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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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没有去。郭德洁还说，我们真没有料到，他们送我们那架飞机是准备要我们的老
命。我们要是坐了上去，你们准备好的战斗机追来射击，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
事呢！这两个人真是人面兽心！李宗仁也说，我这次回到北京，听人们叫蒋介石为
蒋贼、蒋匪，总不习惯，我还是称他蒋先生。从这件事看来，我这位拜把兄弟真是
和禽兽一样，我也愿意叫他蒋贼了。
军统内幕
交通警察总队是一支什么样的反动部队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提到国民党政府的“交通警察总队”，究竟这是一支
什么样的反动部队，有许多人还不完全明了。这里，就我所知，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交通警察总队”，是美蒋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
施以特种训练并全部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一支特务武装部队。它是美蒋特务合流
中的产物之一，也是蒋介石所宠爱的一支袖珍王牌军。
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到一九四六年为止，美帝特务头子中美所副主任梅乐斯
（MileS），除了在重庆替军统训练了大批美国式的特务分子，并且在抗战胜利后在
上海、北平两处训练汉奸特务，以加强军统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外，还先后在各
地办了十多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训练和装备了四万多名特务武装部队。这
支特务武装部队就是交警总队的前身。第一个训练班设在安徽翕县雄村，由戴笠兼
主任，郭履洲任副主任，专门训练和装备“忠义救国军”。这支特务部队，是抗日
战争开始时戴笠在上海利用帮会流氓组织成立起来的，训练时间每期为三个月左右，
主要内容是训练美帝武器的使用和爆破、侦察、游击等，训练满期便改发美式武器
装备。第二班设在湖南南岳，主任戴笠，副主任陶一珊，训练的部队是国民党军事
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第六纵队何际元所率领的部队，以及湖南土匪特务陈士虎的部
队。第三班原先设在河南临汝风穴寺，以后迁到西安附近牛东，主任戴笠，副主任
先后由文强、杨蔚两人充任，训练过廖宗泽、岳烛远、杨蔚等所率领的别动纵队。
此外还有绥远陕坝第四班（由高荣任副主任）、贵州息烽第五班（由邓匡元、何峨
芳任副主任），以及在江西修水、福建建瓯、浙江瑞安、福建漳州、安徽临泉等地
设立的训练班，总共有十多个。除临泉第十训练班由汤恩伯兼主任外，其余均由戴
笠兼主任。配发的武器有卡宾枪、汤姆生机枪、UD机枪、曲尺、左轮手枪和火箭炮。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特务部队均并人交通警察总局，改为二十个左右的交警
总队。先后担任总队长的郭履洲、张国梁、周文新、曹铁生、彭自强、杨遇春、鲍
步超、陈杰生、何际元、汤毅生、朱赓扬、田动云、李骧等，都是军统特务分子。
蒋介石很重视这个部队，除了利用它担任铁路、公路的警卫之外，并多次把它投入
反共反人民的重点战役中。一九四九年春，蒋介石“退休”后，还特别指定调几个
交警总队到宁波奉化去保护他。领导这些部队的交警总局局长先后有吉章简、周伟
龙、马志超，也都是军统特务。解放战争末期，所有各地铁路、公路本身原有的交
通警察也大部编人了交警总队，解放前还成立了几个交警旅。
这些部队的特点是火力强，机动性大，调动灵活。由于他们是经过美国特务训
练，全部美式武器装备，带部队的军官又大多是军统特务，因此他们比其他一些反
动部队更顽固，更凶狠残暴，对人民的危害更大。在解放战争期间，它不仅在各战
场上配合反动派正规部队担任攻守，同时还担任后方骚扰与破坏交通等活动，并且
还配合军统各地特务组织担任搜捕、屠杀革命人士的种种罪恶活动。解放前在重庆
中美所内的多次集体大屠杀，在上海、成都等地屠杀，以及在其他各地的种种破坏
活动，他们都曾参加过。这支特务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所有其他部队一样，
最后也被人民解放军所消灭，只剩下周文新等两三个总队仓惶逃往台湾。
军统内幕
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活动
军统局过去一直把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当成重点，戴笠也经常亲自主持这
方面的工作，并且异常重视。我过去并不主管这方面的工作，仅因为在军统工作多
年，尤以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长，经常参加军统局的局务会议
和各种机密胜的会议，对这方面的情况从旁听到一些，有时在处理有关这方面工作
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接触到一点点，因此所知非常有限。加上当时并不留心，又因
事隔多年，所以无法作较详尽的记述。现只能就记忆所及，将过去所了解的点滴情
况写出，以供参考。
初期的一些活动
抗日战争以前，特务处（军统前身）对边区的特务活动，是由特务处陕西省站
主管。西安事变以前，陕西省站站长马志超经常派遣特务去边区活动。该站设有陕
北组，负责搜集有关边区的情报。约在一九三六年间，马志超兼任陕西省会警察局
局长时，戴笠指示他专门培训一批特务，以便打入边区，建立特务组织。马奉令后，
即在西安警察局内成立了一个“特警训练班”，自兼班主任，由陕西、甘肃两省省
站挑选保送了五六十人，进行了半年多时间的特务训练。戴笠从南京派了娄剑如去
担任队长，以在陕西的军统特务舒翔、张业、许开、陈国强、李友三等为教官。训
练期满后，据说只有薛志祥等少数几个特务曾混往延安，作过短期逗留。戴笠原来
计划在延安建立“延安组”的阴谋未能实现，因派去的特务无法在延安立足。
“西安事变”期间，特务处在西安的省站被破获，其他各处的特务也纷纷逃走。
事变后，军统又恢复建立省站，重新布置，计划中虽仍准备物色适当人选打入边区，
去延安建组，但未能办到。抗战开始，军统局正式成立，才大规模进行这方面的活
动。
以张国焘为主的一些活动
抗战期间，军统希望中共叛徒张国焘能在反共方面作出成绩。最初戴笠认为只
要通过张国焘这一关系，从中共内部去进行“打进拉出”的活动，一定有相当把握，
把多年不能实现的阴谋都寄托在张的身上。
张由蒋介石派到军统后，戴笠马上为他成立了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由张担任主任，专门开展与研究有关对中共进行特务活动方面的工作。不过戴对张
一开始就不十分相信，军统原有专对中共的“中共科”仍旧由党政情报处领导，不
隶属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张到军统后，第一个建议是举办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专门培训
一批去边区活动和在蒋管区专搞防范中共活动的特务。戴很同意这一建议，于一九
四零年前后，在重庆磁器口童家桥洗布扩成立了这个训练班，由戴兼任主任，张兼
副主任，专门选调其他特务训练班毕业的特务和在军统中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特
务去进行专业训练。这个班先后举办过两期，每期都有二百人左右。张国焘经常向
学生讲课，除了讲些中共问题的分析等用以污蔑诽谤中共外，还讲如何进入边区，
以及进入边区后应如何从事活动等问题。
张曾经写过一本几万字的有关中共内部及边区情况的材料，除大肆攻击、污蔑
中共领导人等外，还谈到不少有关边区的问题。当时军统除抄送蒋介石、何应钦等
外，还印成小册作为军统大特务（内部处长级，外勤省站长、区长）的参阅文件，
指定不许传阅，阅后并须缴还。
戴笠对张的这个材料并不十分满意，主要是认为对军统如何派遣特务打入边区
的作用不大，因张只是对中共上层的情况提供较多。戴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才
能打入边区，便规定军统各检查所逮捕到的每个从边区出来的工作人员，或曾经到
过延安的人，都要写一份“怎样打入边区”的材料，指定要写清楚自己去的经过、
注意事项和有关打入的办法。当时军统设在西安至善里十三号的特种拘留所，经常
不断把这方面的材料送到军统局。我除了听到该所所长丁敏之谈过这方面情形外，
还听到军统局主管文件总收发的总务处交通科科长黄羽中和收发股长谢涵等人提到
过这方面的情况。不过我当时并没有看到过这些人写的东西，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戴笠在主持军统局业务会报上经常说：“对付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是叫共产
党（指叛徒）去对付共产党。”所以军统中用了不少叛徒从事反共的罪恶活动。有
次从西安拘留所调了一叫个赖国民的到军统局当法官。这人过去是边区政府的干部，
因吃不了苦，逃出后被军统逮捕，叛变后即在西安拘留所内专门从事搜集有关打入
边区的材料。这人以后调到军统局司法科，又专门审讯被捕的共产党和嫌疑分子。
军统搜集和整理“怎样打入边区去”的材料不少，在张国焘主办的训练班内便成了
一门重要课程。 这个训练班的学生虽经戴笠亲自挑选，又由张国焘亲自主持训练半年，但训练
期满后，经过张等考核，认为适合派往边区打进延安去的还是不多，具体数目我不
清楚。听说经过挑选，只有极少数的人派往张所领导的几个“策反站”去工作，其
余大多数派在蒋管区内的一些重要兵工厂担任“防共”工作。
当时设在接近边区的“策反站”，我只记得有汉中、洛川、耀县三个，其余的
记不清楚。以后究竟有哪些人打入过延安，我也不了解。我在军统局时，经手办理
过两三次招待张所谓“策反”过来的叛徒。戴笠叫我在他公开会客和普通应酬的
“漱庐”招待所（在重庆枣子岚垭军统局本部大门附近），接待和请宴这些人。这
些人的姓名我只记得有个叫朱春荣的，其余记不起来，时间都是在晚餐前后，每次
只有两三个人，由张亲自陪同前去，照例是由郑介民、唐纵、毛人风等作陪。
由于张办这个训练班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使戴笠很感失望，所以只办了两期便
停止了。
军统对边区的活动片段
戴笠虽然希望张国焘在反共活动中做出点成绩，但并不十分相信他。军统自己
还是另外搞了许多阴谋活动，我所知虽不详，但这些点滴情况也许还有参考价值。
军统基本特务中，去过延安的我只知道有沈之岳和以后投入军统的秦XX、赖国
民等几个人。据说沈之岳去过延安两三次，他曾在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
室工作过。他当时在军统中很受戴笠和郑介民、毛人凤等的重视。他和我常拉“同
宗”关系，私人间虽有点感情，但他对他去延安的情况却谈得很少。一九四三年前
后，军统成立东南特别侦察站，专门对付新四军等抗日武装部队时，沈被派去任该
站书记，以后便少往来。他和我过去也只简单谈过一点有关延安的生活等，我也只
是带着好奇的心情听听，没有涉及到什么具体工作。至于秦XX、赖国民等人，我虽
经常和他们接触，由于私人间无深交，就没有问过他们。
军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主要是依靠设在榆林的陕北站（站长为黄逸公）。戴
笠企图通过陕北站去建立“延安组”，但一直没有成功。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事，陕
北站派往延安进行特务活动的一批特务，被边区政府发觉逮捕，不久便释放回来，
并正式通知该站。后来戴笠在每天中午工作会报中，曾经提出过这件事，骂黄逸公
没有能力，做得太丢人，具体经过，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
另一个是设在汉中的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是我过去在上海工作的老同事。
这人一向做对中共的工作，抗战前曾打入过设在上海的江苏省一个地委组织，后来
将这个组织破坏了。戴笠很相信他，抗战时便派他去汉中主持西北特侦站工作。他
除了多次派特务打入延安“建组”没有成功外，还办过小型训练班。当时从公路去
延安的爱国进步青年被军统的检查所（哨）扣捕后，曾交一些给他训练。通过一段
时期毒化教育后，才又派这些人混进延安。听说大部分的人都向边区政府自首，只
有极个别的替他搜集过一点情报。
当时有的去到延安的人，因吃不了苦又出来，其中有的人被检查所扣押起来送
到西北特侦站。这主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