群众，宣传其纲领、目标，最后推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日本“赤军”的目标是“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日本人民共和国”〔24〕。“红色旅”中的学生们“在工厂策动罢工，向工人们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的思想，力图促使意大利发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25〕。“红军”领导人迈因霍夫说：“阶级斗争的发展将要贯彻游击队思想……
　　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死重于泰山，一个资本家的死轻于鸿毛。”〔26〕总之，在第二代恐怖组织那里，你听不到一句不正确的言论。第三，形象相似，都是知识分子的优雅外貌，没有一个长得像暴徒。此外，还有一个相似令人奇怪，即年轻女性多、美丽姑娘多。这点堪与民意党一比高低。如德国“红军”的领导人乌尔里克·迈因霍夫是个“相当漂亮而腼腆的女人”〔27〕，日本“赤军”的缔造人重信房子更被称为“黑发美女”〔28〕。
　　如果你以为年轻姑娘能给恐怖运动带来一点怜爱，一点温情，使其更多一点人性，那就错了。在第二代恐怖组织中，女人比男人更凶残！
　　1976年，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法航139次班机上，使旅客“丧失生的愿望”的是一个妙龄女郎。只要德国“红军”的加布里勒（又是一个金发美女）出现在哪里，哪里的旅客就全低下头，老人泪流满面，小孩失声痛哭。劫后余生的以色列妇女达维森写道：“这个虐待狂似的德国女恐怖分子，一直拿着手枪走来走去，使我们想起纳粹。”〔29〕
　　1978年，意大利“红色旅”绑架了前总理莫罗，在囚禁了五十五天之后将其杀害，由“具有惊人美丽”的安娜执行死刑。安娜朝莫罗胸前开了十一枪，但故意不朝心脏打〔30〕。何其残忍！
　　巴勒斯坦“人阵”的“因罪行及美貌而世界闻名”的莱拉·哈立德，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四次（两次策划，两次率队）劫机，简直成了劫机专业户〔31〕。为了便于从事恐怖活动，她对自己的美貌（媒体称她“奥黛丽·赫本般的清丽面庞，眉目含羞楚楚动人”）开刀，六次整容〔32〕。
　　“黑九月”的瑞瑟·哈赛，护士学校学生，才十九岁，爱哭泣，在与同伙劫持比利时航空公司751航班受挫时，这位“白衣天使”不是饶了全机乘客，而是计划引爆身上的手榴弹，“和大家同归于尽”〔33〕。
　　暴力会使人异化，暴力会诱惑人。这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刚参加恐怖运动的时候，原也不是嗜杀成性的罪犯，有的甚至怀着崇高的理想。但一旦陷入暴力，尝到那种迷幻的快感，尝到控制感、主宰感，就为暴力所掌握，人就成了非人。
　　西方拍了不少“红色旅”、“共和军”题材的影片，正是看中了这种复杂性。这类影片大都是优秀影片，历史、文化、阶级、人性、心理、两性……多少对立面在这里相撞、消解，化得几分凄楚、几声抽泣。
　　可是至今没有反映“赤军”的影片，谁也不愿拍“赤军”的影片，因为太惨、太悲伤了。
　　1972年，因为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斗争”，“赤军”的冈本公三、奥平刚、安田安之三人在以色列的路德机场候机厅展开了死亡攻击。他们一边冷静地向四面八方滚出球形手雷，像滚保龄球似的，一边掏出冲锋枪向旅客扫射，共打死二十六人，使一百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世界著名生物学家艾哈龙·卡恰尔斯基。事后，惟一没被击毙的冈本公三说：“当我被捕时，一个日本人问我：‘就没有别的办法吗？’但他能提出另外的办法吗？……我们三个战士希望死后成为猎户座的三颗明星。革命将继续下去，还将有更多的星星……”〔34〕
　　是“神风突击队”吗？二战那支狂热的日本空军借尸还魂了？“赤军”已经不大像第二代恐怖分子，而是有点像第三代恐怖分子了。
　　人间最慈祥的爱是母爱。观世音菩萨、圣母玛利亚、妈祖……都是人类母爱的象征。假如真有圣母玛利亚，真有观世音菩萨，1972年是她们落泪最多的年份。路德机场惨案、慕尼黑奥运村惨案、轻井泽雪山惨案……她们长时间地哭，也不会想到二十九年后还将痛哭一场。也许她们哭得最厉害的是轻井泽雪山惨案，因为轻井泽惨案使日本人精神永成残废。
　　1972年2月，警察在严寒的轻井泽山区发现了“赤军”的一个隐蔽基地，五名“赤军”骨干分子逃窜。在随后被警察的追捕中，五个人占领了深山中的一个度假旅馆，抓了一个人质与警察对峙。接着事态越卷越大，当局调来一千二百名警察参加围攻。现场子弹纷飞（恐怖分子似乎有打不完的枪弹），却长时间攻打不下。全日本有百分之九十二点二的观众通过电视现场转播收看了全过程。数百名新闻记者躲在盾牌后匍匐而行，闪光灯一闪一闪。谁也没有将这个事件与惨案挂起钩来，只觉得这事极具新闻价值。警方先是对“赤军”分子劝降，开来装有强力扩音系统的装甲车，呼叫：“想一想你们的前途，投降吧！”“你们的罪过并不大，放下武器，会充分考虑你们的权利！”又请来了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请他们观察现场，提一些建议。但心理学家提不出什么好建议，呆了两天，又走了。而“赤军”分子继续开枪，使包围的人不敢抬头。这时已查明恐怖分子是某某大学的学生，当局动用飞机把三个大学生的母亲从外地接来。三位母亲站在最前列用话筒呼叫孩子，声泪俱下。其中坂东国男的母亲坂东美子太太很有文化素养，试图从政治角度劝说：“你们知道尼克松先生正在中国同毛主席会谈。出来吧！你们的任务已完成了。”〔35〕但她的话没有引起反应。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文的不行，武的不行。全国人民都渐渐介入了这一事件，只要谁自认为自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在电视机前拨通警察局的电话，献计献策，有一位甚至提议使用遥控催眠术使恐怖分子陷于睡眠状态。
　　为什么恐怖分子不出来？人质还活着，他们的罪其实并不大。按日本当时的法律，判三年就出来了。谁也没想到他们是滔天罪犯！这个谜底在警察攻破大楼后才揭晓。
　　原来他们是“赤军”的“执法者”，轻井泽深山营地是“赤军”执行“革命法律”的执法点，后山坡上埋有一年来被处死的十四具“赤军”“变节者”的尸体。在与警察遭遇前，他们刚刚执行完对几个“变节者”的死刑。警察坦白了……
　　警察从后山坡雪地里挖出来十四具尸体，全都是被脱光衣服打得血迹斑斑后捆绑起来丢在雪地里冻死的。其中有四个年轻的女学生。有一个是因为带耳环而被打死的，因为带耳环被“赤军”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表现。还有一个是因为结婚和怀孕，违反了组织法律，“被指控为阻碍集团行动”，赤条条地绑在树上冻死。她死的时候已经妊娠八个月了〔36〕。一旦批判开了头，就制止不住了，打人最凶的是“赤军”女头目永田裕子。
　　每个“变节者”在被处死之前都有经过“Sokatsu”程序模拟审讯。所谓“Sokatsu”，按牛津字典解释，就是推理过程：“用一个总的概念或假设，把许多孤独的事实联系在一起。”进入“赤军”的“Sokatsu”法庭，只有一死。
　　在这种法庭上，“赤军”对以前的战友严刑拷打。“有一个男人被他的十九岁和十六岁的弟弟们用刀戳死。另一个人由于疼痛难忍，咬断自己的舌头，流血而死。最残忍的是有个女人被捆绑起来，堵住嘴，推到茅房的地板下面，而这个小组的其他成员就在她的上面干着平日的事情。她能够听到他们谈话、吃饭、喝酒。过了三天才死去。”〔37〕
　　日本全国都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