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7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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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队都投了进去，结果除两三个不完整的总队由他的亲信周文新带往台湾以外其余
几乎全部被歼，最后剩下的残余部队，也在代指挥李铁夫率领下放下武器，投向了
人民。
在一九四九年初任交通警察总局长的周伟龙，个人野心一向很大，他用尽一切
方法，特别是通过和毛人风老婆向影心的勾结而抢到这个职务后，不愿再听毛人民
的指挥而独树一帜。他最反对把交警总队投入前线作战，而希望多保留一点实力。
那时唐生明在湖南暗中策反国民党武装部队，和周取得联系之后，周便设法把交警
总队慢慢抽调到湖南去集结，先后调去了王春辉等六个总队。当他还想抽调派驻在
奉化担任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时，被毛人凤发觉，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将周伟龙在上
海国际饭店内逮捕。在搜查出的信件中，发现他与唐生明有往来。毛人凤原来准备
马上逮捕唐生明，后来因为湖南正在酝酿和平运动，便改派特务孙坤、焦玉印等前
去长沙暗杀唐。特务们曾在唐的寓所附近向他放过一枪而未击中。等到程潜率部在
长沙起义后，原来在湖南工作的张严佛、刘人奎、刘人爵等都参加了起义。毛人凤
怕其他特务效尤，便令焦玉印等把参加湖南起义后临时担任长沙警察局局长的刘人
爵暗杀于长沙浏阳门正街二十二号家中。凶手逃出后，改派到云南工作，他们曾向
我谈到过这一经过。
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了镇压各地民主爱国运动，保密局特别举办了两次司法人
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之所以设立，主要是研究国民党的宪法颁布以后，保密局怎
样表面上不违背宪法，又能随心所欲地贯彻军统的意图，逮捕革命人士，阻止人民
的活动。因此这个班成立后，司法人员莫不背地里叫它“违法训练班”。到一九四
八年初，蒋介石颁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办法”，一脚把宪法规定的保障人身自
由等假东西踢得干干净净，这时候特务们额手称庆，才再不研究耍“宪法”幌子的
手段，而依旧毫不掩饰的按照原来的一套进行逮捕、搜查、审讯等危害人民的勾当
了。
保密局在解放战争期间，除了直接干出许许多多破坏中共组织、屠杀中共党员、
镇压民主爱国运动、大批逮捕囚禁革命人士以及在各大城市进行大破坏大屠杀等罪
恶活动外，对解放地区的情报工作一直无法开展。毛人风为此经常遭到蒋介石的责
备，他每次被训过一顿后，便照例对外勤各单位也来一次指示和训令，要求各单位
务必切实设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我记得当时毛人风认为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出色的，是天主教神父雷震远领导的
华北工作督导团。他们利用天主教的关系，指使在解放地区或接近解放区的教徒从
事这方面的活动，搜集到不少东西，往往比许多接近解放地区的省站所得到的情报
还要多几倍。
在胡宗南攻占延安后，保密局为获取情报，立刻在延安成立了小组，派崔毓斌
担任延安的稽查处处长。蒋介石这时急于要知道毛主席、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的
所在地。他指示毛人风，要不惜花费最大的人力和物力，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
设法把中共领导人的下落弄清楚。那几天蒋介石天天问毛人凤有什么情报没有。可
是稽查处除了在延安附近抓到几个没有法子走动的老病残废外，再也没有找到一点
旁的线索。毛人风也急得不得了，认为这是活捉中共领导人的大好机会，他一再严
厉地要求陕西省站务必加强延安组的工作，无论如何要满足蒋介石的这一要求。这
时胡宗南也打电报给毛人凤，要他特别加强这方面的活动。毛人凤被弄得寝食不安，
天天在会餐时谈这个问题，不断地用特急电报指示陕西站。他非常生气地说：“我
们的工作没有法子配合军事上的胜利，辜负领袖对我们的期望。这种千载一时的好
机会都放过了，实在太说不过去。”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间，毛人凤在和我谈到这
项工作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和中共作地下斗争中保密局是失败了。
毛人凤从保密局成立开始，便想走戴笠的老路，希望得到美帝的直接支持，与
美帝特务们再来一次合流。戴笠死后不久，原中美所副主任美特头子梅乐斯特地从
美国到南京吊唁他这位朋友时，毛人凤便有过这种表示。梅乐斯当时曾答应在对付
共产党问题上再尽一点力气。后来美帝为表彰协助中美所工作的军统大特务，特别
发给郑介民、唐纵、毛人凤、潘其武、李崇诗、陶一珊等六人每人自由勋章一枚，
郑介民和毛人凤都在欢宴美帝授勋的专使宴会上，再次表达了他们希望美帝支持的
愿望。但是中美特务合作事，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迟迟未曾实现。直到大陆
全部解放，保密局逃往台湾，美帝特务才姗姗而来，成立了一个中美办公室，由曾
任中美所总翻译的刘镇芳担任主任。美帝方面派了过去在中美所工作过的二十多名
美特来到台湾。
一九四八年秋天，蒋介石特准保密局增加二千八百八十人的编制和预算。这两
千多人，大部分配备在新成立的技术总队里，由杜长城任总队长，专门从事各大城
市临解放时的破坏活动。技术总队成立前，在苏州办过一个爆破人员训练班，专门
训练了三个多月。这个总队除了参加为阻止解放军渡江而在江里布置水雷和在江岸
布置地雷等活动外，还参加了南京、上海撤退前的大破坏。在重庆撤逃之前，保密
局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破坏指挥部”，也叫“破厂办事处”，下设参谋、技术、运
输三个组，专门破坏重庆的兵工厂、发电厂、仓库等。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在重
庆及附近各县建立过十来个兵工厂，蒋介石怕这些工厂落入解放军手中，便决定叫
毛人风派人进行彻底破坏。这个指挥部由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及保密局西南特区
区长徐远举等负责主持，由杜长城率领技术总队特务们担任技术方面的工作，于一
九四九年十一月，先后将大渡口钢铁厂与长寿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及南岸鹅公岩等兵
工厂的重要设备…一予以破坏，当时有不少工人在护厂工作中壮烈牺牲。当解放军
越过贵州而直向重庆挺进时，毛人凤还叫杜长城派人去破坏大桥。当装满炸药的两
部卡车和大批特务赶到时，大桥已为解放军先头部队所占领，击毙了两个特务，其
余的特务们弃车狼狈逃回。最后他们决定破坏重庆大溪沟发电厂，但全厂工人一致
起而保护，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特务无法把炸药运进厂去，重庆发电厂才得以完整
地保留下来。广州解放前，毛人风又派这个总队的人员去广州把珠江大桥炸毁。他
们还在香港把即将开往解放后的上海的轮船泽生号炸沉。陈诚看到这个总队在破坏
方面很能起些作用，便叫毛人风把它全部划归他指挥，改为东南长官公署技术总队，
并特别准许这个总队的特务二千多人全部去台湾。
一九四八年冬天，保密局还准备成立一个和技术总队一样庞大的行动总队，以
加强对后方各大中城市风起云涌的民主爱国运动的镇压，专任逮捕与屠杀爱国人士
的工作。蒋介石批准了毛人风这一计划，同意再增加二千人的编制和预算。毛人凤
便于十一月初调我到南京接替叶翔之，在准备布置暗杀李宗仁的同时，还要我筹备
成立这个总队。我从人事处提供的几百人当中，挑选出不到五十人，因大多数不适
宜于担任或不愿担任这项工作。
当时一些大特务因为对战事发展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不少人发生动摇。早在
一九四八年春天，便发生了情报处处长何芝园请长假去台湾想改行当商人的事。毛
人风虽大骂何芝园为“胆小鬼”，也没有法子把他留下来。接着上海市警察局副局
长张师也请求辞职去台湾，想去办农场。消息传开以后，有钱的大特务打算自己事
情的就更多了。他们想早点离开大陆，纵然不能去海外当寓公，也希望先到台湾去。
毛人风感到最吃惊的，是上海救济总署汽车总管理处处长余乐醒（又名余增生），
竟和中共地下党发生了联系，在他住的愚园路家里竟掩护了地下党一部无线电台。
毛人凤非常害怕军统特务弃暗投明，决心要捕杀余乐醒，以收杀一儆百之效。当他
命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去逮捕余的时候，该处科股长一级的特务大都是余的学生，
·便暗中打电话通知他逃走了。毛人风大发脾气，把稽查处长黄加持痛骂了一顿。
上述情况的不断发生，对一些中下级的特务也有很大影响。所以，有些我认为
很适宜干行动工作的人，这时也都在推三推四不肯再担任这项工作。后来人事处告
诉我，上海和苏州还有一批没有工作的人，叫我去挑选一下。我到上海找他们谈话，
又大多希望去西南等后方地区工作。我看到这情形，苏州也不想去了，便回南京，
专门布置暗杀李宗仁的事，成立行动总队的事便被搁了下来。
但是在南京准备撤走之前，毛人凤还布置过一次大逮捕。当时他得到蒋介石的
指示，南京临解放还不走的军政大员，一定是想在解放后投向共产党，除了先劝他
们早点离开外，到时不走的便一律逮捕起来。当时南京卫戍总部稽查处和首都警察
厅刑警总队都奉到这一命令。可是等到保密局逃离南京而分别在上海、福州成立办
事处，并准备向台湾迁移时，南京方面留下的大特务都纷纷作自己逃跑的准备了。
他们一则怕解放时逃不掉，一则怕李宗仁上台后桂系特务要逮捕他们。所以等到蒋
介石宣布退休后，大特务们便抢着向上海逃跑，毛人凤想制止也制止不住，他的搜
捕计划，也没有实现。
我从南京带着搞行动工作的特务和一大批武器到上海后，问毛人风这批武器怎
么处理？他告诉我，除了我愿带去昆明的一部分外，其余的要我设法储存在上海，
准备在上海解放后拿出来使用。我根据他的指示，买了大小棺材各一口，运到南市
保密局在上海的一个临时看守所内，叫人把大棺材后面的木板取出，改装成比较容
易开启的小门，把十挺汤姆生机枪装进去，每挺机枪配足两梭子子弹，装好后用大
钉将棺盖钉好，雇一辆卡车将这口大棺材装上，送往停灵枢的四明公所内，付了两
年的费用，然后拿出一块写有“汤吉祥老大人灵位”字样的木牌钉在棺材前面，意
为汤姆生机关枪。这种专门停放死人棺木的地方，白天很少有人去，夜晚更没有什
么人去，所以取存武器是比较理想的。在小棺材里面，我装了二十支毛瑟和勃郎宁
手枪，于第二天另雇一辆小车，送往虹桥飞机场附近一个乱坟山埋好，立一块石碑，
上镌“小女毛玲之墓”，意即毛瑟、勃郎宁。一切安置妥当后，把附近的地形、方
位、道路等拍成照片。剩下的十支驳壳枪则装在一个大木箱内，辗转托人用“德记”
五金店名义存寄在十六铺一个仓库内。当时我把这些储藏的地方告诉了毛人风，并
把照片、收据等交给了他。解放后，我向有关方面交代出上述情况后，不久他们告
诉我，只有存放在仓库中的那些枪弹取出来了，停放大棺材的地方已改成工厂厂房，
没有人认领的棺材都埋掉了；埋小棺材的坟地已改成菜园，找不到“毛玲之墓”了。
上海解放前，毛人凤还让特务进行一次大屠杀、大破坏、大抢劫。上海警察局
长毛森执行毛人风的屠杀政策，先后杀害的革命人士，我现在还能记得姓名的计有：
解放军京沪特派员刘钧成，参谋黄培中，联络员陈玉山，情报组组长张伟，谍报员
杨剑民，另外还有第九分区参谋场新民等五人。毛森杀害的爱国民主人士有：民革
南京分会主任委员孟士衡，宣传委员吴士文；此外，一个原来是国民党的宪兵，担
任了民革交通联络员的肖俭魁也一起被杀害了。还有一些其他民主党派的人士，如
陈惕卢、张达生、方志农、朱大同、王文宗等几十人。中共地下党员被捕杀的有近
百人。一些贩卖银元的，也以破坏市场，为共产党执行地下活动等莫须有的罪名杀
了十多个。后来在未公园等处公开杀害的，已见当时报纸的，就不…一列举了。总
之，上海解放前夕被特务杀害的人很多，无从估计。
对于破坏上海公用建设的工作，则因汤恩伯还准备在上海与解放军进行巷战，
没有进行。解放后才派飞机去轰炸杨树浦等发电厂。
最使毛人风不满意并感到遗憾的，是他抢劫勒索的计划没有实现。一九四九年
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