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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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算着如何来进行报复。这从他们咬牙切齿和神经病似的用拳头捶打沙发的扶手
便可看出。他们每个人都不甘死亡，还在幻想寻找机会来一次最后的挣扎，泄一泄
当天的怨气。
到了深夜两点钟左右，卢的副官把李弥、余程万叫出会客室坐上汽车走了。留
下的人又在猜是不是拉出去分别解决？不到半小时，副官又来带走我和李楚落两人。
走到过道时，我自付这一去就是执行枪决，于是从口袋里掏出金条，悄悄地对卫兵
说：“伙计！枪打准一点。”这是因为我想，一枪完事倒也罢了，如果半死不活，
却是很难受的。可是，卫兵根本不理我，我只得跟着他们走到大门口，副官要我们
坐进汽车。
我看车子一直向五华山省政府大楼驶去，才放了心。这时马路上三步一岗、五
步一哨，交叉路口都布好铁丝网和沙袋。到了五华山，我们被送到四楼的主席办公
室，看到先来的李、余两人正在和张群的随员、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处处长周君
亮在谈话，才知道卢先生这次下了最大的决心。当张群来了以后，卢连见都没有见
张一面，便把他软禁起来，张的随员则安置在主席办公室。我们七个人也陆续被送
到，给每个人都预备有行军床和被褥等物，看样子还得在这里暂时住下来。
我因一天劳累，使脱衣上床睡下去。李弥走过来用脚踹我，气呼呼地说：“你
还睡什么？”我笑着说：“杀头是明天的事，今天能睡就睡。”我一面说一面用手
指指窗外，意思是说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商谈什么呢？到四点多钟，昆明市长曾恕怀
和李希尧等一群熟人走进来，再三安慰我们，叫我们安心住下来，并说明这是不得
已的做法，希望我们支持卢先生这一行动。到了这时，大家也都无话可说，只好敷
衍一顿，便连衣倒在床上睡下去。
十日上午九时左右，杨文清委员把我们分别找出去到三楼的会议室，介绍与临
时成立起来的云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处长宋一痕先生见面。他们拿出一份一份事先
拟好的拥护卢汉起义的通电，叫我们分别在上面签字，同时要大家拿出“本钱”来。
他们代我拟好的通电，有一些语气与过去军统习惯的行文法有点出人。我考虑
了片刻，心想如果照他们代拟的这份文件公布出去，特务们一看就知道不是我写的
东西，不会按照文件上的要求去自首报到、交出武器和电台。老实说，我这时并没
有真正想投靠共产党而死心踏地随同卢先生起义，只是由于失去了自由，万一不能
把自己摆的烂摊子收拢来，到头来自己脱不了责任。为了个人利害打算，我便向杨、
宋两人说明这一情况，并表示愿意按照军统的习惯行文法，把一些不同的语句改一
下，同时还愿意亲自抄写一份公布出去，并在电台进行广播。他们很称赞我这一作
法，并劝我拿出全部“本钱”来。我就把徐远举（徐鹏飞）。周养浩（沈养斋）、
郭旭、成希超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二十多部电台和外省迁往云南的十多部电台、
武器和所有重要特务、潜伏电台等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杨文清看到我当时的表
现，很出他的意外，原来以为我是最顽固、最不好对付的人，结果我能自动拿出那
些“本钱”，使他很高兴。
在把一切手续办完之后，杨文清便问我，是要走，还是留下来和他们一道工作？
他还说，要走的话，还有飞机去香港。我当即表示愿意留下。因为我很清楚：我如
去台湾，他们会认为我既没有能设法保住云南阻止住卢汉的起义，又不能为他们
“成仁”，还服服贴贴地交出这些人和组织，去了非杀我不可。而我已按照解放军
在昆明散发的文件所规定的都做了，至少不会处我死刑。我的家眷都在香港，还没
有去台湾，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将来还可以接回来，所以我愿意留下。
当我回到四楼的时候，看到李弥正伏在窗口。我走过去时，他热泪横流地拉着
我的手说：“你看这样我们怎么对得起人，不如死了算了！”说完他准备从四楼窗
口跳下去，我一把抱住他，再三劝说一阵，他才气愤愤地说：“他妈的，要起义，
老子们自己不会起，要等别人拉着鼻子干！”
十…日早上，《云南日报》出版了，它是由《平民日报》改组的。当天报上第
一版便刊出卢先生率部起义的通电和李弥、余程万、李楚藩、沈醉等人拥护卢汉起
义的通电。广播电台不断播出我们几个人的讲话，号召部下放下武器，响应云南和
平解放。当天上午，我们看到昆明机场有一架巨型客机起飞，到中午吃午饭时，龙
泽汇、杨文清、曾恕怀等照例来陪我们进餐时，才知道张群和他的随员以及军统特
务头子、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代理主任委员裴存藩等，乘英国果泰航空公司飞机到香
港去了。卢先生把大特务裴存藩送走后，又叫杨文清问我走还是留，我仍说留。
十二日上午，李弥发起，我们七人应结为患难兄弟，因有这一段难得的同生死
的机会，大家都很赞成。一序年龄，余程万居长，李楚藩第二，李弥第三，沈延世
第四，石补天第五，童鹤莲第六，我最小居第七。这时，李、余两人虽已发表为云
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委员，但他们对没有行动自由仍感到不满意。七个人都不甘心
于旧时代的死亡，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把已解放
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大家把扯下来投入字纸篓的勋标和领
章等重新拾起来保存着，准备再用。当天吃完晚饭，龙泽汇告诉我们，通电发出后
还没有得到北京方面的复电，表示很焦急。我们在他走后都很高兴，希望北京不重
视这一行动，让他们去后悔，只要加上外面来的一点压力，说不定可以再倒一次戈。
十三日以后，二十六军已开始从东南角向昆明进攻，第八军驻在大板桥的一个
补充团也与保安团发生战斗。这天上午龙泽汇陪同李弥的妻子来见李弥。杨文清、
龙泽汇传达卢的意见，希望李弥通知部下不要进攻，听候改编。李便写了一信，要
他妻子送到大板桥去，并向他们说明情况。当天下午李妻转回时带了一封复信，表
示愿接受李的命令，但希望李本人能早日返回部队。李看了这封信之后，便把它交
给杨文清。可是等杨走开以后，李妻便把自己的旗袍掀起来给李弥看，原来里面写
有密信，内容与那封公开的回信完全是两回事。他们表示，不但不会停止进攻，还
准备集中全力向昆明进攻，抢救李弥。同时李妻还告诉李、余等人说，保安团把第
八军许多军官眷属也打死打伤不少，他们要报仇，决不肯就此罢休。这时大家都气
愤愤地又商量了一阵之后，决定设法找机会先离开五华山，再作第二步打算。
十四日，二十六军副军长彭佐熙已把分驻在附近的部队集结起来，向昆明东南
角猛扑，城内已听到枪炮声。卢汉同意了余程万的建议，让石补天师长出去传达余
程万命令，停止进攻。其实这是余程万与石补天事先商量好的阴谋，暗中却是叫部
队加紧进攻。当天下午石补天回来说，不放余程万出去，便无法阻止二十六军的攻
击。
这时一些潜留在城内尚未去自首的少数特务，也蠢蠢欲动，准备里应外合。他
们虽在报上看到我的通电，也不相信。军政委员会又把我亲笔写的东西制成锌板印
出来，张贴在许多地方。这些残余的特务们绝大部分在当晚和第二天便被捕获或已
报到自首，但少数的却还在幻想一旦昆明被攻破，准备再大干一下。这时国民党的
轻型轰炸机也三架两架地经常向昆明市区投弹威吓，形势是越来越紧张了。
十六、十七两天，余程万、石补天、李弥三人先后被释放。他们临走前和新结
义的兄弟…一话别，叫我们坚持下去，等他们打进昆明来救我们。这三人释出之后
立即翻脸，战事不但未停止，而是更疯狂地向昆明猛扑，枪炮声彻夜可闻，且越来
越近。二十六军的少数队伍已冲到拓东路附近的得胜桥，五华山的省府办公大楼也
遭到轰击。
十九日上午，卢决定把我和沈延世、李楚藩、童鹤莲四人移送到钱局街模范监
狱，因为五华山天天被轰炸，已不安全，加上两个军不停地向昆明猛攻，必要时还
可能暂时撤出昆明。我们四人到模范监狱以后，看到那里已关有几百名国民党的军
政官员和特务。当晚，附近城墙上的机关枪声已很清楚地听到了。这时大家心情非
常紧张，也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国民党军队马上攻进昆明，好救这些人出去，一方
面又怕在攻入昆明前遭到杀害。
二十一日后，枪炮声渐远，监狱里的陈科长告诉我：“最紧张时期，我几乎为
你们当孝子，现在已不成问题了。”当时守卫昆明的少数保安团队，无论在装备上、
人数上都比国民党军队相差很远，但是在昆明人民全力支持下终于把这群凶狠的敌
人打退了。在几乎弹尽粮绝的危急情况下，全城人民拿出了自己所有的东西来支持
自己的子弟兵坚守昆明，最后把敌人打退。
二十二日以后，昆明威胁解除，全市人民狂欢起来，到处锣鼓喧天高歌狂舞，
昆明人民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得到了最后的胜利。整个云南得到解放，这是云南人民
的力量，更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政策的胜利，也是卢汉先生对祖国和对云南人民
作出的一个贡献。
军统内幕
昆明“七一五”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经过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昆明国民党军警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开枪打死打伤学
生三十余人，逮捕学生三百余人，囚禁三个多月。我当时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
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是这一血案的主谋凶犯之一。想起往日这一滔天罪行，至今
犹懊悔交集！现将当日事件发生情况，就个人所知记述于下。
抗战胜利后，昆明学生爱国运动极为高涨，经常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对国民
党政府种种反动措施提出抗议。国民党当局对之深为厌恶，并经常进行残酷的血腥
镇压，但不仅不能制止，反而愈来愈烈。我刚调任云南站长不久，云南警备总司令
何绍周便告诉我当时云南许多情况。他认为最感棘手的是没有办法对付学生，因为
轻不得重不得，轻了学生不怕，重了又怕引起各方面的反感。他当时最不满意的是
云南的行政当局不能和他很好地配合一致，设法对付学生。他埋怨省政府教育厅不
尽职，埋怨省主席卢汉拉后腿，使他不能为所欲为，因此云南的学潮镇压不下去。
他很希望云南站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从内部去进行破坏活动，设法掌握学联组织，
侦察出学联组织中与中共有关系的人来。他认为每次学潮都是由于有中共地下工作
人员在指使，否则不可能那样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动员起来；如果纯粹是一些
学生闹闹事，他不会对付不了。因此，他认为云南站的主要活动是弄清这些关系，
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只要逮捕少数与中共有关的领导人，并进一步破获云南的中
共地下组织，便可彻底解决问题。
我当时也很同意他这种办法，便着手加强云南站的学运工作。在这期间，云南
站只有学运指导员杨文智和昆明组在云大政治系的职业特务学生张发顺两人从事这
方面的活动。杨文智一向只从几个学校的教职员方面去了解一般情况，我便指示他
一定要通过教职员的关系，在几个经常闹事的学校中直接去发展一批学生，并利用
学校中担任事务方面工作的职员和工人去注意学生的行动，并趋学生上课时暗中搜
查学生的寝室，以便多方面去找寻线索。张发顺在云大读书，只靠个人去活动，我
便指示他要多利用同乡和要好的同学等组织一些读书会等小组织，吸收可靠的同学
正式参加特务组织，由云南站给以津贴，不要像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稽查处的特务
那样，专门注意那些闹得最凶、喊得最起劲的“猛张飞”，而要特别注意那些平日
不大作声而专门指使“猛张飞”的“诸葛亮”。
在这同时，我规定昆明组的重点工作要摆在学运方面，除了组长罗若维应直接
利用亲友和旧同学等关系在各学校发展线索外，还指定一个女组员王金林专搞学运
活动。此外，对云南站所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昆明市警察局几个接近学校区的分局，
也给予了加强这方面工作的任务；特别对警察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周伯先，叫他利用
该大队组织的篮球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