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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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得力的助手黄炳炎、袁铭鼎等，都是这个班的学生。在上海稽查处中的重要骨干
分子如季仲鹏、李人章等还有二十多个。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犯延安后，第一个到延安去担任稽查处长的便是这个班的
崔毓斌，可见军统对这些特务的重视了。
抗日战争刚结束，军统选派去美国留学的大特务当中，也有这个班的学生俞实
和焦金堂两人，由此可见戴笠对他们的培养是煞费苦心的。这事，当时曾引起很多
大特务的不满，因为这次去美留学，大都是军统中的处长、省站站长这一级的老特
务，戴笠却把这些学生也和他们同等看待起来。
这个班的学生从一九三八年毕业到一九四九年的十一年中，便有好几个已经爬
到了少将阶级，如十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张家铨，十六兵团孙元良部的第二处处长易
啸夫，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副处长胥某某，以及交警总局的刘子英、唐振文等。
这些学生在军统局和保密局局本部当到科长的先后有俞实、邓毅夫、刘子英、
牛树坤、任鸣传、李葆初、汤亚东等十多人。外勤方面也有几个当到省站站长，负
一省的责任。当稽查处长、刑警处长、侦缉队长、警察局长、督察长等公开特务单
位负责人的就更多了。总之，这个班毕业的特务，到解放前没有脱离军统组织的，
绝大多数已成为军统中级以上的骨干分子，至今还在台湾继续作恶的仍有不少。
军统内幕
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
组织与人事情况
抗日战争以前的几年中，军统一直特别重视上海地区的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
由于中共中央曾设在上海，从这里领导全国的党组织进行了多年的革命斗争；其次
是由于各民主党派与进步社团以及反蒋人士等，利用上海租界为掩护，进行过各种
各样的反蒋活动。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成立时，蒋介石所交给的两大任务，
一是反共，一是排除异己，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
我于一九三二年离开学校参加军统即在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区的交通、情报
组长、助理书记，又兼任过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督察及行动组长等职，直到一
九三七年抗战发生后上海撤退时才离开。因此我对军统这几年在上海的组织人事及
各种罪恶活动有相当了解，而且不少是自己亲身参加过的。军统在这一段时期中在
上海的活动表现得最凶狠残暴，戴笠也由于这一时期在上海有过不少“成绩”而越
来越得到蒋介石的宠信。
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复兴社特务处（对外又称军委会特务处）成立之前，戴笠
早就派有翁光辉、陈志强、王昌裕等人在上海从事活动，戴笠本人也经常去上海，
不过没有正式组织名称。一九三二年以后，才成立上海区，由翁光辉任区长。翁为
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浙江人，曾在海军方面工作多年。翁任区长时，区部组织很
简单，只有书记一人，司书、事务、交通各一人，下面也只有三个组：第一组组长
陈志强，上海人，军校三期毕业，一向在上海搞流氓帮会；第二组组长王昌裕，广
东琼州文昌人，军校五期毕业；第三组组长徐昭骏，四川人，军校三期毕业。当时
在上海的内外勤特务总共不过三十多人，一般工作都只做做情报。蒋介石希望这些
特务能打入中共在上海的组织，结果连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都没有得到一
点消息。戴笠在以后多年中对在上海的特〕讲话时，常常承认这是军统最为失败的
一件事。
翁光辉任区长不久，因他拟将一项重要中共情报不通过戴笠直接送与蒋介石，
被戴发觉扣留，撤去区长职务，改由杭州和南京特训班教官余乐醒为区长，并将上
海区扩大为华东区，增设了第四组和行动组。第四组全部人员均为杭州特训班甲班
刚毕业的特务，组长为张人佑，浙江温州人，组员有程慕颐、倪永潮、方元勋、应
志春、应怀宝、石仁宠等十余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
过得诚、施芸之等十余人，大多为杀人越货的惯匪。这个组受双层领导，暗杀工作
由戴笠和南京总处直接指挥，有关在上海地区的绑票与秘密逮捕等项活动则受区长
领导，人事、经费等亦直属南京。
一九三二年秋，余乐醒任区长时化名为金鸣三，南京特务处化名则为杨柳青。
余系湖南醴陵人，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后曾去苏联学过政治保卫工作，戴笠对
他寄以很大希望。当时华东区可以领导上海、浙江、福建、徐海等地区工作，但事
实上除上海几个组肯听区长的话以外，其余几个单位根本不愿接受区的领导，因此
华东区有名无实，没有好久便又改为上海特区，专门负责上海地区的工作。当时区
部组织仍很简单，情报多的时候，除区长外，区书记邓志英和我都得帮同司书陈拔
苹来抄写密写信件。最初密写的化学药水很简单，以后才渐渐复杂一点，到一九三
四年改由南京派交通每日来取情报，才停止用药水抄写和邮寄。
当时四个情报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基本特务，任务是想方设法打入中共组织和民
主党派组织，以及担任监视蒋介石交下来“应予监视”的反蒋人士的工作。因此情
报组的情报反而不很多，而主要来源却是依靠由区所直接掌握的“直属通讯员”。
这些人大多是各方面向戴笠或区长推荐的，有的还在试用，有的则成为正式的通讯
员。这种直属通讯员有三十多人，都是有固定的公开职业，与各方面关系较多。他
们搞特务活动最初是兼差，慢慢才变成专业。他们一般都是由区长、书记和交通去
联系，其中绝大多数是靠交通联系；特别是一些在民主党派中工作或伪装进步的人，
他们最怕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因此联络时也很秘密。 上海特区头几年只设有一个邮局信箱而没有接头机关，一般都是一星期联系一
次，有特别事项便写信寄到信箱去，我任交通时每天都得跑几个地方去取情报。直
属通讯员必须与区长见面时，彼此都有些准备。区长怕他们靠不住被出卖，约见时
往往先由我传达清楚后临时带他们到旅馆开房间或公园茶酒馆去等候区长。有时一
再变更地点和时间，甚至见到以后谈了几句又雇出租汽车再到另一个地方去长谈，
弄得非常神秘的样子。有些通讯员也是提心吊胆，生怕一次见面后谈得不投机被带
到南京去，所以彼此都不愿经常会见。有些通讯员往往半年才和区长见到一次。
南京总处认为有特别重要作用的人，先后任过总处书记长的梁于乔和唐纵、张
师等都从南京赶到上海去约谈，遇到这种情况那就更加弄得神秘了。我不但要使双
方按时会见，而且还要担任临时的警卫工作，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有些区部认为比
较可靠的通讯员，则不像和有党派关系的人见面那么故弄玄虚，除经常由交通直接
去找他们外，区长和区书记也往往直接去找他们联系，但始终不敢把区部所在地和
电话告诉他们。
通讯员中，我还记得姓名和地点的，如吴淞商船学校军事教官陶一珊（化名陶
式贯）。他是由潘佑强介绍给戴笠的，因为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又有公开职务，不
会发生问题，当时专门负责吴淞地区社会情报和那里的几个学校方面的情报。
另外还有专做复旦大学学生工作的一个通讯员叫陈绍宗，也是黄埔学生，曾在
复旦担任过军事教官。他离职以后，戴笠便叫他在复旦后门口开了一个嘉宾饭店。
他用他妻子吴树宾的名字当化名。这个饭店由于得到特务机关的津贴，资本比一般
雄厚。陈认识的学生很多，又愿意赊账给学生，所以生意很兴隆。这家饭店有两间
小房间，除了供学生们聚餐请客之外，还借给学生开小会和商谈问题。陈便借口义
务招待茶水为名，叫他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常常进进出出去听他们谈话。遇到学生们
事先关照不要随便进去时，这便无意中说明此地正在商量秘密问题，更成为注意的
好线索。他拉拢过不少学生，打进学校中各种组织中去活动，因此情报比较多。后
来整个江湾地区的工作都由他担任起来，连附近的女子体育学校、法政大学等都发
展了一些学生给他做工作。我每次去总是用买饭票的方式把区部给他的指示夹在钞
票里交给坐在柜台上他的老婆，再利用找钱为名取回他写的情报。
当时闹事最多的真茹暨南大学，特务人员除了在附近开有一个咖啡店从事掩护
活动外，一些南洋回国的华侨学生被吸收当了特务。这些学生当时虽然还在读书，
却已身佩手枪到处乱闯，经常掏出手枪来威吓人。后来杨虎的一个姨太太还把这个
学校的十多个华侨学生如苏振通、刘果庆等介绍给戴笠，送到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
去受训练，成为军统的基干分子。
当时还有些地方军阀派在上海的联络人员，他们也替军统做工作。文化界方面，
有在上海《大晚报》担任副刊《火炬》主编的崔万秋，以及一向在教育界活动的高
巩白等，都是上海区的直属通讯员，我都跟他们联系过。在崔万秋所编的副刊上，
张春桥曾用秋克这一笔名写文攻击鲁迅，并要鲁迅给他写回信时由《火炬》编辑部
转交。崔万秋多次吹捧蓝苹的文章也是在这个报上发表的。当时崔万秋住在法租界，
我每月给他送去津贴八十元，有时还有几十元的奖金。我给他送钱和去他家取情报
时，曾不止一次见到蓝苹在他家中，但崔从来没有给我介绍过。我去他家时，遇到
他有客人的时候，他总是把我领到他家后面的亭子间内，一交一接便走了。他生怕
被人发觉，我也不愿与他家的客人打招呼。另外还有些人是担任律师、教授、银行
职员、记者以及无业流氓、帮会头子等各色各样的人。
到了一九三四年间改由吴乃宪任区长，他是黄埔一期学生，因出卖邓演达先生
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当时蒋介石和戴笠希望通过他过去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
员会（反动派叫它为“第三党”）的关系，一方面进行搞垮这个党的活动，同时又
企图通过这个党中的少数败类来接近中共组织去做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阴谋。他当
时介绍到军统的第三党人员虽不多，但都很受南京总处的重视。总处的书记长曾多
次到上海和这几个人见面，给他们的活动费也很多。这些人的住处我没有去过，他
们大都是直接和吴乃宪用电话约好，叫我到什么地方去等候他们给我情报。我常常
在约定的时间与地点见到他们时，也顺便把钱交给他们。当时我和这几个直属通讯
员很少聊天，因为吴乃宪曾再三叮嘱我少和他们谈话，见面后彼此都很客气，约定
的地点总是茶楼酒馆的小房间。他们照例请我吃一顿，往往把情报夹在画报与小说
中交给我。我当时还只二十来岁，他们大都是三四十岁，老把我看成小弟弟一样，
总要叮嘱我不要把东西落掉了。
我在上海区担任交通联络工作将近三年，一九三三年以后虽已担任法租界情报
组长，但还是兼交通，住在区部。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兼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
督察，才辞去交通职务，由南京总处改派王湘荪为区交通。我在担任区交通期间，
与我有过联系的直属通讯员几十人当中，虽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却没有一个是共产
党干部，只有一两个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戴笠每到上海，对上海区没有办法打
入中共组织与拉出中共的重要人员常常发大脾气。有次他找区长、书记和几个组长
在四马路杏花楼吃饭，非常生气地说：“这样搞下去，我们工作要垮台。你们怎么
连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都打不进去？”当时上海区的历任书记、组长等虽有些是中共
叛徒，但在叛变后关系便中断，都没有办法再去发展。蒋介石和戴笠对这一主要工
作最不满意，总责怪上海区的各级特务没有尽全力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我在上海将近六年中，据我所知，当时每个特务莫不想尽一切办法来从事对中
共地下组织的打入拉出工作，但收到的效果很小，总没有像对其他一些民主党派进
步团体和反蒋集团那么容易。因此，上海区每年年终总结工作时，老是要受到南京
总处和戴笠一顿臭骂。每年年初虽拟好一些对付中共组织的办法，却从来没有一次
能够做到过。戴笠经常强调对中共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一再严格要求每个特务
不要忘记这是最大的心腹之患，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