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十卷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作者:肖成-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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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商品逻辑在台湾急速流行的情况，也更加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变迁所导致的台湾社会变迁与文化异变。而黄春明小说的主人公也开始从乡下人物逐渐过渡到城市人物来；与此同时，他的小说亦结束了自己悲悯乡土的情怀，走向了尖锐的社会批判。其中最为突出的主题就是——强烈的民族意识被一再张扬。众所周知，进入7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开始逐渐起飞，最终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但是这种经济的飞速发展，不是依靠台湾经济自身发展脉络而自然出现的，而是仰仗于国际机遇和外来资本，主要是在美、日两国跨国经济的强势裹挟下形成的。在外来资本的猛烈冲击下，台湾原有的经济基础完全不堪承受，不得不被迫处于一种经济附庸地位，随着经济附庸地位的形成，传统文化的阵地也日渐沦陷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无处不渗的力量控制下。台湾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美、日等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与文化的“新殖民地”。然而，台湾人民毕竟对于外族的入侵的历史有着难以忘怀的切肤之痛，在繁荣富裕的五彩声光中，不少有识之士却清醒地意识到再也不能重蹈覆辙了，更无法忍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名义对台湾重新施行的“殖民化”。作为一个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黄春明沉痛地看到台湾被再次“殖民化”的趋势愈演愈烈，这一切促使他开始思考新殖民主义对台湾的危害。他以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呼吁人们抵抗美、日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台湾的“再入侵”与“再殖民”，尖锐讽刺了台湾社会日趋严重的崇洋媚外风气，积极宣扬民族意识，重塑民族信心。《莎哟娜拉？再见》就是一篇具有典型意义的批判新殖民主义的力作。
这篇小说构思奇特，几乎没有什么刻意营造的故事情节，基本上是写实的，但讽刺鞭挞却极有力度，它以近乎滑稽的喜剧方式对扼杀中国姑娘尊严的日本商人进行了报复性的嘲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批判与社会批判的意义。小说的叙述手法很单纯，类似游记的“移步换景”，即根据时间和游程的顺序，依次写出了沿途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具体来说，就是从主人公黄君去接马场等日本商人写起，直到礁溪之行结束，完全按照事件进程来写。至于构成小说主干的事件主要有两个：一是黄君带着由七个日本商人组成的旅游团去礁溪嫖宿台湾妓女的诙谐经历；一是黄君藉翻译之便，用语言搭起一座错位的桥梁，将嫖妓的日本商人与崇日的台湾大学生玩弄于股掌之中，用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历史，既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又教训了忘记历史的崇日年轻人，从而检讨了“台日关系”的真正实质。至于整个故事发生的引线就牵系于主人公黄君身上，小说通过对这个城市小职员内心感受的真实描写，深刻反映了当时台湾社会屈辱的现实。黄君本是在家乡礁溪教书的一介书生，由于生活所逼，被迫闯荡于台北打工谋生，在台湾一家外企旅游公司当导游。由于他熟谙日语，所以总经理从高雄打来电报，临时指派他充当日本“观光买春”团中的“拉皮条客”的角色，命令他从台北带领七个与公司有极密切关系的日本商人到他的家乡礁溪去嫖妓。总经理为此还特别慎重地向他指出“这也是公事。是急件的！”可是这一基于商业逻辑的行为，却使黄君的心理“经过一阵痛苦的挣扎”：
基于个人与一个中国人对中国近代史的体认的理由，我一向是非常仇视日本人的。据说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的祖父，他的右腿在年轻时，被日本人硬把它折断。还有，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位令我们同学尊敬和怀念的历史老师，他曾经在课堂上和着眼泪，告诉我们抗战的历史；说日本人分明是侵略我们中国，还高唱着代天行道、打倒不义的战歌，把这一场丑恶的侵华战争，美其名为“圣战”。同时在大陆上残杀无数无辜的老百姓。当时这位南京人的历史老师，拿出外国杂志上的图片，让我们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镜头：我们看到被砍首的中国人，被刺刀刺进肚子的孕妇，其中最难忘的是，一群中国人紧紧地手牵着手，有的母亲紧紧地抱着孩子，走下土坑被活埋的场面。记得当时看了这些图片，整个身体都变得像石头一般的僵化了。我们一边含着眼泪听邹老师讲，一边在心里还恨自己的年龄没能赶得上八年抗战，去找日本鬼子为我们同胞报仇，哪知道，事隔将近二十多年，世局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历史给历史老师的使命，在我们心田里种下的种子，久而久之，也就像现在，只觉得偶做胚动，而未遇时机发芽，或许我的这种意识早被潮流淘汰，但是在我个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这般，是我无法拔除的。
很显然，黄君的这一段内心独白，可谓于无形中深刻总结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以及自己身处历史认识与现实境遇中的矛盾状态。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黄君面对民族的沉痛的历史记忆和现实“公事”的逼迫，自然会产生难言的矛盾和抗拒心理，但他又不得不面对这矛盾所造成的更深一层的心理折磨：“然而，现有形式上，不但不能仇视日本人，总经理还说要我带他们到礁溪温泉，好好招待招待他们，……发生同样的矛盾和痛苦，……又有另一层难言的苦衷。”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为迫于糊口生计的小职员不得不接受的无奈的“现实”，也是整个民族的矛盾和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现实”。因此黄君在电话中极力向老板推辞这个差事，更何况是为日本人买娼而“拉皮条”拉到自己的家乡礁溪去呢？由此导致了黄君内心缠绕隐伏着深深的嫉恨与无法选择的痛苦：接受这件差事吧，有损自己的民族感情和一向仇日的思想；可是不接受这差事的话，那么，立刻“失业”的后果则又是完全无法想见的。此时，小说凸显了黄君左右为难、无法抉择的心理挣扎：
他妈的！不干了！
不干？
来台北也有十年了，十年间换了二十多个工作地方，每次都是耍性子潇洒一时，其间，有几次没钱付房租，婴儿生病典当东西看医生等等。受到这些日子惊吓的妻子，她脸上的阴影到现在尚没有完全退却哪！再说，这个工作不干了，下一个能容我工作的地方在哪里？还有我最近胸腔动不动在三更半夜痛醒过来的身体，这都不是凭过去的冲动所能把握的。说真的，因为有了目前的这一份工作，我第一次使这个小家庭的生活安定下来，随即妻子的那张惊慌着的苦脸，也能为咿呀学语的孩子，学会了一点什么行为，而开始泛起笑纹把阴影拨开，小孩子经常复发的支气管炎，似乎也不见发作。
他妈的！不能不干！
干？
最后，为了避免再次成为城市中的飘泊一族，为了保住糊口的饭碗，黄君只好违心地去做这件“内心很痛恨而表面上迎合”的“拉皮条”差事。由于黄君所处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虽然有强烈而坚定的民族意识，而且能对日本商人恬不知耻的集体性“观光买春”行为进行谴责，但是作为一个城市里的普通小职员，黄君与进入城市的民工比较起来，表面上虽然在现实社会的竞争中似乎拥有了较大的优势，但在那光鲜的“白领”外表底下，他却不得不放弃人格的尊严，也无法挣脱穷困的锁链，甚至还必须为生活甘做任人摆弄的棋子。为此，小说中这样写道：
几年来一直坚持下来的原则，也把自己塑造成一种特殊的个性和气质，就要垮在今朝？那又何必当初。真不像黄××你自己。我知道，熟悉我的朋友知道了这事情，一定都会感到惊讶。一向习惯于友人类似赞赏自己的目光下活动的我，如果那些目光都黯淡下来了，我怎么办？我想最不容易妥协的还是自己。放弃了原则，我还有什么？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这样会不会把自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会不会眼光不够远大？难道我自己伟大得不值得去为妻小他们牺牲一点什么？何况妻小不见得有你的原则。妻是一个成人，即使她能了解丈夫的原则和价值，并且赞成这原则，坚持这原则而不辞劳苦；但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呢？他肚子饿了，他有权张大口哭闹着要奶喝；他生病了，他有权要求看医生，他有权向这个世界要求一切使他长大独立自主。我知道我不能忍受对小孩子有所亏欠。说不定孩子将来会有很大的成就，不然或是到孙辈他们。然而，这个关键很可能就是现在的干与不干。这时候我突然发觉，我过去是多么混蛋的人；所谓的原则，其中大部分是看低了什么，提高了自己，和高估了什么，提高自己的自我满足的心理卫生的把戏罢了。
由此可见，黄君完全是被迫受命充当殖民者的“拉皮条客”，这与其所处的残酷“现实”境遇是分不开的。为了使自己和妻儿不重蹈失业、不安和饥饿之苦的覆辙，黄君即便有心抗争，却无力忿然拒绝这可耻的差事，这二者之间产生的尖锐矛盾，使故事形成了某种张力，从而直接推动了小说的发展。从更深一重意义上来看，正是由于黄君身处资本主义商业殖民体系的跨国网络之中，他已经无法保有自己身体的自主权了。黄君在这个网络中的所谓价值，不过是在非人性的商业逻辑中，充当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工具，或成为运转资本的商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已。由此可见，即便黄君有着满腔的不愿与不满，却也无法抗拒这项“拉皮条”的任务，至多只能以一句带着自我嘲讽与调侃口气的“我看我拉皮条的事干定了！”来予以自我安慰，用阿Q精神来自欺欺人。
值得注意的是，黄君遵照惟利是图的老板命令所带的这七个日本商人，并非普通的观光游客，而是所谓的日本“千人斩俱乐部”的成员。他们是当年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今却摇身一变为商人。所谓“千人斩”，就是这群日本人把往昔侵华战争中每人杀一千人的口号，在非战争时期变成每人要玩弄一千个女人的无耻信条，实际上就是“武士道”精神的死灰复燃。这个只有七名会员的俱乐部的头头马场露骨地表明：“武士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再佩着武士刀浪游天下，不是杀人就让人杀。同时，我们也不愿意当武士。我们千人斩的意思是，希望今生能跟一千个不同的女人睡觉。”这番话说穿了就是用嫖妓的方式宰杀中国人民的基本尊严。这种侮辱和宰杀中国人民尊严的行径，很自然会使人们联想起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屠城日军所进行的“杀人比赛”参阅了《南京大屠杀中比赛杀人犯判死》一文中的相关内容，见1947年12月19日天津发行的《大公报》。1937年12月12日南京攻城战中日本军队曾进行了“杀人比赛”，最终结果是向井杀人一百零六名，野田杀人一百零五名。。时隔仅仅二十来年，犯过“百人斩”滔天罪行的民族再次以“中日经济合作”的名目重新来到台湾，这再次“入侵”的方式，与昔日虽然有“形式上”的不同，但旧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隐含的本质并无任何差别。可见，小说塑造的这个“千人斩俱乐部”，的确隐喻了深刻而沉痛的“历史记忆”。换言之，军国主义思想仍根深蒂固地留存在这群入侵者身上，其殖民者的本质丝毫没有改变，只不过是入侵的方式和手段改变罢了，他们来台湾观光旅游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用“集体买春”的商业方式从精神和肉体上再次摧毁中国人的自尊与信心。这批日本“千人斩俱乐部”成员昂首阔步于他们的新经济殖民地台湾时的踌躇满志，简直与日据时期在台湾横行霸道的旧殖民者的优越感并无二致。这群日本嫖客不远千里，前往台湾集体狎淫台湾妇女，不正是日台之间殖民与被殖民关系的尖锐展现吗？人们透过黄君的引导，确实可以深切感受到台湾人民所遭受的又一次沉重的精神创伤，而这一次的创伤不是战争带来的，而是由七个日本商人“集体买春”的丑陋行径与罪恶的台湾商业娼妓文化的共同合击造成的。小说运用历史与现实双线交织的方法，把这种屈辱表现得相当强烈。虽然说娼妓业的兴旺并不仅仅是像台湾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所独有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却在当时的台湾表现得相当典型。二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的直接的军事侵略转换成了经济渗透。事实上，殖民主义时期与新殖民主义时期的侵略、掠夺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变化，而小说的最大张力就来自于殖民和被殖民、侵略和被侵略的再次重现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