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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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计划。戴一查原卷，还是这几个人，都是从六战区调到远征军总部去的。其中最
使戴注意的是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陈诚的亲戚，这一来他就有话好讲了。他一面
签报蒋介石，说这些人准备发动兵变，一方面向何应钦等暗示陈诚系统的干部要对
许多高级将领进行暗杀。
蒋介石初尚犹豫不决，但在戴笠的挑拨离间下，加上许多终日在蒋介石身边的
人也从中进言，这样才由蒋介石下了手令给陈诚，要他把这几个在远征军总司令部
的人交出来，送到重庆审讯。陈为了洗清自己，不得不叫他的特务头子张振国把这
几个人扣押解送到重庆交给军统。在此同时，军统也把在重庆的几个有关的人一起
扣押。
当这些人被送到中美所后，戴笠亲自连夜审讯。当天下午军统司法科科长毛惕
园（又叫毛第元），向我要汽车到中美所，我正有事要下乡，便和我同车前往。一
路上他向我谈了有关案情，我也很希望能把这个组织的阴谋弄清楚，把指使的陈诚
弄下台，好为军统显示一点力量。可是隔了几天毛惕园再向我要车时，我问他进行
得怎样，他摇了摇头说：戴亲自问过两次一直没有结果，现在交给他去办，还能有
什么办法。
这几个人被秘密地分开囚禁在中美所内的警卫大队部很久，毛人凤还叫总务处
给他们买过一两次日用的东西。审去审来，他们就是不肯承认是得到陈诚的指示，
而只承认是他们自己发起的。由于证据不足，也无法签报蒋介石，这案便一直拖到
戴笠死后还没解决。
当陈诚极力打击军统，毛人风感到这人连戴笠也没法对付得了而一心想改变态
度去巴结的时候，忽然想起这件事来，便立即签报蒋介石，替这几个人翻案，用来
讨好陈诚。当时表面上是说为了清理积案，要把他们交给军法局公开处理，实际上
等蒋介石一批准，便把他们释放了。这几个人关了三四年，最后成了毛人凤讨好陈
诚的本钱，果然不久以后陈诚的态度有了改变。毛人风也趁机去见过几次陈，向陈
表示愿意听从陈的指示。
当时不少特务对毛这种卑躬屈膝去求人，便在背后说他的闲话，而他却以能打
通这一难关而沾沾自喜，常向一些大特务表示他的才能。以后陈诚当东南军政长官
时，还主动提出把保密局一个最庞大的外勤单位技术总队的全部经费由他负担，还
特别对保密局人员迁逃台湾给了极大便利。一九四九年春天，我在上海时，毛人凤
还对我说过，要不是他设法把与陈诚的关系改变过来，保密局那么多的人和物资迁
去台湾真不知要遭到多少困难呢。
戴笠生前的一些人事关系，毛人凤也想方设法把它继承下来。他为了讨好何应
钦，除了把美帝送给戴笠的四辆新式小轿车恭恭敬敬地送何一辆外，还多方面找机
会去拉何的关系。我于一九四八年去云南当站长时，他一再叮嘱我要多与何的侄儿
（实际上是何的过房儿子）何绍周联系。何绍周当时是云南警备总司令，与云南主
席卢汉一直闹摩擦，他企图赶走卢汉由他兼省主席。我去昆明不久，便了解到这一
情况，即写信向毛报告。他回信给我叫我应当多方支持何的这一计划。何也满以为
有靠山，又得到军统的支持，他当主席的梦不久便可实现。
当时有几个成天陪何绍周去打猎的云南方面的要员，他们虽然是卢汉的老部下，
可是也同样支持何。我们在野外打猎后休息时，便无话不谈，公开讨论如何进行倒
卢的计划，甚至连人事上都预先作好安排，准备用什么人当首府秘书长，什么人当
民政厅长等。当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是军统老特务，毛也要我联合他一同暗中倒
卢。李因为自己是云南人，对何那种不顾一切滥肆搜刮有点不愿意，还劝我应多与
卢联系，不要参加到何卢两人的斗争中去。我据实告诉了毛以后，当云南警务处扩
大为云南警保处的时候，毛便向唐纵提出警保处长一职不能再给李毓桢，唐同意了
这一意见，而发表了反对卢的云南人邱开基为警保处长，将李降为副处长。何绍周
去南京见何应钦时，毛人风特地设宴招待何绍周，并表示过一定竭力支持他当省主
席。结果由于蒋介石不同意，使他白费了一番心思。
军统在贵阳办的一张报纸，有次提到何应钦是贵州第一个大财主，何知道了非
常气愤，立刻打电话找毛人风去询问这一情况。毛听了急得要命，马上下令把这张
报纸停刊，并将贵州省站站长兼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周养浩免职。当毛把处理情况
向何报告时，连何也感到处分太重，而有点过意不去。当时多少军统特务在背地里
骂他过分迁就这些权贵们的时候，他还公开提出要求特务们不准再有类似的事件发
生，以免增加他的麻烦。他不止一次对人说：“连委员长都看得惯的事，我们又何
必去这样得罪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特务们了解他这一作风后，都以此为戒，
再也不敢去触动这些权贵们一下，怕惹出岔子受到严厉的处罚。
毛人风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击败比他资格老、威望高，而且长期得到蒋信任的
郑介民，这与他讨好俞济时和蒋经国这两个人是分不开的。他对俞济时开口“侍卫
长”，闭口“侍卫长”地叫个不停，见俞时的态度和语气完全像部下对长官一样。
俞对毛有好感，肯替他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一方面是由于毛会巴结，又是浙江同
乡关系，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能投俞所好，不断向俞馈赠贵重礼物，俞也一
向把这个单位看成是他生财有道的地方。
郑介民假惺惺地冒充廉洁，自己一向不出面搞钱，却指使他老婆出面，可是钱
一到她手中，便再也不肯拿出来，所以郑介民得不到一滴油水。他自己也不敢把军
统财物拿去作私人应酬。毛人风虽然同样利用老婆出面搞钱，但这个女人比郑介民
的老婆厉害得多。她是受过训练的女特务，曾做过殷汝耕的工作。她和毛人风结婚
后，对毛在工作上有不少帮助，不像郑介民老婆常常给自己丈夫帮倒忙。她为了使
毛能往上爬，便把她贪污来的钱替毛活动，对俞济时送礼往往是由她去出面。她常
常功别入学她，说：“要想偷鸡，也总得撒一把米当本钱。”
毛人风对蒋经国也下过不少功夫。他知道对这位“太子”不能像对俞一样花点
钱可以打通这条路。他还是和戴笠一样叫军统中留俄的大特务王新衡等去联系。蒋
经国的野心很大，随时都在作继承父业的准备，毛便在这方面来投其所好。一九四
八年蒋经国奉父命去上海主持推行金圆券平抑物价彻底搜刮人民财产时，毛曾下命
保密局在上海的所有单位和每一特务都要倾全力来帮助执行这一任务。他自己还经
常赶到上海为其提供情况和策划，处处想法讨好。蒋经国为了要树立威信，准备扣
押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的时候，毛害怕弄得不好下台，曾进行劝阻。
但蒋经国认为此人不办，局面无法打开，坚持自己意见，毛只好同意他这一做法。
结果杜维屏被扣押后，问题弄得很僵，毛又从中为之多方奔走，最后弄成虎头蛇尾，
蒋经国还埋怨特务们没有尽到全力支持。
一九四九年九月间，蒋介石去昆明的那天，我和毛人风先去机场布置。蒋经国
先来了，我看到毛在休息室中对蒋经国那种低三下四的神气，真令人作呕。当蒋经
国问到我云南站的工作情况时，毛生怕我回答不得体，便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把
重要的情况好好报告一下。对经国先生就应当像对总裁一样。”我说完以后，蒋经
国提出一些问题，毛总是抢先回答，语气非常恭顺。当天他回来时还对我说：“我
们的工作做得再好，要是没有人替我们在总裁面前说话，还是等于白做。”
此外，他对原来和军统有很深关系的胡宗南、宋子文、汤恩伯、杨森等许多反
动头子的关系，也都是靠得很拢，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毛人风一直认为蒋家王朝中的许多军政要员，大多是肯帮助军统工作的。因此，
他对一些在解放战争中起义的将领也曾抱过幻想。当他住在我家时，有天晚上和我
闲谈，他很得意的说：“你看，这些投靠共产党的将领，对我们还是做到手下留情，
在事前把我们的负责同志安全送出来，这种交情，将来我们还能设法去利用它一下。”
他再三强调这不是一件小事，这里面有不少文章可做。他还告诉我，蒋介石听到这
些情况，最初表示惊异，但以后却感到欣慰，认为这是军统工作最成功的地方。
毛人凤离开昆明时，整个西南的大势谁都看得很清楚，我不能不为自身的安全
和工作经常问他。他临上飞机时，把我拉在一边悄悄地说：“你不用过分担心，再
有重大的变化也丢不了你的脑袋，看别处的例子你就知道后果会是怎样的了。”我
对日后的责任问题还不放心，曾经再三请他明确指示。他意味深长的悄悄地说：
“人总是有交情的。你在这里处得不坏，好好注意一下就行了。”我说：“万一遇
到……”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抢着回答我：“万一来不及走，也不能执行我交给
你的任务时（指必要时暗杀卢汉等），那你难道不能学一学王佐？”他笑了笑，又
抚着我的手臂说：“可以不必断臂，留下来还大有用处呢！”
对待叛徒的手段
毛人凤的阴险毒辣，有不少地方比戴笠还要胜过一筹。他常常强调情况比过去
不同，不得不采取更为毒辣的办法。他杀害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等的残暴罪行，我在
其他的资料中曾提到过一些，这里不再重述，现在只谈一下他对共产党叛徒的毒辣
手段。
我不止一次听到他告诉我：“从前国民党强盛的时期，一些留俄学生和被捕叛
变的共产党员，除了为求得生命的安全而叛变共产党外，同时还为了自己升官发财，
所以肯真心诚意卖气力。现在情况不同了，叛变的人只是为了求得不死，他们是没
有诚意跟我们干到底的。所以只有尽力运用他们可以运用的地方，迫使他们再不能
走回头路。”因此，在他任局长时期，对一些新的叛徒总是要尽一切办法去利用他
们。
他最毒辣的一手，是在全国快解放前保密局逃往台湾的时候，不少叛徒比一般
人都害怕，争先恐后急于要走，他却偏偏把这些人留下来，不准他们去台湾。南京
解放前，一些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的叛徒，全被他丢了下来，甚至连
组长瞿梦秋都没有带走。我对此很觉得奇怪，以后毛人风到昆明住在我家时，我曾
问过他这是什么道理？他很得意地告诉我，这是他最感满意而且得到蒋介石特别嘉
奖的地方。
他分析给我听，这些叛徒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去到台湾人地生疏，
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台湾地方小，也不需要用这么多人，去了只有增加负担，丢下
来的好处却大得很。他弯着指头，一件件数给我听：第一，过去国民党抓到这些人，
不但没有杀掉，而且给了他们官做，当然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不利的。共产党再抓到
他们，一定要算这笔账，很有可能被杀掉。这时我们可以大肆宣传，我们都不杀的
人，被共产党杀掉了。这是最好的材料，他们的亲友也会对此产生很大反感，认为
我们还要好得多。第二，丢下这些人，可以给共产党增添不少麻烦，同时也必然要
涉及到他们不少的亲友。这样一来，至少要花大量人力去搞清楚他们的情况，而我
们留下来的人员便可以减少一些危险。第三，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而又重新得到共
产党的信任给予工作，那便证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了隐瞒。那时我们再派人去找
他们联系，如果不肯干的话，便可以威胁他们，宁可同归于尽。第四，这些人在替
我们工作时，生活待遇都很不错，以后在共产党内不但要受到轻视，生活也过得不
好。在相形之下，他还会留恋我们。
他一边数一边说，认为把叛徒留下来好处是多得数不清。在他这一措施之下，
不少过去怕死而变节的叛徒，像抗战期间任过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长的XXX，四野
参谋处作战科长XX（四平街战役被俘叛变），解放前在重庆被捕后叛变的市委书记
XXX，以及一九四七年在北平、西安等处被捕的一批地下党员中少数叛变的人，都一
起被他抛弃下来。他很得意地告诉我，有些叛徒一听到叫他们留下，不让去台湾，
甚至跪下去哭了起来，他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