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一套"告密丛书",如何？-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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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南灯下随笔
我这一生的大部分岁月，与一九五一年冬发生的一突发事件紧密关联。具体日子记不清了，是在一天下午，机关人事处副处长许义舟来找我，他神色肃然，开口就要我交代政治历史问题。我闻之愕然：我有什么历史问题？那时，我才十九岁，在解放前还曾参加过民主学生运动，在中共地下党员曲琦的领导下也曾从事传递情报的工作；解放后，担任过上海市七宝农校的学生会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还受区团委之命与陆寿云、张衡芗两人组成了建团工作组负责农校的建团工作，在发展了一批团员之后，出任了农校的团委书记。之后，是在一九五○年七月由上海市青委选派到中央团校学习再到这一机关的。一向以“进步青年”自视，现在却成了有“政治历史问题”需要交代的不被信任的人了？
没有“问题”，又何能交代，人事处副处长就直接点明了：有人检举，你参加过三青团！这，如果放在今天，可能还有资格参加相应的民主党派，或许还能因此当上个代表、委员什么的，但在当时，在这国家部级机关里，可是一个“严重问题”了。我也确实给愣住了，根本无言以对；没有的事，让我怎么交代？而不交代，又成了态度不好的表现。
僵住，总不是办法，双方都无法下台。于是，我提出了请再调查，又开列出一大串过去的同学的名字，他呢，则要我写检查。
我知道，我写的这“检查”是空洞无物的，总不能说自己有“历史问题”而又不肯交代，态度不好，所以现在要写这份检查吧？不过，这位副处长倒也没有再来找我，我也清楚，他肯定在发信作调查。有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吧，天天度日如年，毕竟年轻，过去没有经受过这种波折，思想上实在摆脱不了这横来之祸。也有一个收获，本来对世事总抱着天真想法，却由“单纯”变得“复杂”起来了。要知道，“思想单纯”与“思想复杂”在那时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评语，什么都不要去想它，讲的都是官话（不是做官的话，而是官方的话），想的也是官话，这才是好干部。我当时常想，这“检举信”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把没有的事按到我头上的？又常想，作为“组织”，为什么不全面分析一个人的历史而轻信这种“检举”要我作交代？也常想，说我参加过三青团么，应该是“组织”上拿出证据来，而不应该由我来承担提出否定证据的责任。如果法制健全或者是审查干部的制度健全，我就可以这样回答这位副处长：说我参加过三青团么，请拿出证据来。当时的思想就这么“复杂”起来了，当然仅仅是“思想”而已，对外是绝不会有言论的。这总算是聪明了一下。事后，在一九五七年，知道了“言者无罪”实在是一句空话，因为有权威人士说了，“言”也就是“行”，而“行”是可以定罪的；又明确说了“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这也是一个怪圈，为什么“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因为他们是反动派。为什么论定他们为反动派，因为他们有这么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一九五八年夏，处理我在一九五七年整风中“丧失立场”一案时，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了，为什么不给划为右派，其原因之一是在整风中没有就一九五一年被审查一事提出攻击性言论。我是为之在七月份的大热天也出了一身冷汗的，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英明”了一下。后来知道了，只要一提及一九五一年审干、一九五五年肃反中被错整了的，则必戴右派帽子无疑。
再插开说一句。一九八八年，有人敲门。我打开房门，来人就问我：还认识吗？我立即叫出了他的名字：曲琦。那是在一九四七年秋至一九四八年春领导我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四十年不见，他已经六十余岁了，但豪爽依旧。说起解放后的经历，不胜感慨。一九五五年，他在山东省委宣传部任理论处长时，省委宣传部接到的敌情通报中有一名叫曲捷的特务被查获，一个副部长找曲琦谈话要他交代。曲琦说明了这个人是叫曲捷，而我叫曲琦，怎么说是我呢？答复得很妙：谁知道你在搞地下工作时用过几个化名！曲琦无从交代，结果还是给靠边审查了三个月，直到抓获了那个真正的曲捷，才对这个曲琦宣告审查结束。如果抓不到曲捷呢？真不敢再想下去。一九五七年，曲琦就这个问题提了意见，于是被以“攻击肃反”为名戴上了右派帽子，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告“纠正”。省委书记梁步庭找他谈话，问还有什么要求？“有要求你也解决不了！一是二十二年的时间你没法还我，二是注定我要断子绝孙了。”他是至今没有结婚的。解放前从事情报工作无暇顾及婚姻问题，解放后的几年先是当一家报纸的社长、主编，又在宣传部工作，忙得无从谈恋爱。一当右派则无法找妻子了。梁步庭倒是劝他再找一个伴。曲琦说了，以我的年龄还能找个二十三十岁的人么？找个五十多岁的，人家也无法生育了。这也才有了他的要断子绝孙这句话，而这是省委书记无法解决的。因莫须有的事而被隔离审查，因对这飞来横祸提了意见而被定为右派，也无法深究了，中共中央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制订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第二条就有“攻击”肃反应划为右派的规定。这“攻击”如何理解，学问就深得很了。其中是含有“我可以搞错，但不许你鸣屈”之意的。
得把话拉回来了。一九五二年夏，我正在机关宿舍里睡午觉，突然有人来访，一见，是七宝农校时的老同学蔡启明，他在一九四九年参加西南服务团时改名为蔡立。他首先申明了：来前是问过机关人事处的，可不可以来见我，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才来的。本来我是一阵惊喜，老同学几年不见，可以用相见甚欢来形容的，但他这么一说就犹如给我泼了一瓢冷水。他说，他写的那份材料是不得已的，那时他也正受审查。我只是唯唯。心想，原来这封检举信是你写的；原来你是因自己受审查被迫写的，不然可以“包庇”一下的；原来你还肯定这无中生有的事是确实存在的。话不投机，我说要上班了，他也告辞走了。补记一下，直到一九七二年我们再次见面，以及以后又见面多次，我同他都没有再谈及这封检举信之事。现在，他已于一九九八年去世，因而他当年为什么要写这封完完全全是诬陷的检举信，只能成为我的永久之谜了。
这一审查，审查有大半年之久。直到一九五二年秋，才又由这位人事处副处长找我谈话，对我说了审查结论：对参加三青团的问题“基本否定”，不作为政治历史问题看待，作为一般历史问题保留。那时，我已经二十岁了，“思想复杂”的结果，也会考虑一些问题了。这结论明显有矛盾，什么叫“基本否定”？有了这“基本”二字，究竟算“否定”还是“不否定”？汉字的功能真是微妙，要算帐，可以作这样解释：所谓“基本否定”，是说还有疑问而不能排除。既有“疑问”，也就是“问题”依然存在。何况，还有个“作为一般历史问题保留”这个尾巴，那实在也是一个紧箍咒，说念就可以念的。但是，我对此也只能唯唯。想来要去掉这个“基本”或许竟是不可能的。试想，不是属于三青团的，只能证明你的政治表现；属于三青团的，他本身就不可靠，说你不是三青团，恐怕还有保存他们反动力量之嫌，即使查到三青团的名册，也可以说你不在这名册上而是属于另一系统的，这甚而会怀疑你是不是特别发展的“秘密团员”。
直到调换了一个单位，那里的一位政工人员欧阳子看了我的档案对我说了，怎么挂起来了呢？要不要再作进一步的调查？对此，我是很感激的，当即又开列了一串名单，这名单有不少是过去开列过的。又过了一年多，另一政工人员马文庆找到我，完全是闲聊式的，说可以排除这三青团的问题了，那是在调查材料的基础上作分析得出的结论。能够有这一结论，或许有“关系学”一说在内，应该说，我与欧阳子、马文庆平时相处还不错，一九五三年春还曾与马文庆一起下乡从事过征用土地的工作。我也不客气了，提出了一个非份的要求：能不能给我看看这些外调材料？他倒也爽气，算是违反了人事档案管理的规则，转身出去就抱回来了一个厚厚的档案袋：你自己看吧。
首先要看的是蔡启明的检举信。信用毛笔写在旧式的十行纸上，密密麻麻的几大张。关于三青团一事，他是这样写的：一九四九年春的一个傍晚，我与他一起在校内的一座木桥上散步时，亲口对他说的。这又是一个莫名其妙，我是一九四八年秋才进的这所学校。原先在市北中学读高一，是被“勒令退学”后考进这七宝农校的。我姊姊朱虹是一九三八年离家去皖南参加新四军的，一个哥哥朱悦因参加学生运动上了黑名单于一九四七年去了冀热辽解放区。我在上海的家石门二路福临里七号还是青岛地下党市委设立的情报站，先后有情报人员曲琦、赵劭坚、关宝鑫、孙志芳于此居住。时在一九四九年春了，我居然捏造一个三青团向他炫耀？检举信上还写有我在校内办过一张油印的反动小报一事。这油印小报，确实有的，是我与杨乃源、应耀庭二人一起办的，但内容并不反动。其时，因看过碧野写的《乌兰不浪的夜祭》，深深为之感动，于是为这油印小报起名为《绿原》以与碧野对应，也含有学农之意，并盼望绿色遍大地。这油印小报，我至今还保存有一份。其中，有我刻的两幅木刻，一为鲁迅头像，一为饥民图；再有，是中共地下党员林瑞章写的悼念一位逝去的同学的文章，含蓄地揭露统治者不管民众生活的行径。也不知怎么的，这油印小报在蔡启明眼中竟成了反动的？
又翻看发信外调来的各种材料，没有细数，总之有几十份之多。这些材料，除一份几乎把我说成是可能的特务而外，其余的倒也客观公正。使我又出了一身冷汗的，是见到了原机关人事处一位姓孙的副科长秘密搜查我的办公桌与我的宿舍所写下的报告，不过几句话，其中有什么什么情况“十分可疑”的字样。带了“有问题”的眼光来搜查，发现一只蚂蚁也会说成是大象的，留下的片言只语、自我心理宣泄，更是会被分析出似是潜伏下来的高级间谍的。
一九五四年我考上了大学。本来是在一九五二年就有的机会，那时生源不够，号召机关人员考大学，我们机关分得十个名额，结果只去了九个，这另一个应该是我，但正在审查，怎么能有这缘份。检举信是发挥了它的功效的。在大学里，由一九五四年秋的反胡风运动发展到了一九五五年春的肃反。放暑假前，班党支部委员张景岳找我讲话：开始肃反时，党支部曾经在班上说过，有问题要交代的，到班里设立的接待室去交代。你的三青团问题虽说查清了，但也应该来说一下的。原来如此，虽说“查清了”，但被审查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还应该在不论什么运动中都要去报到的，这也就成了一个终身负担。事实也是如此，以后在历次运动中都会有人提到这件事。以文化大革命来说吧，先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被造反派以“反党分子”、“漏网右派”、“保皇小丑”三顶帽子送入“牛棚”，继之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又以鲁迅说过的“可恶罪”靠边。直到一九六八年冬，说要“落实政策”了，工宣队的林某（忘其名了）找我，在准备“解放”我时，还不忘记问了一句：你那三青团的问题有没有要说清楚的？
粉碎“四人帮”后，是八十年代初吧，说要清理档案，把档案中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去掉销毁。从事这一工作的是单位里各部门各选派的一人。我所在部门是小范去的。那时，他住在我楼下，也听他说一些清理的情况，说是从我的档案中清掉不少东西，原来厚厚的一大包，现在是变薄了。不知道蔡启明这封检举信是否也在清除之列，好在以后也没有人再同我谈起这个问题了。其时，我的年龄已过了半百，别人说我是“老运动员”，也由人说去了，于我已经无所谓了。“世事洞明皆学问”，我无法洞察别人，对自己总可以洞察一下，于世事已无所求了。
近日，在一九九九年第三期的《传记文学》上看到一篇题为《从苏联劳改营到中国“牛棚”》的文章，写的是李正文的坎坷人生。李正文是一九三○年参加革命的，一九三二年五月成为中共党员，曾在北平“左联”担任执行委员，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以朝圣者的心情踏上苏联国土。朝圣者正好遇上了斯大林进行的大清洗，受害者达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