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6-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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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便是寓教于爱的指点，如同母亲的叮咛。里尔克是受益者，他从双份的爱意——母爱与情爱、精神和肉体中体验了人生的幸福。莎乐美担心里尔克的天才会在误打误撞的野路上迷失，又建议他去大学听课，弥补知识的缺陷，以加强其理论修养，增厚其文化底蕴。她还劝导里尔克从相对空洞的内宇宙转向自然和真实，从抒写主观的“我”转向精细地观察和刻画大千世界。这些适时适地的点拨都收到了奇效，但丝毫也未扰乱里尔克敏感而丰富的内心天地。莎乐美给里尔克自由和恰如其分的孤独，是必要的，对一位正在蓬勃上升的天才，不能听任情爱的烈火烧坏脑子，里尔克必须拥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莎乐美对这位诗歌王子的改造无微不至，甚至包括他的大名，莎乐美打趣说“勒内”有脂粉气，里尔克便将它改为“莱纳”，这也可见出里尔克对自己的女友和“母亲”是如何的尊敬，莎乐美的话就是圣旨。
　　三十八岁的莎乐美决定回返阔别了二十年的故国俄罗斯，去找回自己少女时代的感觉。陪同她前往的有里尔克，也有她的丈夫安德列亚斯。在外人看来，这样的三人行也许有点尴尬，但换个角度看，一位女王配上两位侍卫，却又非常正常。毕竟一切都由莎乐美作主，她便是女王。这趟俄罗斯之行，莎乐美和里尔克都有很大的收获：里尔克的收获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那片广袤土地上纯朴的民情民风都是西方世界里找不到的最鲜活的素材；莎乐美的收获则主要是生命意义上的，她找到了故乡，找到了久违的亲人，找到了儿时的伙伴，找到了记忆的源头，内心激情澎湃，再次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翌年（1900年），莎乐美和里尔克又作了第二度俄罗斯之行，拜访了契诃夫和高尔基，还去图拉的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拜访了七十二岁的列夫·托尔斯泰。在芳香弥漫的花园里，他们聆听托翁畅谈福音和改造俄国乡村的计划，批评西方文明的虚伪和浅薄，还亲眼见证了托翁的夫人索尼娅的阴郁脾气。
　　两次俄罗斯之行结束了，莎乐美与里尔克的爱情也结束了。莎乐美认为里尔克已到了“心理断奶期”，必须从恋母情结中解脱出去，正如小袋鼠最后一次从母亲的胸袋中跳出一样，才能宣告独立和成熟。这个决定是痛苦的，但是必要的，诗人的心灵需要痛苦的淬炼，里尔克为此陷入了迷惘，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一年后，他与罗丹的女弟子、画家克拉拉·韦斯特霍夫仓促结婚，仍带有负气的成分。这桩婚姻显然是失败的，但里尔克一旦走出痛苦的阴影，重新开始漫游和等待，他的创作便达到了崭新的境界。里尔克写于1903年的那首名诗《豹——在巴黎植物园》便将现代诗歌“思想知觉化”的特点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令读者耳目一新。
　　这对天才恋人分手二十六年后，里尔克去世了。莎乐美一生阅人多矣，却在其回忆录《生命的回顾》中宣称：“我是里尔克的妻子。”这一大胆告白说明莎乐美对这段爱情格外看重。正如她当初预言的那样，此时的里尔克成了欧洲的诗人之王。这再次证明，莎乐美与天才共舞，既充满了激情之美，也充满了智慧之美。
　　心理学家的探戈
　　1902年，莎乐美出版了较为成熟的心理小说《中途降落》，涉及的主题是乱伦和不贞、性欲的倒错和癫狂。此外，对于性饥渴这个女性作家的禁区，她也产生了异常浓厚的兴趣，写了一本名为《性爱》的书，探讨性与爱的融合与分离的过程。在这本书里，莎乐美将一个离经叛道的观点推到了卫道士们的鼻尖下：婚姻和爱情可以并行不悖，从婚姻中能获得安慰和支持，从爱情中则可以汲取力量和快乐。在她看来，性爱是人类生活的动力源泉，它最能显示人性的本质，所以是高贵而圣洁的，践踏它的人即践踏人性本身，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但莎乐美并非一味地贪求床笫之欢，却看重性与爱的水乳交融。她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回，莎乐美已入住某家旅馆，约好与男友共度良宵，可突然感到忐忑不安，也许这一切都搞错了，自己并非真心实意地爱他。怎么办？莎乐美赶紧一走了之，乘车去邻近的城市，入住另一家旅馆。然而，下榻伊始，喘息未定，她却又强烈地意识到此举的荒唐可笑，觉得自己百分之百地爱着那位朋友。可现在遥隔两地，如何慰解相思？她想起手头有那位朋友的一封信，好，就吃了它，味道还真不赖。
　　这样的浪漫，许多人一生都不会有一次，而对于莎乐美来说，这只不过是她的日常功课。
　　离开里尔克后，私人医生泽克曼成了莎乐美的情人，这段感情既开了花，也结了果，尽管谈不上美满温馨。这样，莎乐美有了做母亲的欣喜，也有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安德列亚斯不肯离婚，泽克曼的母亲则将她轰出家门。更伤心的是，她因采摘苹果不慎跌倒而流产。
　　泽克曼的出现曾使里尔克嫉妒得发狂，但这位医生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在他之后，另一位同行，瑞典的精神疗法医生希尔·比耶尔接管了莎乐美的感情领地，正是他将莎乐美引领到精神分析学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座前。
　　莎乐美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主要是无意识学说、本能学说、梦的解析学说和人格学说）充满好奇和兴趣。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枯燥，他的比喻异常生动：“无意识”好比一个宽敞的门厅，其中拥挤着各种各样的冲动，都想闯入“前意识”控管的一小间会客厅，得到那位雄居其中的“意识”先生的亲睐。可是接待室外门口（学名为“意识阀”）站着警卫，将那些硬往里闯的欲念一一挡驾。然而，那些被拦阻在“无意识”大厅里的冲动贼心不死，倘若乘乱过了玄关，为“意识”所接纳，则万事大吉；倘若一再遭到压制，就可能酿成危险的变态心理。精神分析学要做的就是撤除那些“警卫”，使“无意识”与“意识”会晤。弗洛伊德的理论过于尖新，研究的又是人类以往欲说还休的性意识，自不免被人骂成“一心要败坏公众道德的淫棍”，但他在莎乐美的眼中则是学术界大智大勇的普罗米修斯。何况，莎乐美曾撰写过《性爱》那样的著作和《物质的爱情》那样的文章，探讨的同是人类共有的心魔——性意识。当时她掘进得不够深，只能说是浅尝辄止，现在她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则可以钻探到真正的“矿层”。
　　1912年秋天，莎乐美正式决定赴维也纳在弗洛伊德的手下受训。应该说，他们并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师徒关系，作为朋友，两人的理论观点也不无分歧，谁也不能说服谁，谁也不愿放弃自己的立场，但他们彼此尊重。其实，弗洛伊德和莎乐美在智力游戏中是同一类型的天才，同样罕逢对手，同样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同样因为离经叛道而树敌多多，同样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但他们在情场上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弗洛伊德从不寻求爱情的确定性，只寻求知识的确定性，他悲天悯人，也害怕在不确定的情感状况中遭受痛苦，因此尊崇的是意志和理性这两位铁面门神，为此宁肯回避和舍弃生命中某些强烈的欢愉和喜悦。莎乐美则是一个在感情和理智中都能得到快乐的冒险家，她对多变情感和欲望的驾驭得心应手，堪称最好的驯马师，尽管也有痛苦，也有别离，也有忧伤，但正是这些负面的深切的感受构成了她生命中另一道奇异的风景。
　　在精神分析学专家的圈子里，是没有任何禁区的，或者说，常人的那些禁区恰恰是他们的花园，对于性欲冲动的形象化比喻更是信手拈来。有一次，莎乐美一边听着那些专家谈话，一边织毛衣，竟有人脑袋里灵光一闪，指着莎乐美调侃道，她通过织毛衣的动作表现出了女性潜意识中对不间断性交的渴望。这当然不会惹莎乐美生气。在她看来，这并非冒犯和侮辱，而是不拘一格的论学。
　　专家也是正常的人，有正常的七情六欲，追求莎乐美的男士有一大把，夺得芳标的却只有一个，他就是维克多·陶斯克——弗洛伊德门下最有才华的弟子之一。此时莎乐美已五十一岁，仍有十足的魅力捕获这位三十五岁的英俊男子。陶斯克原本喜欢的是莎乐美的朋友、妩媚多情的爱伦·德尔普，但莎乐美横刀夺爱，使陶斯克投入了她的怀抱。这无疑又是一段“母子恋”的翻版，外人可能想当然地认为，莎乐美给陶斯克的精神安抚多过性满足。事实却恰恰相反。她正是有感于陶斯克身上“人类创造力的斗争”过于酷烈，遂决定用自己的爱使他体内猛兽一般的原始力量得到纾解。实际上，他们对于爱情的理解是完全歧异的，陶斯克向往稳定和永恒，莎乐美则喜欢变数和短暂，她认为女人只须对自己保持忠诚，女性对男人“不忠”恰恰是为了回归自我，并非欺骗和淫荡。恋爱中的女人仿佛是“一棵等待闪电将其劈开的树”，它或者内心分裂，或者发出新芽长出新枝；也就是说她要么牺牲自我，要么对男人“不忠”。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在莎乐美看来，爱情只是风暴，只是彩虹，只是海市蜃楼，想把它固定在婚姻的框架中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明智的。因此，陶斯克的出局早已注定，当莎乐美离开奥地利维也纳返回德国哥廷根时已成事实。十五年后，陶斯克——这位历经战争磨难的精神分析专家如愿以偿，有了自己的诊所，有了心爱的女人（一位音乐家），却在结婚的日子里，将脖子伸进窗帘的拉绳套，开枪自杀了。猝闻噩耗，莎乐美写信给弗洛伊德，感慨系之：“可怜的陶斯克，我曾爱过他，认为了解他，却从未想过他会自杀。这种死亡的方式既是一种暴力行为，同时也是一个承受过巨大痛苦的人的最佳选择。”她此时已了生断死，并未使用人们惯用的那种怜悯痛惜的陈词滥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屠戮使莎乐美看清人类欲望中最卑劣最阴暗的一面——魔鬼一样的嗜血如狂。这不只是某个军事集团的罪责，而是人类全体的罪责。她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有“反对普遍犯罪的感情倾向”，因此决定拿起精神分析疗法为患者服务。从1921年起，作为心理医生，莎乐美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这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忠告的极限，但她乐此不疲。她使不少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的病人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这的确是神奇的绩效、非凡的功德。
　　临到晚年，莎乐美身患糖尿病，还因为胸部肿瘤切除了乳房，但她从未抱怨过什么，也从不接受同情，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37年2月5日的夜晚。她是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和一位本色的女人而告别人世的。
　　希尔·比耶尔在风烛残年之际回忆莎乐美，眼神中仍闪烁出朝霞之光，他的描绘值得留意：“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人们立刻就会发觉这一点。她具有能够直接切入到他人思想世界深处的天赋，尤其是当她爱那个人时，她那巨大的精神专注力仿佛点燃了她爱人的精神之火……”莎乐美无疑是一位决定命运的女人，天生具有一种本事，让命运老老实实地跟着自己的节奏亦步亦趋。她不是那种紧跟在天才身后“拾麦穗”的安琪儿，却与天才并驾齐驱，甚至超越他们。这才是她奇特的地方。
　　莎乐美一生风流韵事不断，但她只与天才的心灵共舞。诚然，爱过她的男人多半没有幸福的结局，三位终身未娶（尼采、保尔·李、泽克曼），两位自杀身亡（保尔·李和陶斯克），这更证明了她的爱情让那些男人刻骨铭心，曾经沧海难为水。客观地说，她的自然力和爱情风暴并非全是毁人不倦，还使那些天才的鹰翼得到强力的鼓荡，将那些天才托举到更高的海拔，尼采的哲学和里尔克的诗歌中便包含了许多由她激发出来的灵感。即便是号称“定海神针”的弗洛伊德，也险些被莎乐美的风暴卷走，她和煦的微风（友情）同样使那位精神分析学大师受益无穷。绝顶智慧的莎乐美堪称二十世纪欧洲不可多得的自由的女人和自足的女人，是欧洲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亮点和奇迹——称她为尼采的“曙光”，里尔克的“圣母”，弗洛伊德的“吉兆”，可算是毫不夸张。作为天才心灵的最佳舞伴，她的表现无可挑剔。
　　爱伦·德尔普曾指出，她在莎乐美身上看到了饱满充实的人生所必备的三种激情：对爱情不可遏止的追求，对真理不可遏止的探寻，对人类苦难不可遏止的悲悯。正是这三种不可遏止的激情使她成为魅力无穷个性独具的尤物，那些傲睨人间不可一世的天才也只得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