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1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技术较好，而且决不会泄漏出去，这是最稳妥可靠的了。隔了不久，我正在研究怎
样在撞车中自己头部。胸部及手和膝盖等处不会受到重伤，只等戴笠决定后就去执
行时，有次他来上海，我去催问何时执行？他苦笑了一下，说蒋介石虽认为这个办
法很好，可是顾虑万一撞死或伤势过重，宋美龄和宋子文会要吵闹。所以叫我还是
要作好准备，在没有他的命令之前决不准轻易去做。到抗日战争发生，这一阴谋计
划也就没有执行了。
其间，特务们还曾阴谋去破坏宋先生乘坐的汽车，戴笠知道了，也指示不准这
么做，而对写匿名信或打电话捣乱却不禁止。
一九三三年后，特务们曾对薛笃弼先生长期进行过监视侦察，原因是他辞去国
民党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的委员不干，到上海去当律师，这使得蒋介石大为忿恨。
加上他在日寇进犯榆关时，提出过举国一致团结抗日的主张，又与蒋介石的意志相
违背，更使蒋介石气愤。他去上海时受到上海实业界一些著名人士的欢迎，引起反
动派的注意，认为他辞官不干一定别有企图，将对反动派不利。特务们原来准备下
他的毒手，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只是叫监视侦察。当时他的事务所设在爱多亚路一
座大厦的楼上，家住在金神父路金谷村，都在法租界，所以我这个小组便得经常报
告监视和侦察他的情况。特务们有时装作有事去找他，进步人士被逮捕时，更装成
这类人士的亲友请他义务帮助。每当薛先生慷慨答应或表示同情时，都是特务们最
好的情报材料，成为他不满政府的有力证据。
又如方鼎英先生在上海搞“抗日同盟会”时，也为蒋介石所不满，除派人监视
外，还派特务苏业光以同乡关系去侦察方先生的言行。还有黄炎培先生和他主持的
中华职业教育社，因地点在法租界华龙路环龙路口，特务们便利用对面的法国公园
来进行监视。邹韬奋先生办的生活书店，自然也是监视侦察的对象。至于临时交下
来要监视的人更是多得不计其数，这里就不多举了。
当时监视工作是各组最大的负担，特务们几乎每个人都要监视几个对象。那时
每个组只有十多个基本特务，虽然每个特务可运用、利用的亲友都有不少，但同时
要监视这么多的人，还是不够用，所以对一般不太重要的监视对象，便不经常去监
视，而是隔些日子才去看看走了没有。蒋介石和戴笠虽很重视这一工作，并且常常
威吓人说“把他监视起来！”实际上这种监视收到的效果很少，作用也不大，只是
造成一种恐怖和使人感到厌恶而已。
当时特务们对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监视，很不得力，经常遭到戴笠的责备。因
为共产党员警惕性很高，不像上面所讲的那些人满不在乎。我这个小组曾多次集中
力量到徐家汇孝友里和打浦桥去监视过几位共产党嫌疑人士，成果毫无，甚至连被
监视的对象何时搬走了都没弄清楚。戴笠曾亲自命令上海区逮捕中共上海地下领导
人陈X（以后听说为陈康将军），当时只知道是黄埔一期毕业，也找来了一张旧照片。
吴乃宪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亲自出马活动，结果连影子都没有见到过。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去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新亚旅馆。上海区集中大
量特务去搞监视跟踪，戴笠还亲自布置指挥，虽然周每天都外出，结果始终没有发
现他与中共上海地下工作的联络、凡是周恩来去过的戏院、商店、餐馆等处，以后
经过长久的调查研究，也毫无结果，气得戴笠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饭桶”、
“不中用的东西”，也无济于事。
抗战前，由于军统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把全部力量放在对付共产党和民主党派
与反蒋分子方面，因而对日本这个主要的真正敌人却一直未予注意。等到“七七事
变”以后，才手忙脚乱地来布置对日的工作，匆忙建立虹口、闸北潜伏组、吴淞组、
江湾组。这时由周伟龙继王新衡任区长，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进行布置，曾召集上
海基本特务和骨干分子十多人，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他的寓所开会。他首先提出要
马上在虹口日寇统治区内建立一个潜伏组，配备一部电台和十个左右的组员。周伟
龙当场提出了两个人去当组长，但这两人都表示身份早经暴露无法立足，不肯去。
当第三个提到我的时候，我认为我经常搞行动，不适宜搞潜伏。但是，还没等我开
口，戴笠马上同意，并勉励我说：“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我
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我开始着手找人，连一个到上海看我的哥哥和几个老朋友一起拉进去，
才凑成八个人。配的电台报务员裘声呼，倒很勇敢。当时周伟龙的化名叫任重，’
上海区的化名叫任致远，我的化名改为杜康。出发前我去请示戴笠，是不是还要同
时注意共产党，因为我在前几天都看到侦察大队用搜捕汉奸的名义在十六铺和浦东
逮捕了十多个共产党嫌疑关起来。当时虽然公开承认国共合作，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共产党的迫害，不过比过去秘密一点。这时戴笠答复我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发
现了还是应当做做这方面工作。虹口组建立不到一个月，便全部被日本人赶了出来。
我和裘声呼将一部小型电台装在一辆小孩手推车内，把他的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一
同推着跑了出来。周伟龙再度要我去恢复，却怎样也进不去。这时整个虹口没有一
个特务在那里立得住足，这便是几年间集中力量反共反人民的结果，等到大敌当前，
对真正的民族敌人便一点都没有准备。
军统内幕
抗战时期军统特务在重庆的罪行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便率领他那个政府逃到重庆。这个被称为战时的陪都，
不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也是军统特务机关的局本部所在地。在抗战期间，
军统特务集中在重庆的最多时达两万多人，而外围分子和外勤特务“跑二排”（即
外勤特务所运用的助手）的，为数也在两万以上。他们整天在干着反共反人民的罪
恶活动。
蒋介石设立军统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对付共产党与镇压人民和排除异己分子。
当他被迫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时，军统特务组织的作用便更为他所重视。因此，
在抗战期间，军统组织大肆发展，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越来越受到他的宠爱。当时的
军统除了忠实地执行蒋介石反共重于抗日的一贯政策外，同时也是蒋介石搞“曲线
救国”一一一勾结日伪、联合反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这里，我只把军统特务执行
蒋介石枪口对内的有关问题作一个概述，有关它与日伪联合反共的种种罪恶活动，
准备将来在写其他资料时再写。
戴笠于一九三八年正式接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后，最初内部只有四个处
两个室，内勤人数只一百多，外勤不到两千；逃到重庆后，内部扩充到十个处，另
有十多个与处相等的室。区、组，还有几个委员会，内勤达到一千多人，外勤增至
五万多人。仅仅在重庆一个地区内便先后举办过各种形形色色的三十多个特务训练
班。例如专门担任邮电检查工作的特种通讯人员训练班，和专搞军事情报的谍报参
谋训练班，每期平均四五百人，每班都办过六七期。而平均人数每次约二百左右的
短期训练班，竟办过十多期。其他一些班至少也都办过两期。这些数以万计的各种
特务学生，在戴笠亲自培育下，都很快成为军统的骨干分子，从这里分布到全国各
个地区。
戴笠企图把重庆布置得同天罗地网一样的严密，但他的那些徒子徒孙却远不能
实现他的理想，因此架床叠屋的机构不断增加。尽管如此，而在工作上还是漏洞百
出，时常感到顾此失彼，经常遭受蒋介石的责骂，人民对此更是怨恨冲天。
当时每一个从外地进入重庆的人，不论是从天空、水上、陆路去的，首先便会
碰到那些检查人员讨厌的脸孔来麻烦你一番。你从重庆寄出的信件或收到外地寄给
你的函电，也都得先经过特务们偷看一下。一个被认为要注意监听的电话号码，你
只要一接上，便会有人插人听筒在窃听你的谈话。住在旅馆中，更是一批又一批的
检查人员会打搅得使你睡不安宁，盘问到你讨厌极了。当你走到中心地区会仙桥一
家最大的中西餐馆皇后饭店，准会看到那个饭店的一个老板在贼眉贼眼地打量着你，
这便是军统大特务许忠五。他不但开了饭馆，还在打铜街口开了一家园园舞厅。在
那里服务员和舞女都得向他反映情况，为他搜集客人的材料。邹容路有名的四川餐
馆新味腴和民生路的味腴餐厅，老板当中便有一个是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沈夕峰。新
味腴隔壁另一家有名的川菜馆凯歌归，虽为黄埔一期毕业的李岳阳集股开设，是国
民党高级军官常去的地方，但已和军统打成一片，成为当时特务活动的一个地区。
其他餐馆的老板们与特务大都勾勾搭搭，互通声气。庆余堂老板郑鸿福在林森路开
设的鸿运楼，和在都邮街附近开设的麦利西餐馆，更是和特务们自己开的一样方便。
连当时重庆最大的一家胜利大厦的一些服务员当中，也有特务们的“二排”经常活
动。通远门外两间茅屋凑成的一家牛肉馆，因为许多文化界名人常去光顾，也成为
特务注意的地方。
如果一个稍有社会地位的人到了重庆，而为一群新闻记者包围的时候，其中总
会有不少伪装的记者混在其中向你问长问短，想从你身上找到一点材料。你有病想
去找找医生，一定有人说石灰市的南京名医张简斋是中医中首屈一指的。而他的周
围不仅整天有特务往来活动，到他吸鸦片烟的时候也有人陪他聊天，打听情况。比
张差一点的陈逊斋，看病的虽不如张那里拥挤，但他同样是稽查处的顾问和义务情
报员。以中医兼西医著名的张XX，也接受了稽查处的延聘，成为该处的医务顾问。
在当时的许多医生当中，要算住在忠烈祠街的南京眼科医生魏光财最为突出了。
他不仅充当特务们的义务情报员，还自掏腰包请特务代购了一支手枪，成天挂在腰
间。每遇特务们去搞搜查逮捕时，他总希望能亲自去参加。只要有人叫他去，他会
把诊所中的病人丢下不管，而说一声有急病出诊，便兴高采烈地跟着走的。特务们
认为他是外行，往往只派他担任一些把守前后门或看守人犯的工作，他也很乐于接
受。执行任务回来，他还掏腰包请特务们上馆子去吃上一顿。 军统为了搜集搭乘飞机的旅客照片，特地在市区珊瑚坝飞机场马路边开设一家
飞虹照相馆，这是由军统摄影师王文钊带着他的助手侯飞鹏主持的。以后扩大业务，
在重庆举办市民身份证时，便以“当日可取，价格低廉”等大肆号召，往往以不赚
钱来和其他照相馆抢生意。这种廉价照片拍了以后，在特务机关的档案中便会增多
一些资料。
抗战时期重庆盛极一时的拍卖行，军统也乘机去控制。军统直接领导的重庆经
济情报组副组长方圆，便在保安路川盐一里隔壁开设了一家安利拍卖行，作为他工
作的掩护和与同行联系的公开职业。其他公开特务机关如稽查处侦缉大队等也都插
手到各拍卖行。他们表面上以防范盗窃物品混人拍卖行，实际上是着重注意寄卖人
的姓名身份和住址，遇到必需调查的人，便可利用这个关系去接近。据我所知，民
生路的均益拍卖行，邹容路大陆拍卖行等几家规模大点的都与特务们有往来，否则
特务们会随便借一个机会弄得这些老板们倾家破产，还下不得台。
当时一些稳健点的人，无事连朋友都不敢去多看，因为每个机关都有军统调训
过的防谍人员在监督着机关的同事，如不小心，不但自己会遭到一场无妄之灾，而
且往往祸及亲友。因为这些被调训过的“外围分子”，没有一点工作表现便会遭到
停职处分，所以昧良心是常有的事，一年半载总得找一点事来维持自己的饭碗。当
你走进学校去找人时，一批批的职业特务学生会想方设法来了解你和亲友们的谈话
内容。
当时一个被特务所注意的嫌疑人物，无论走到哪里，总会有人对他另眼相看。
有些人发觉出门时老有人在暗中跟随，而想要摆脱这些魔影时，总以为能找到机会
抢先几步跨上一辆刚要开动的公共汽车，将尾随的特务甩在后边，便很安全了，谁
也没有料到那些整天在公共汽车上担任查票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