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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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剥削关系有两个层次：领主、教士和农奴（图9）。而中图封建社会由于存在着强大的一体化调节，存在着国家对人身依附关系的控制，于是剥削关系比西欧的多了一个层次，如图所示，它是三层次结构（图9）。

　　在中国封建剥削关系中，自耕农向国家交纳田赋、杂税，还要服徭役。佃农不仅要受封建国家的剥削，还要受到地主的剥削，中间层次是地主（它包括贵族、官僚以及一般的中小地主）。最上层是封建国家。这种剥削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农民所受剥削量大小的伸缩性很大，它可以相对轻，也可以极重，主要取决于一体化调节力量的大小和无组织力量。而在欧洲封建社会里，领主的剥削多受习惯法约束，其可变度不大。

　　在中国封建社会剥削结构中，农民所受的剥削可分为可控部分和不可控部分。先看一下可控部分。这一部分主要由田赋、人头税以及法定的徭役等组成。历代王朝，赋税定额及征收方式不尽相同。但是，田赋和人头税是相对稳定的，相比之下也不那么重。杂税和徭役则是由国家控制的一个可伸缩量。在王朝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国库充实时，这个可伸缩量就较小。当无组织力量膨胀、国库亏空或有边患时，这个可伸缩量就会因横征暴敛而扩大。

　　西汉时，田赋号称“三十税一”，是相当轻的，但有役重于税的特点。最近，有人对汉代一个五口之家、耕地七十亩（合周制百亩）的农户所受封建国家的剥削作了推算：年收谷共二百一十石，其中田税为七石，占百分之三点三；徭役折合谷六十石，约占百分之二十九；人头税折合谷四石，约为百分之二。也就是说，田税及人头税相加，只占总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如加上徭役，剥削率当在百分之三十四左右。我们再看看明代的有关情况。据梁方仲统计，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弘治十五年（15O2年），万历六年（1578年），每年平均每亩田征粮额分别为：三点四六升、四点三升、三点八升。他还统计了从明太祖到嘉宗（1381—1626年）近二百五十年内，全国实征粮银按全国人口平均每口的负担量。根据统计，我们可以看到最高额为明七宗朝，为61。06升／人；最低为世宗朝，为36。51升／人；而太祖时为49。27升／人，熹宗时为49。93升／人。二百五十年间人均负担的变动是不大的。这说明，封建国家对农民剥削的可控部分是相对稳定的。

　　根据上述数字可算出，明初法定人均负担为50升／人。假定自耕农为百分之六十，国家的全部税收部由这部分人承担，那么自耕农人均负担量就为：

　　50升／人/　60　％　　　=83升／人

　　按洪武时每户平均人口为五点五人计，那么每户自耕农每年平均负担：83　X　5。5=465。5升／户，也即4。6石／户。这个赋额是不高的。可见，在一个王朝初期，仅就封建剥削的可控部分而言，自耕农安剥削较轻。封建国家的财政和农民的生活都可以维持下去。

　　佃农的情况又怎样呢？他们除受封建国家剥削外，还要向地主交地租。地租是国家不可控部分，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剥削率比国家田赋高得多，《汉书》《食货志》载，“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王莽也说过，在豪民兼并的土地上“实什税五也”。唐代陆贽也说过，国家收田税每亩五升，而他主每亩要收一石，“是二十倍于官税也”。他主张制定全国统一的地租标准，以限制地主对佃农的剥削。历代也曾有过这样的尝试，但并不成功。宋代基本上是私租五五分成。如果租用地主的牛及耕具，则须再加一成，四六分租。地租标准的高低往往和土地兼并程度有关，当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自耕农破产佃农人数急剧增长时，地主往往就会借机抬高地租标准。可见，地主是封建国家与佃农间的一个中间剥削层次。地主只向国家交纳（往往偷税漏税）少量田赋，而以高达百分之五十的剥削率残酷地剥削佃农。这一层次的剥削实际上是不可控的。

　　中国封建社会里剥削结构分为可控部分和不可控部分，就造成了农民受剥削和无组织力量大小紧密相关的重要特点。

　　当王朝初期无组织力量比较小的时候，自耕农比例较大，所受剥削主要是国家可控部分的田赋、人头税、法定徭役，相对说来剥削是比较轻的。相比之下，西欧领主制经济下农奴所受剥削要重得多。法国到农奴制后期，农奴每星期要为领主取三天强制性劳役，此外，还须向领主纳地租和不定贡献，对教会纳什一税和其他不定期费用，对国王纳土地税、人头税、盐税、二十取一税等等。

　　但是，在一个王朝的中后期，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合流以后，加剧了土地兼并，自耕农大量破产，转化为佃农。夹在封建国家与佃农之间的地主阶级，就充当了一个剥削放大器。尤其是官僚地主更是有恃无恐，剥削无度。越到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佃农人数骤增，地主剥削所占比重也越大。剥削放大器随着无组织力量的增长而增长。其恶性发展，一方面造成农民失去简单再生产的能力，被推到饥饿死亡的边缘，封建统一大国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被瓦解；另一方面，造成封建国家财政枯竭，难以维持庞大的国家开支。唯独这个饱吸农民血汗的中间剥削层次，象肿瘤一样越长越大，最后吸干了国家机体的营养，导致农民铤而走险，国家全面崩溃。

　　4。4　剥削放大效应

　　在封建国家的剥削中，杂税和徭役是个伸缩量。它给农民带来的负担可能是非常大的。秦、隋两王朝，土地兼并固然是一个问题，但因为王朝短命而没有充分地发展。这两个王朝之所以迅速崩溃，正是这个可伸缩量被封建国家过分扩充的结果。秦始皇“内兴功作，外攘夷狄”，造阿房宫，修骊山墓，筑万里长城，动用劳力二百余万人，另外蒙恬率三十万人击胡，守五岭的还有五十万人。这样全国大约有三百万人被国家征用，占全国人口二千万的百分之十五左右。陈涉、吴广起义的直接导因就是反抗残酷而繁重的徭役。隋炀帝登极之初，修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他在位十三年，修运河、筑长城，三次出兵高丽，动用劳力达到六百万之多，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造成举国就役，“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的可怕局面。　　封建王朝在初期和中后期田赋征收总额虽然变化不大。但是，随着皇室日益腐化，挥霍无度，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国家开支也会增加。而王朝末期，朝廷上下的腐化糜烂造成的浪费更加惊人。晚唐懿宗的女儿同昌公主出嫁时，仅赐钱就达五百万缗，这一项支出就超过岁额的四倍。号称“节俭”的崇祯皇帝，每年仅宫内脂粉费耗银就达四十万两，鞋料费五万两。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国家就会在它可控部分之外，采取加派各种杂税的办法来增加剥削收入。唐代，安文之乱以后，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公元780年，全国总税收为一千三百零五万六千零七十贯，每户平均为四贯二百三十文，是贞观时期的六至七倍。又据明代人李春芳说，当时国家年度财政总收入为二百五十余万两银，而一岁支放之数为四百余万（明初为二百至三百万）两银，每年尚少一百五十万两无从筹措。这样，封建政府就只有采取加赋的办法。公元1618年，万历末年，神宗借辽饷之名，先后三次每亩地加派九厘，仅这一项全国就增加了五百二十万两的田赋收入。明末皇帝崇祯时代，加派辽饷额达九百万两，剿饷又增赋三百三十万两，后改为练饷，增赋达七百三十万两。几项加派税相加比原定额增大了十几倍。

　　最近有人将清代鼎盛时期1753年和灭亡前夕1908年，两个年度的总税收作了比较分析。1753年总税收折银为七千三百七十九万二千两，其中田赋为五千四百二十一万四千两，占总税收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五。而19O8年总税收达二亿九千二百万两，其中田赋为一亿零二百四十万两，占总税收比例已降为百分之三十五点一，而其他税收总和大大超过了田赋。1908年的杂税收入比1753年增长了百分之一千二百零三，即十几倍。由此可见，国家剥削中，杂税及各种加派税、徭役这些可伸缩量，越到王朝后期越是成倍地增长。因而从总体上来说，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是逐步加重的。

　　如果把封建国家剥削与地主剥削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两种剥削是相互加强的，呈现出剥削放大效应。这一放大效应是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而加剧的。开始有部分自耕农破产，出卖土地变为佃农。但国家总收入不能减少。当官的怕失职，便采取“只于见在户中，分外摊配”的办法，保证地方总赋税，其结果是，剩余编户“每年加配，流亡转多”。这种加剧农户逃亡的现象，叫做“摊逃”。同时，地主对农民也趁势扩大剥削。这就又造成了更多的自耕农的破产。往复恶性循环，自耕农经济如雪崩般解体。

　　唐代的户口记录，很能反映这一过程。《唐会要》记载，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国家掌握的总户数为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到780年（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时，定天下两税户就仅为三百八十万零五千零七十六户了。813年（元和年间）以后，只剩下二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三户。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税户数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左右。《全唐文》中很清晰地记载着：这种户口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摊逃引起的。李渤〈请免淮南摊均逃户赋税疏》中说“臣自出使，力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四十余户，闵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略相似，其弊所自，起自摊逃”。明代中后期，这种放大效应更为明显，如台州共有四县，原有人数为十八万八千余人，经流亡后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了，但“岁造之数如旧”。山西代州繁峙县，编民原为二千一百六十六户，正统年间“逃亡者俱半”，但田赋摇役未减，致使剩下的农户纷纷破产，变为流民或佃农。山东济南、东昌等三十二个县，逃亡死绝共六万零四百一十九户，欠税粮二十一万二千五百余石，马草二十六万五千零八束，所欠之数又被摊到余下的农户头上。其结果是造成农民更快地破产，佃农数量骤然膨胀，国家收入减少，农民所受剥削的不可控部分越来越大。

　　地主阶级的剥削本性使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偷税。著名考据家马瑞临在《文献通考》里指出，北宋土地的偷税逃税占总额的十分之七、八。随着佃农在农民中占了大部分，封建剥削的不可控部分占了优势。而这部分剥削是没有限度的，很快发展到敲骨吸髓的程度。

　　佃农化意味着农业劳动者生产地位的急剧恶化。这对于佃农来说，他们不得不忍受比封建国家重得多的残酷剥削，以出卖劳力维持生活。佃农化程度提高，势必造成同等数量耕地所能吸收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大量破产自耕农失去就业机会流窜于社会无安身立业之所，生活陷于赤贫状况。所谓“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就是佃农化的结果。这些巨室大家的膨胀和对社会财富的侵吞，不仅使国家难于支持，而且使百姓无以立家。

　　总之，我们在分析剥削放大效应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总趋势：在中国封建剥削关系的三层次中，王朝初期时，封建剥削的可控部分占优势，三层次保持某种平衡，使得封建大国能够支撑并发展。但随着无组织力量增加，不可控部分、特别是地主阶级封建剥削这一中间层次，就会恶性增长，其结果是堵塞了国家的财源，吸干了农民的血汗。这样，平衡破坏了，封建国家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整个社会的崩溃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4。5农民大起义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封建剥削和压迫加剧的后果只是为农民大起义准备了土壤。任何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需要相当的组织力量。因此，仅仅只有农民所受剥削压迫深重这一点，而没有把革命力量组织起来的要素，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仍是木可能的。

　　稍微具备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世界中古史中，很少看到中国封建社会那种每隔两、三百年发生一次的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而且这些大起义都发挥了摧垮旧王朝、使新王朝得以重建的巨大历史作用。西欧自公元五世纪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到八世纪才有农民起义的记载，其规模很小，影响不大。直到十四世纪，英国著名的瓦特。泰特起义，捷克的“塔波尔派运动”，不过三、四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