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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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惠等十多人。这批学生到武汉后，住在汉口旧日租界南小路一所日本小学内。第
二天上午，戴笠亲自前去点名讲话，勉励他们要在武汉保卫战中发挥出军统的特殊
作用。当日中午，戴和这批学生聚餐，并发给每人一笔置装费。第二天，那一百名
额布军服的特务学生都买好了便衣。我留武汉一星期，戴笠仍叫我回临澧去担任训
练学生的工作。他向我说明当时训练工作的重要性，主要是由于军统工作一天天开
展，对外（指对日本）对内（指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工作都越来越繁重，而最缺
乏的是干部。他强调指出，军统这门工作，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所以必须经过
训练和思想考核以后，才敢放手使用。我曾两次请求不再回去搞训练，经他这么一
说，只好仍回临澧。
一九三八年秋天，临训班又先后在第五、第六两个军事队中挑选了一百多名没
毕业的学生送去东南，到军统所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去工作。因为那里是和新四军接
近的地区，军统从抗战一开始便着重加强了那个地区的工作。
当时军统对日寇占领的地区也派有特务潜人，点缀了几下。如周希良、毕镐奎、
朱山猿等过去对上海情况熟悉，便派去上海工作，此后，有条件去工作的又选派了
两三批，每次只有四五个人。对山东沦陷区有人事关系的赵鲁丰等几个人，也在秋
天派回山东去工作。所以临训班的学生等到冬天毕业时，实际上只有七百多人了。
这些留下没有提前派工作的学生，总共也不过受了十个月左右的训练，大部分却派
到西南后方工作，其中以军统局和四川省最多，也有极少数的如方定亚、成再德等
人留下作为第二期的干部。
戴笠对这批毕业学生特别喜爱，派到军统局局本部去的几十名都经他亲自挑选，
并且很快都得到他的重用。如李甲孚、刘子英当了他机要室（又称为甲室。这是戴
笠仿照蒋介石的办法，等于他的侍从室）的助理秘书。派在人事室（以后改为人事
处，即第六处）工作的粟沧洲、李逢源、吴逢源、陈希普、窦滋树、崔毓斌、周懋
树、王泽澳等十来个人，不久便当上了股长、副股长等。由于戴笠对这班学生的宠
信，军统局各处、室、组、区等内勤单位中，无不有临训班的学生在内担任重要职
务；外勤的区、站、组，也都有这些学生插足其间。如当时的渝特区中便有吕世棍、
刘德文、杨政、陈月华、邓毅夫等七八人。又如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竟有这
个班的学生三十多人，不但处内各科股中都有，十多个县里的稽查所的所长和督察，
几乎全部由这些学生担任。其中如易啸夫、胥蜀鸣、吴德厚、关宝中、程传洛、鲁
东辞、鲁东藩、张明选、邓子培、杨兴贤、吴菊生、唐治亚、朱、毛洪明等十多人，
不仅都是很快独当一面的工作，而且官阶也很快提升到了上尉或少校。
当时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在军统工作多年、资历比这些学生老得多，却得不
到重用的特务的不满。他们便在背地里大发牢骚，说现在真成了“非澧（礼）勿视，
非澧（礼）勿用的世界了”。特别由于这些初出茅庐的人，态度骄横，对老特务没
有礼貌，更引起他们的反感。这班年轻人，在任何场合中都要表示出自己是戴笠的
学生，不论在口头上或写报告时，一般人总是称戴笠为“戴先生”，而这些学生却
都是一律称“主任”以表明与一般特务不同。由于这种情况，最初还只是一些一般
的小特务眼红不满，后来渐渐弄得一些科长、处长们也有点讨厌起他们来。
临澧特别训练班的这批学生，获得戴笠信任的原因，除了是第一批大规模训练
出来而又正在戴笠大走红运时毕业，正是需要干部时，因而得到破格重用外，同时
这些人都很会讨好戴笠，经常去反映老特务们的情况，所以使得一些私生活腐化惯
了的大特务们更加讨厌他们。而他们却自恃只要得到主任的信任，什么人都不在眼
中。这批新培养出来的年轻特务，以后渐渐地也相互标榜，相互包庇，内外勾结。
他们之间彼此称呼也不和一般人一样互称“同志”，而是互称“同学”，以示亲密。
他们见了过去临训班的一些教官队长，也不称现时的职名，而以“老师”呼之。我
在军统局局本部任总务处长时，学生们见到我总是亲热地招呼“沈老师”。以后甚
至弄得其他处长们都当面讽刺我，也和他们一样叫我“沈老师”。
由于这些情况，局里的许多大特务便想出对付他们的办法。军统人事制度很严
格，各单位主管官不能随便调用亲友到自己的单位工作。自己的亲友参加军统后，
要由人事处分派工作。戴笠对这一点控制很严，为的是防止大特务擅用私人，上下
一气来欺骗他。他在每个单位都安置他的学生来暗中监视这些主管单位的大特务。
以后虽然调进一些黔阳训练班毕业的学生掺进军统内勤各部门，但由于不少黔阳班
的学生是从临澧迁过去的，曾在临澧办过参加军统的手续，他们又以“临黔不分家”
的口号来拉拢他们。后来一些大特务便故意从兰州特训班调一批学生来重庆，用以
抵制他们，使他们彼此去闹摩擦，以减少他们对自己的注意力。这些年轻特务的小
报告对大特务虽没有什么大的了不起，但经常成了戴笠在每周举行的纪念周上当做
骂人的好材料，受骂的人总是感到不舒服的。
本来戴笠设立兰州特训班的目的，是为了西北地区使用干部方便，免得调去调
来多花旅费和时间。而重庆需要的干部，除了原来临渣、黔阳两班的学生已有不少
外，以后黔阳班迁往贵州息烽，主要是训练西南方面所需要的干部，特别是重庆已
有各种各样的十来个特务班，根本不需要再从遥远的兰州去调学生。但是一些大特
务，连毛人风都包括在内，都有点讨厌临训班学生，所以便不惜远道把兰州班学生
调来。果然兰训班学生掺入军统各部门后，也相互勾结，慢慢地形成了一股和临训
班学生相对抗的力量。以后息烽特训班一连办了三期，毕业的学生也插进来和临黔
两班学生争宠，在军统内部无形中形成了三个班毕业学生的势力圈子。当他们彼此
间暗中去闹勾心斗角的鬼把戏时，对一些大特务的注意也就越来越放松了。
在三个特训班形成的势力圈子中，由于临训班学生（包括一大部分黔阳班学生）
资格比较老，先毕业一两年，基础已经打定，所以在各方面始终占优势。他们内外
勾结的办法，当时并不完全避讳我，所以我也能知道一些。他们利用军统局内部的
同学帮助外勤各单位的同学去找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外面的则对干内勤的经常给以
物质上的帮助，有什么重大事情也是互通声气，经常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公开利用
聚餐会等方式进行联络。每个临训班的学生由外省到重庆，总会有几个或几十个人
来一次聚餐，戴笠知道了也从不禁止。
不过当这些学生们对过去这个班的老师们表示得太亲热时，戴便很不痛快了。
例如原临训班副主任余乐醒每次到重庆，总有上百名学生为他举行公宴，并且照例
请他讲一次话。尽管余乐醒每次总是勉励学生们好好工作，尽忠于军统和戴笠，但
是戴笠总是非常讨厌他，以后甚至借故将他扣押起来，不审不问关了一年多。不过
余乐醒总算有了这些学生，最后没有成为军统刀下之鬼。原来在上海解放前，毛人
凤得到密报余已投靠了共产党，便几次催促余乐醒去台湾，余迟迟不肯走。毛便命
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逮捕他。结果是命令刚到，给在稽查处的学生知道了这一消息，
马上打电话通知他，因而余得以从容逃走。
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临训班学生便大肆活动，很想趁此机会大搞一下。而突
如其来的是他们所依靠的这位主任（戴笠）竟在一九四六年三月间坐飞机摔死，他
们如丧考妣地大哭起来，感到前途茫茫。一些大特务更趁机大用其私人，对这批军
统中的“天之骄子”处处进行打击。在军统缩编中，不少人被编了下来，很久不派
工作。这时他们感到极大的恐慌。为了争出路，便由留在重庆的张明选、吴菊生、
李葆初、刘德文、邓子培、左志良等二十多人发起，成立一个“滨湖同学会”来加
强团结。在南京工作的刘本钦、邓毅夫、牛树坤等马上表示赞成。本来他们一向有
联络，一下子便得到两三百人的同意，这个同学会便于一九四六年秋天在重庆成立。
我当时为处理军统的财产经常前往重庆，他们把这一建议向我提出，我便利用
处理军统财产的关系，用廉价套买的办法从经费上给他们以全部帮助，使一些没有
派工作的人在生活上均能维持。他们便请我当他们的会长，除了希望我在经济上帮
助他们外，还希望通过我在军统内部去给他们找出路。我当时也有些野心，想多拉
拢一点实力，便把李葆初推荐给毛人风去保密局人事处当科长，把刘本钦推荐给唐
纵到警察总局人事室当科长，把刘子英推荐到交通警察总局主管人事。我当时手中
控制有军统不少财物和大城市一些房屋，这些特务头子都想通过我分得一些东西，
因此我的这一计划很顺利地得以实现。不久，临训班学生又慢慢抬起头来。
到一九四七年，军统三巨头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个人，在争权夺利的
一场激烈斗争之后，各得其所，便开始注意抓干部。这时，其他几个特训班的学生
也仿照临训班学生的办法，纷纷组成了同学会。毛人风便先行下手，正式命令所有
各个特训班同学会一律取消，不准再有所活动，而成立一个军统各特训班的“统一
同学会”，并且对临训班学生也照样重用，一下子便把上万的特务学生抓了过去，
并破格提升临训班学生担任省站站长，如以钱雾林任贵州站长，吕世琨任重庆站长，
董士立任西康站长，张明选任重庆警察局刑警处处长。这样一来，学生们又把毛人
风当成了靠山。我也不敢再去拉拢他们，只是保持私人间的往来。
特训班学生的罪恶活动
从我和临澧特别训练班学生十年以上的接触中，了解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罪恶
活动。这里简单的提出一部分，便可看出这个班训练出来的这批特务对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解放前，保密局对解放地区布置潜伏人员的第一、第二两科科长李葆初、任鸿
传，从一九四八年起便专搞这项工作，直到逃往台湾还继续担任这个任务。
在解放前，参加重庆大破坏大屠杀的特务中，这个班的学生计有：重庆警察局
刑警处处长张明选、副处长周万孪、督导长钟恕、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主持重庆
中美所渣滓洞大屠杀）的司法科长雷天元。我在云南主持省站工作时，在云南搞特
务工作的重要干部几乎全都是这个班的学生。例如云南站副站长皮绍晋，云南绥靖
公署保防处副处长肯某某，督察主任吴德厚，参谋主任宋俊辉，总务科长王静涵，
副科长张静甫，侦讯科长左志良，业务科长杜玉洲，副科长黄潭，航空检查组长李
瑞峰，邮电检查组长安耀礼，昆明组长戴季庸，新平组长胡笑波，保山组副组长秦
善继，第二十六军随军调查组组长张宜川，第八军随军组组长郑世勋，督察周云峰、
粟沧洲、吴菊生、王廷秀、仲体逸等共有二十多人。
这里只略提一下胥某某的罪行，便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抗战期间，胥某某在重庆稽查处先后担任过江津和涪陵的稽查所所长，他在这两地
所破坏的中共地下组织便有两三处。他的老婆某某，便是被他逮捕的地下党员，被
他奸污后强占为妻，迫使登报声明脱党。北平解放前，他任北宁铁路局警务处副处
长，经常率领交通警察部队与沿铁路的人民游击队作战。据他自己夸耀，被他打死
打伤与活捉的游击队员达三百余人。云南解放前，他和我一同主持昆明大逮捕等罪
恶活动。他还与当时在贵阳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何锦书，贵阳省会警察局督
察长的朱肇基，以及警察分局长张松涛、稽查处科长栗沧洲等十多个临训班毕业的
特务勾结一气，准备在云贵边境搞武装游击特务活动。以后粟沧洲等逃到昆明，他
又把他们拉进了保防处。
一向在东南活动，以及在上海解放前屠杀革命人士的著名刽子手毛森，他身边
最得力的助手黄炳炎、袁铭鼎等，都是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