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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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做到过。戴笠经常强调对中共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一再严格要求每个特务
不要忘记这是最大的心腹之患，但一直到抗战发生我离开上海时，我方面的工作还
是没有“成绩”。为此，区长、书记、组长等几年间也一再撤换。
余乐醒任区长时，区部都是设在法租界内，先后设在辣斐德路、吕班路、西门
路等处。当时区部办公费和特别费只有二百元，除租房屋和临时与直属通讯员见面
开旅馆、进馆子等花去一百多元外，剩下的便不多，连买一部好点的照相机都费了
好几个月时间才买成。当时特务们胆子很小，生怕共产党进行报复打击，区部除几
个组长能往来外，一般组员都不知道区部设在什么地方。每天进出也怕人跟踪，连
一部汽车都没有。当时只有行动组一辆汽车，除了做绑票暗杀外平日都不准使用。
吴乃宪于一九三四年任区长后，区书记改由张师（号行琛）担任。张为中共叛
徒，戴笠希望他能在对付中共方面多发挥一点作用，同时还增加了一个区督察陈慈
（号质平，听说后来他任蒋帮驻外大使），区部经费也增加到三百元。吴乃宪和张
师胆子更小，他们把区部从法租界迁到了国民党统治的老西门，以后区部便一直不
再迁人租界，总在老西门附近转来转去。但由于当时华界的卫生条件很差，吴乃宪
和陈慈则住在法租界环龙路，他们的住处除了我和书记之外，别人都不敢告诉。
张师担任区书记后，对打入中共组织虽仍然没有办法，但他对处理有关中共情
报方面有很多的建议，对分析这类情报有些见解。戴笠看中了他，便把他调升为南
京总处书记长，遗缺先后由徐进、姚则崇担任，并一度叫我兼任过助理书记。不久，
因我的兼职很多，便派郑修元为助理书记。到一九三五年初，蒋介石批准把淞沪警
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交与军统，并以吴乃宪兼大队长。从此以后，军统在上海的活动
便由秘密慢慢转向半公开，一些逮捕监视工作也交由侦察大队办理，逮捕到的政治
犯也不必全部送南京，可以囚禁在侦察大队，初步审讯用刑等也在这里进行。
约在一九三五年秋冬间，吴乃宪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雨铁路局警察总署长，
由王新衡任上海区区长，秦承志任区书记，侦察大队长也交给了翁光辉。从此，军
统掌握了这两条铁路警察的控制权。不但南京总处交通科的交通员每人都领到了京
沪杭雨铁路局的二等车的长期免费票，上海区的内勤与几个组长乘坐这条铁路的客
车也都能免费优待。从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也得到路警的协助。当时驻在苏州的
警务段长韩尚英，便被指定担任协助上海区解送人犯的工作。
王新衡任区长后，内外勤人员均比过去增加，王本人也特别活跃。他是一个中
共叛徒，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他又是宁波人，与当时上海许多宁波商人一
向有往来，还和杜月笙关系很密切，为杜的青帮组织“恒社”中最受欢迎的客人。
他任区长期间，拉了不少留学苏联的叛徒、上海帮会分子、上海邮务总工会以及工
商业和文化界方面的人参加了军统。直到抗日战争发生的前夕，他才离开上海，由
周伟龙继任区长。在这段时期里，上海区的组织大肆扩充，除原来的几个情报组外，
又增设虹口区。闸北区、沪南区潜伏组。还增添了十多个战地随军调查组，内外勤
工作人员由原来一百多人增到五百多人，并添设了大量无线电台。这一时期的情况，
本文不准备写述，拟在写其他材料时再写。
抗战前上海区的基层组织是几个情报组。我从一九三三年接徐昭骏任组长，最
初叫第二组。第一组组长陈志强。第三组组长王昌裕。第四组组长张人佑。吴乃宪
任区长后改为分地区负责，陈为南市组，我为法租界组，王为英租界组，张为沪酉
组。以后由于各组组员工作路线无法划分，又无形中取消了分区负责制，各自随便
去活动发展关系，只把监视工作作了划分。有关法租界内的对中共嫌疑、民主党派
人士以及反蒋集团分子等的监视工作，由我这个组担任，而组员自己发展工作关系
则不限定地区。我前后兼任组长三年多，所领导过的特务虽只二十多人，但他们每
个人都有几个乃到几十个“眼线”（即助手）替他们做工作，我自己也运用一些关
系从事各种活动。
当时这些组员的活动情况兹扼要分述于下：
苏业光，湖南新化人，过去当过共产党，也参加过民主党派。他当特务后，专
门搞民主党派的活动，也做新国民党的工作。历任区长都希望他能打入到中共外围
组织再逐步深入到中共组织去，结果几年间他在这方面是白费心机，一直没有能达
到这一目的。他平日的活动方法，除了满口伪装进步言论外，还经常在人前大骂蒋
介石和反动派，也在一些报刊上写写灰色文章，表示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他便是拿
这些办法去接近一些进步人士而从事他的特务活动。当时很有些人上过他的当，不
过稍久一点他这种欺骗手法便被揭穿，因此总不能深入。
贾谨伯，四川人，他和当时出版界一些人有往来。他的活动办法是伪装同情进
步舆论，经常替人携带反动派禁止发行的书刊到华界去，以取得一些进步人士对他
的信任，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常把进步书刊寄存在他家中。他整天慷慨激昂地愿意
替人冒风险，除了因此可以获得一些进步书报传单等当成工作成绩缴送外，还可从
中发现不少线索。戴笠当时对生活书店和内山书店很重视，通过他的关系，曾经给
生活书店介绍过一个特务的儿子去当学徒，希望长期潜伏，慢慢深入了解生活书店
与中共组织的关系，以及邹韬奋先生的活动情况。以后由于抗战开始，这个打入生
活书店的人我便没有再去联系过。内山书店方面因鲁迅先生常常去的关系，特务们
一向认为内山书店是日本共产党开的，老想派人打入，但始终没有成功，贾谨伯为
此受到过多次的责备。
毛仿梅，上海晨报摄影记者。他利用公开的记者身份从事特务活动，同时负责
监视当时上海新闻界中的一些进步人士。上海区的特务们从一些民主党派中偷出的
文件也由他拍成照片后送还。他所运用的眼线大都是在新闻界方面工作的人，当时
在上海的一些进步的集会都有这些记者混在里面去搞特务活动。
范广珍，是一个在法租界警务处工作多年的华探目。他从当巡捕、包探（上海
人叫包打听）到探目，一直是在法租界，不但情况熟悉，而且眼线众多，加上他自
己又是一个帮会小头子，所以社会关系很复杂。他虽然参加军统，可是并不肯全心
全意为军统出力，他对法国殖民统治者比之对军统更忠实。戴笠也了解他的作风是
两面讨好，甚至在必要时宁可牺牲军统关系而投靠法国人，因此对他的要求也不很
严，能做多少便算多少，往往只在必要时去用他一下。他的情报数量虽多，可是合
用的却很少，尽管他关系那么复杂，但始终没有中共方面的线索可深入，只有军统
在法租界进行绑票活动的时候叫他暗中去掩护一下。
阮兆辉，黄埔六期学生，与戴笠是同队同学，原来在南京总处当交通员。戴笠
因为范广珍不可靠，而且法租界巡捕房内又必须有自己的基本特务，便叫范从中活
动，并以五百元活动费给他弄到一个包探的职务。当时法巡捕房的一般包探都是由
巡捕中选拔出来的，他没有经过几年巡捕的阶段便得到这个职务。他既是范广珍的
公开助手，又是范的领导人。在巡捕房的工作上他得接受范的领导，而在军统工作
上范又得听他的安排。因为范不愿多与组长、区长等接近，怕被人发觉，组长便通
过阮去领导他，随时转告他要做哪方面的工作。当时阮本人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却
能很好地运用范的关系来从事一切活动，一年以后，范的一些关系几乎都变成了阮
的关系了。这些人虽不能打入中共和民主党派去活动，但对监视居住在法租界的进
步人士有很大便利，对在法租界所举行的各种集会也可以公开去进行旁听或混人参
加。
周迅予，四川人，黄埔四期毕业。他当时是四川军阀派驻在上海的联络人。他
参加军统后一直是搞两面手法，既不愿开罪四川军阀，又想靠拢蒋介石集团。他经
常去活动的地方主要是一品香饭店长住的客人谢无量与曾统一那里。谢无量和曾统
一这两人住在一品香多年，饭店换了好几个老板，他们却一直住着不搬。他们也完
全靠四川军阀们接济他们的生活，那里来往的人也以四川人为多。同乡们在一起往
往无话不谈，周便可以从中了解到不少情况和线索，再经过他自己去奔走调查一下，
便成了他的情报。他是两方面都拿钱，所以有时也得把中央对于四川方面的一些措
施和看法向军阀们去反映。戴笠老是认为他不可靠，一再叫我防范他。
罗华，是周迅予的老婆。当时吸收她参加军统主要是利用她监视周迅予。她的
工作只是每天报告周的活动情况。不到半年，由于她逐日将自己丈夫的言行和来往
朋友具实报告后，上海区再核对一下周的情报，便发现周一贯有欺骗行为，戴笠便
命令将周扣押解往南京囚禁。周到南京听到法官审讯时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无法抵
赖，只好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一直没有想到竟是他老婆提供的材料。而周迅予被
关起来以后，他妻子罗华也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是自己害了丈夫。她做梦也没想
到一个月四十元会把丈夫出卖掉。等到周被扣押后，她的工作也没有作用了，军统
便将她停职，叫她找到工作路线后再恢复工作关系。不久，她便因接连受到丈夫被
扣、生活无着等刺激而神经失常，军统也不再理她，不到一年便倒在马路上死去。
一些了解这一内幕的特务，看到这一情况，都很寒心，也随时提防组织上暗中运用
自己的老婆来做自己的工作，往往不敢让老婆了解自己的活动，弄得夫妇之间都心
存戒备。
以上只举几个人的例子，其他一些组员如郑公弼、马龙海。王曼之等十多人，
有的是有些线索搞搞民主党派的活动，有些没有一点线索便只能担任监视与复查等
工作，这里就不…一列举。
当时每一个组的组长，本身也得兼做情报和其他特务活动。以我为例，我当时
对外用的化名是陈论或陈沧，公开掩护职业是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记者。我也常常
挂着照相机凭着记者证到处去“采访”拍照。我在许多大学里也利用一些同乡和亲
戚关系要他们替我了解些情况，发现可疑的人或进步组织，便得花点钱请他们深入
了解一下。几年间为我做工作最多的是复旦大学的历史教授姚名达和他的几个学生。
他自己在法租界霞飞路巴黎电影院对面开了一爿女子书店，办了一个女子月刊社，
出版的《女子月刊》大都行销南洋和问广等省。这个月刊的主编也曾被我利用过。
她多年来一直弄不清楚我的真正身份。她的一些女朋友以及一些常常在《女子月刊》
投稿的人，只要我认为对我的工作有点滴好处，我总要设法去认识接近，无形中替
我去做点事情。以后我虽然兼任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督察和组长，经常干
绑票暗杀等罪恶勾当，但这些人一点也不清楚，我也从不在他们面前露出半点风声。
我母亲是一个吃斋念佛的人，多次住在我家中，也不知道自己儿子在天天干杀人害
人的罪恶活动。有次她去拜佛回家，正赶上我带着几个人去绑架一个中共地下人员
失风逃跑，我们乘坐的汽车一下撞在她乘的人力车上，她看到车上有个人好象是挖，
连忙大叫我的小名。这时我只好硬着心肠用上海话骂她一句“依瞎了眼！”她才没
有再喊。当特务不但六亲不认，连自己母亲也会骂了起来。当我衣冠楚楚地回去时，
我母亲连忙告诉我，说她看到一个穿破旧工人装束的人很像我，她叫了一声，挨了
一顿骂，我勉强支吾过去。以后戴笠知道此事，还多次称赞我能临机应变，连自己
母亲面前都能不暴露身份。
当时我对每一个认识的人，几乎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利用他一下，今天用不到
时，明天后天总有机会去用一次才肯罢手。每次填写社会关系时，我总是把一切亲
友都不遗漏地填上，因为迟早都会变成我的工作关系。
其余几个组的情况，我也大致上了解一些。如设在南市蓬莱路蓬莱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