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7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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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想家，还疑心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曾两次偷偷地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是在
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了心。
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
一个“儒将”。当时反动派中许多将领，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思想，他便是
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
料，先后编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
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精神，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
“积学勋章”。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
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
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在一九四零年下半年起，兼任了“中苏情报
合作所”的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宜诚兼任。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个副所长，这
是苏联帮助中国侦收对日情报工作的。该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一号，另
在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有电讯侦测总台，由军统所派的特务肖坚白任总台
长。苏联派有一个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在南岸江山建有两幢宿舍专供苏联
人员住宿。该所结束后，该处改为军统江山农场。
这个所虽是由军令部出面，实际是由军统主持与苏联进行合作，专门侦收和研
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电通讯密电码。苏联方面提供了一批供侦收用的电讯器材。
名为合作，实际上是彼此都想把对方侦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学过来，而把自己懂得
的一套又不要让对方学去。戴笠曾把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谢力公、吴景中等人派去
担任该所的科长（苏联方面派副科长），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大都是由戴笠选派去
的军统特务。
戴笠一方面指使派在该所的电讯部门特务去偷学苏联人员在这项工作中的技术
方法，同时还指示他们应多方设法去和苏联人员接近，想从中收买拉拢个别的苏方
工作人员，妄想在苏联内部去布置情报工作。戴对谢力公抱有很大的希望。谢的俄
语很流利，一向长于交际应酬，戴特别拨出在赣口街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与谢，作
为联络苏联人员之用。谢的举止很阔绰，一切交际费用都由军统支付，曾花了不少
的钱，但却没有听说得到什么结果。当时郑介民的老婆为此常发牢骚，说郑兼任该
所副所长，却远不如该所的科长阔气。
郑在兼任副所长期间，平日也很少过问该所的工作，一直交由军统去搞。有人
偶尔问到他这个所的情况时，他总是神秘地说：“这是秘密，暂时还不宜公开，将
来等到对日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一定会有惊人的成绩在报上公布的。”实际上他有
许多问题也弄不大清楚，除了邀请苏联人员赴宴时他去参加一下，他连设在南岸的
侦测总台都没有去看过一次。谢力公有事也是直接找戴笠请示，有些事告诉他一声，
有些连事后都不和他谈，他也从来不去追问。
与帝国主义的勾结
一九四零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因郑对南
洋情况较熟悉，要他赴南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组织的工作。他认为这些地
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帝密切。以免引起英帝的不满。他去视察时，
英帝方面特派两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
同年秋，通过郑与英帝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英国派特务
安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题。蒋介石决定交与军统负责与英帝合作，
戴笠即推荐军统特务武装部队头子、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兼任该所主任，安德
逊任副主任。
中英情报合作所成立时，戴笠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上特别称赞郑“为军统发展
国际情报工作作出新的贡献”。
这个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合作内容主要是由军
统向英方提供有关日帝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
军的情报。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先后在香港、印度（日寇
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密电。当时这个工作
组很受英方重视，并多次想派入学习军统侦译日空军密电的技术，军统始终不肯把
这部门所取得的经验向英方提供。
一九四二年前后，戴又要郑以军令部二厅名义派军统特务李汉元、吴文字等十
余人去缅甸工作，还由英方派遣几名特务随同前往。
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一九四二年一月间，他对盟军在新加坡的作战方案提出
自己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罗斯福和邱吉尔决定要保卫住盟军在远东
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时，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新加坡召开同盟国
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蒋介石除了派杜幸明等前往参加外，还派郑介
民前往担任有关情况方面的联络。郑去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到魏菲尔的重视，连当
时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对他也很冷淡。他只是和魏菲尔总部的一些高级幕僚人员有所
接触，并没有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一向非常骄傲的魏菲尔，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表示，
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确保新加坡是决无问题的。郑介民却向魏总部的幕僚人
员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加坡是绝对没法防守的，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
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坚守印尼比坚守新加坡要有把握。
当时他的这些言论，完全没有受到魏菲尔的注意。
郑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又把这一意见向蒋介石提出，蒋对他的话相当信任，曾
正式转达魏菲尔，也同样没有被采纳。
还不到半个月，日军便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这个为英国经营多年、
费资达六千万英镑建成的所谓远东第一巨港，加上有六万多名防守的英军，只有十
多天时间，便于一九四二年二月被日军攻陷，魏菲尔仓皇率领总部人员逃往荷印爪
哇。
这时，不仅蒋介石和在重庆听到过郑意见的人，认为郑果然“料事如神”，连
魏菲尔在致电蒋介石的时候，也有悔不听郑言而遭此惨败的表示。蒋便再度派郑去
爪哇与魏联络。这次魏菲尔的态度便与以前完全不同。据郑回来时说，连魏菲尔都
亲自去机场迎接他。不过这次郑却没有看得准，当他刚从爪哇回到重庆，正预备再
去的时候，日军又乘胜向印尼大举进攻。不出一个月，三月初爪哇也被日军占领。
魏菲尔只身乘飞机逃往印度，防守印尼的几万英军和魏菲尔总部军官都成为日军的
俘虏。
在一败再败以后，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部也一度宣布解散，魏菲尔仍回原任
驻印英军总司令。以后蒋介石还经常派郑去印度和魏菲尔联络。后来英国派蒙巴顿
在锡兰任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时，郑也曾去锡兰和蒙巴顿联络。在协同对日作战中，
郑曾提出过不少的意见。
蒋介石认为郑在和盟军打交道时还有一套办法，以后又指定他参加在重庆举行
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当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的魏德迈，对郑的
印象也相当好。
郑对军事问题一向爱提出他的分析和判断，虽然有时估计错误，但偶尔也能说
中几件。他最爱向人夸耀的另一件事，是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被他猜中了。一
九四四年夏，郑和魏德迈总部的一些美军将领们谈话，大家预测开辟第二战场的时
间。许多美军将领们谈的都不着边际，只有郑指出六月初很有可能。当时大家也只
是认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隔了不久，盟军果然在六月六日那天从法国诺曼底登陆。消息传到重庆，许多
听到过郑那次谈话的美国军官立刻想起他事前说的日期完全正确，见到他的时候都
称赞他是神机妙算，居然能这么准确地计算出盟军登陆的日期。这时他便大卖其野
人头，瞎吹一顿。魏德迈听到这些话以后，还当面称赞过他。原来，他这次猜中的
根据，主要是从整个战局来看，认为第二战场的开辟不能再拖延，而且各项准备也
已就绪，不会出今年。至于日期的确定，他是根据英伦海峡每年六月初天明前涨潮
最大，在那几天登陆最适宜。他一面向人夸耀他学识渊博，一面也暗示他是消息灵
通。
郑的这些预言虽然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使他沾沾自喜。但他的老婆却常常当着
许多人的面揭他的底。每当他正津津有味地向人说这说那的时候，他老婆往往从旁
插嘴叫别人不要信他乱吹。一次她说：“抗战开始，他认为香港最安全，把贵重物
品和行李寄存在香港，可以保险，结果香港很快沦陷，东西全部丢光。”她越说越
气，用手推他、捶他，要他把东西还来。他这时只是苦笑一下，还是继续向人讲下
去。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初，原来听说除由戴笠兼任该所主任外，还准备发表他和美
特头子梅乐斯一同为副主任。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这个兼副主任的职务一直没
有发表。
郑在中美所虽然没有兼任职务，但他却非常热心于中美所的种种活动，并常与
梅乐斯往来。中美所的第一、第二次签订合同时，他都参加。他在重庆期间，所有
中美所举行集会和盛大宴会时，他和戴笠都是以“主人”身份来殷勤招待美帝特务。
席间，他总是喜笑颜开，用些滑稽幽默的话来逗美特们开心。每当戴笠不在重庆时，
有关中美所的问题都由他出面与梅乐斯商谈。许多美特都喜欢找他聊天，并当面称
赞他是“一位很有风趣的人物”。
戴笠死后，梅乐俾从美国到南京吊唁，郑特意从北平赶到南京，一连和梅乐斯
长谈了几次。他希望再度恢复美蒋特务合作，梅乐斯也表示在对付中国共产党方面
愿意再尽一点力量。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全国解放，美帝还没有把这一组织
恢复，使他很失望。最后，美帝才同意在保密局内成立一个“中美办公室”，继续
进行支援军统的反共活动。
郑对美帝“特使”马歇尔，恭维备至。马歇尔九上庐山，他几次参加迎送。有
次马歇尔夫妇去找蒋介石，他跟在两乘大轿后面走了十来里路。那次他穿着整齐笔
挺的军服，连外衣都为汗水湿透。他有支气管炎的老毛病，每到冬天发作得最厉害。
那次他弄得上气不接下气，支气管炎大发，回到南京医了很久。他老婆埋怨他，他
却认为这次当马帅的跟班，是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
郑介民在和马歇尔的往来中，虽然极力为这个伪装的“和平使者”到处吹捧，
但后来他认为马帮助蒋介石还不够积极而在背地里有些埋怨。有次他在保密局对几
个处长级的大特务发牢骚，说许多事没有能够按预定的计划弄好，使国民党吃了许
多亏。
郑介民和美帝文化特务头子司徒雷登虽然早就认识，但关系不深。一九三三年，
郑在北平任特务处华北区区长的时候，用以掩护的职务是北平军分会的上校参谋。
当时司徒任燕京大学校长，交结的都是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对这个上校参谋并不看
在眼中。郑虽然很想巴结，也没有巴结得上。
司徒雷登这个“中国通”被日本人囚禁了几年，于一九四六年继赫尔利担任美
驻华大使。这时，郑的地位也和过去不同得多。彼此都感到需要拉拢一下，但又不
便直接去找对方。当郑向保密局办公室主任黄天迈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黄告诉他司
徒雷登也早有意和郑谈谈。黄是燕大学生，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期
间投入军统当特务后，当过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海外区区长，主管海外情报。抗
战胜利后，黄天迈在平津专搞国际情报工作，主要是和美帝驻平津人员进行联系。
黄和司徒雷登的秘书傅径波是燕大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当傅带黄去见这个老校长，
谈到他在郑介民手下工作时，司徒雷登便在黄面前称赞郑是“国民党中有数的军事
谋略家”。郑听到这样称赞他，更是急于希望能早日同这个为蒋介石尊为上宾的新
大使见面。据黄天迈说，当他和傅径波联系好以后，郑第一次去见司徒的时候，两
人一谈就谈了几个钟头，越谈越有劲。
郑在北平时，司徒每次来平津活动，郑都赶去迎接。司徒在南京过七十岁生日
时，郑没有来得及赶去，便叫人买一个漂亮的寿蟑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