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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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郑没有回来前，由我代理。我坚辞不了，实际上我是不会去的。他们不欢喜
我，我也没有时间去。”我力劝他不要那样，对毛的意见只当作不知道，希望他们
三个人能一心一德通力合作。他当时表示，以后军统局的问题多得很，戴生前得罪
的人太多，他乐得不去插手。
大约是在三月底或四月初，戴笠摔死的消息在报上公布不久，又发表了以郑介
民为军统局局长，唐、毛为副局长的简短消息。郑介民马上在报上公开否认。唐纵
也打电话向我查询这一消息是否为军统所发，并且很不高兴地说：“这没有什么好
处，为什么发这些消息？”以后我查明这是中央社记者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采访到
的，向他报告后，他虽没有和郑一样公开否认，对外却一直说他根本不过问军统局
的事。事实上他的确很少过问军统局的工作，虽然蒋介石正式命令他代理局长，他
还是一样，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经郑毛两人一再邀请才去一下。等到军统局改组为
国防部保密局的时候，他这个挂名的副局长兼代局长也取消了。
警案总署署长和国防部保要事务局局长
戴笠生前拟有统一掌握全国警察的计划，准备成立警察总监部，由他兼任总监。
当时，李士珍也正在倾注全力夺取这一职位，以实现他的“十年建警计划”。后来，
戴突然死去，军统中一般人都认为这个单位一定会被李士珍抢去。正在这时，蒋介
石找唐纵去研究这个问题。有一天，唐突然向毛人凤要戴所拟的有关建警计划的其
他材料。唐自己虽然没有透露蒋已属意于他，而毛人凤却向许多大特务谈出了蒋连
续找后研究的消息。
戴笠原来拟订的警察总监部的计划，规模很庞大，与中央各部组织差不多。我
曾经看过这个规划，记得大致上是这样：总监之下设副总监、正副秘书长各一，分
设四个署执掌行政、保安。刑事、外事等业务。署之下设几个处，分掌总务。教育、
交通。通讯等。又有几个室，主管秘书、人事、会计、督察等。唐纵在起草拟订这
个机构时，首先感到这个名称太刺目，组织也太庞大。他力主缩小一点，只求职权
范围能达到掌管全国警察为度，名称和组织应比中央一般的部要低一些。这时参加
帮他起草的特务们，如内政部警政司司长澧裕坤、副司长汪弼、原中美合作所主任
秘书潘其武等人，虽一再建议不必多作更改，他始终不予接受。潘其武几次与毛人
凤谈到这个问题时，希望毛去劝劝他，毛总是笑一笑，不表示任何意见。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任命唐纵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免去他内政部政务
次长的职务：当时，唐非常高兴，因他从来没有做过主管官，对这样一个署长已感
到心满意足了。而许多准备转到警察界去做官的大特务却很失望，背地里说：“唐
先生得手了，我们却没有着落。”
唐一向以谨慎稳健著称，在酝酿起草成立警察总署期间，他一直不先作人事上
的安排。他在军统中关系最深的一些人，如他的都县小同乡刘国宪、罗杏芳，都是
他从小学同学一直到黄埔六期同队，抗战期间由他介绍分别在重庆稽查处任副督察
长、邮检所长、军统特务团副团长，还有他的堂弟唐振文、堂兄唐振寰，几乎经常
去找他，希望早点知道给他们什么职位，但他始终不肯表示。这些人和我的关系都
很深，见了我也常常埋怨。我曾顺便问过唐，能不能先安排一下将来给他们什么工
作。他照例笑一笑说：“我自己都没有把握，怎么能答应别人。”直到他拿到了任
命状，他才找毛人凤、郑介民商量人事安排问题，忙了一个多月才大体上作出决定。
八月中旬，警察总署宣告成立，同时人事也初步决定，大致如下：
署长唐纵，副署长澧裕坤；（一九四七年又加了一个副署长，原重庆市警察局
长唐毅。）
第一处处长汪粥，主管行政；
第二处处长李搴，主管教育；
第三处处长李国俊，主管保安；
第四处处长潘其武，主管刑事；
第五处处长黄天迈，主管外事；
第六处处长李叶，主管总务；
主任秘书马策，督导室主任胡国振。
以后这些处长常有变动，这里不…一列举。当时这个署的人事安排，包括唐、
郑、毛各派的人。其中的李国俊、李叶、胡国振、马策等，是唐自己找去的。黄天
迈是郑介民推荐的郑派中的骨干分子。潘其武是毛人风的左右手。还有大批科长、
股长、督导员，也是原来毛派中的骨干。此外，还有李士珍介绍的人。第一处处长
汪弼是副署长澧裕坤多年的得力副手。警察总署刚成立时，是一个七拼八凑的大杂
烩，但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已逐渐形成为清一色的唐派天下了。
在起草警察总署的规划时，唐已露出了他的野心，那便是过去连戴笠都没有考
虑到的一个问题：控制各省保安团队，使“保”、“警”一元化。
一次，我与唐纵去昆明公干，当时云南省警务处长李毓桢向唐报告，说云南警
务处在执行任务中最伤脑筋的问题，是保安团队与警务处的职权没有明确划分，因
此不能很好地配合，彼此之间经常闹摩擦。特别是在有人民武装游击部队出没的地
区中，警察局的保警队和地方的保安团队在“清剿”中不但不能统一行动，往往各
自为政，坐失良机。唐听了之后只是简单的说：“这个问题很快就可得到解决，将
来可以把事权统一起来就好办了。”
我当时很想到省里去当警务处长，听了李毓桢这番话以后，也认为是一个大问
题，因此对唐究竟怎样解决这个矛盾相当关心。我还问过唐，警察总署第三处主管
保安警察业务，是不是兼管保安团队？他笑我没有常识，说保安团队是军队组织，
警察机关怎么管得了。不过他又说：“将来一定要想办法能管得了才行。”
一九四七年初，国防部又设立了一个保安事务局，由唐纵兼任局长。这个局主
管全国保安团队的整编、训练和装备。下面只设两个处，由唐选定刚从陆大将官班
毕业的军统特务赵世瑞等去担任处长，全部人员只有四十多人。据赵世瑞告诉我，
这个局的编制虽然不大，却很有权，可以主管全国所有的保安团队。
蒋介石这一新的措施，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意外。我知道从唐的口中打听不出什
么东西来，但还是在照例去向他道贺的时候，问问他这个局的情况。他说：“今后
警察和保安团队的领导权统一起来了，不会再发生像云南过去发生的那种不协调现
象了。”他还是不愿多谈，不过我以后还是了解到他兼任保安事务局的一些情况。
有次警察总署第四处处长潘其武在和毛人凤谈话，我有事去找毛。他们正在谈
后兼保安局长的问题，我也就坐下来旁听。从他们谈话中我了解到，原来唐在蒋介
石身边工作时，早就了解到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就会进行反共内战。蒋对中共领导的
地方武装力量感到担心。唐便建议统一全国警察和保安部队，并举出云南警保之间
存在矛盾而使中共地方武装力量日益坐大为例证。因此蒋介石把主管保安部队的职
权一起交给了唐。一九四七年四月，各省扩大警务处的职权，改组成为警保处把警
察和保安部队的领导权集中统一起来。在蒋介石反共的罪恶行动中，唐纵也越来越
显得重要起来。
层出不穷的伤脑筋问题
抗战胜利后，唐虽官运亨通，但日子却很不好过，使他伤脑筋的事层出不穷。
这里我只就我所了解的事举出几件来。
唐刚刚发表为警察总署长，连总署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是一个光杆署长的时候，
就在昆明发生了举世震惊、全国人民一致愤慨万分的“李、闻血案”。蒋介石为了
应付各方面的责难，立即明令指派这个刚上任没有几天的署长亲自前往“彻查”。
据店的老婆后来告诉我，唐被蒋介石急电召赴庐山，当面命令他去昆明调查这个血
案，他回到南京连觉都不能睡，连呼“伤脑筋”不止。
唐回南京求援于毛人风，希望毛尽全力协助他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第一件任务，
希望带几个得力助手去昆明协同办案。毛因为刚从重庆“还都”南京，身边只有少
数干部，分不出人来帮他。警察总署的刑事警察处长潘其武又以尚未明令发表，并
且正在中美所办理结束工作，不愿随他同去。还是毛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去重庆
选几个人。因为当时有些人还没有走，有些走了又回到了重庆。他无可奈何，只好
先去重庆。那时我正由南京回重庆，处理军统还都人员和物资的交通运输问题。他
先从南京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我，除了叫我给他准备在重庆的住宿和汽车等外，并
于第二天去接他。他还叫我通知军委会原邮航检查处长李肖白、军统局行动处长郑
修元，不要离开重庆，准备随他去昆明。他到重庆后，我又向他推荐曾任军统特务
队长、内江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当时任中美所汽车总队长的许建业一同前去。
唐去昆明调查李闻案的情况，我已写过一篇“李闻血案侧记Z’，这里不再赘述，
只谈谈他当时的一点苦恼心情。
唐过去执行蒋介石交办事件，据他自己说，没有一次不是上午奉命下午就动身
的，可是这次他却迟迟不飞昆明，而在重庆呆了几天。有人说唐在南京时就已知道
李闻血案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葵彰所于的，据我所知并非如此，要是那样，他便不
必跑重庆找人了。实际上，他了解到霍葵彰有重大嫌疑，还是毛人风打电报告诉他，
他才决定叫我不要找人充当假凶手，并决定马上带我和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四
人动身去昆明。在没有得到毛人风的电报前，他每晚在寓所花园中徘徊到深夜，还
不断找我和李肖白等研究，他那时的苦闷心情是我过去很少看到的。
唐到了昆明，听到军统云南站长王巍向他详细报告，知道确系霍葵彰派人暗杀
李闻的情况后，本来可以放下重担，但他仍旧感到伤脑筋。因为霍葵彰是陈诚系统
的重要骨干分子，唐不但怕得罪霍，更怕得罪陈，因此对此案如何处理很感棘手。
霍葵彰认为蒋介石派唐纵去昆明查办此案，是蒋有意包庇他，所以不愿承认这
一罪责。因此唐在向蒋报告中，有些问题也不敢肯定。霍葵彰只承认自己约束部下
不严，以致发生这种由于一时激愤所造成的偶然事件。蒋介石看出后在处理这个问
题上有困难，便另派顾祝同前往。消息传到昆明，唐一方面很高兴，感到责任轻松
了，不必自己出面去得罪人；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的面子有些难堪，堂堂一个警察
总署长第一次出马亲自查办案件就遇到这样头痛的事。唐回到南京时，毛人风请他
吃饭，我和李肖白等人作陪，他还说：“昆明气候虽然很好，但这件事太伤脑筋，
一直没有睡好吃好，体重比去时减轻了。”
第二件使唐大伤脑筋的事是一九四七年发生在上海的“金都血案”。这件轰动
上海、南京的大案件，当时报上曾连篇累犊地作了详细报道，这里我只极简单的谈
一下。事情是发生在上海金都戏院门口，由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双方开枪射击，
宪兵人多火力强，当场打死警察六人，打死打伤过路的市民十余人。当时，火并行
动虽被制止，但双方均认为吃了亏而不服气。第二天起，全市警察一律罢勤，要求
严办肇事宪兵。宪兵也全体罢岗，要求严办警察。当时，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和淞
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用了最大力量压制两方不准再闹，而个别地区的警察与宪兵仍
时起冲突，动辄开枪互击。蒋介石据报后，曾打长途电话给宣铁吾，大骂一顿，叫
他把出事原因和责任立即查报。那几天，上海市民人心惶惶，多不敢随便外出，怕
遇上宪警互相射击时成为流弹下的冤死鬼。
金都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唐纵派了警察总署督导员李哲会同宪兵司令部一个
科长一同去上海实地调查。隔了几天，唐在国民政府的纪念周上遇到宪兵司令张镇
还开玩笑地说：“你们宪兵打死了我们的警察，是准备赔钱呢还是赔人？”唐平日
和张一向很要好，说话也很随便，哪知这次却不同于往常，张因刚受到蒋介石的责
骂，正在为上海肇事的宪兵抵赖，说是警察先开枪，宪兵有几个人被打伤。张见后
这样质问，怀疑唐向蒋介石告了他的状，立刻冒起火来，气冲冲地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