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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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多搞点钱。
有些担任秘密工作的特务都希望兼一个公职，不但可以两方面拿钱，还可以有
更多的额外收入。特别是像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和警察局的侦缉大队等单位，尤其
弄钱方便。我记得我刚派到侦察大队去当督察时，第一天去上班，我把一些书报放
进抽屉去，发现里面放了一个红纸套，上面写了三个字“请笑纳”。我拆开一看，
里面装的是两百元的现钞。我很奇怪，忙去问大队长翁光辉是怎么回事？他笑了一
下，说不知道。我便责问那个照料办公室的勤务兵，谁把这东西放在我抽屉里。他
满不在乎地回答我说：“有人送钱给你，不要就算了，还发什么脾气。”第二天，
我再打开抽屉，钱不见了。后来我把这事告诉戴笠。他问我为什么不要？我说：
“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将来我就得听别人的了。”他很高兴地称赞我。从那次以
后，便再没有人在我办公桌内放东西。我和林之江的办公桌是两对面，我常看到他
打开抽屉，面带笑容地把东西装进口袋。
罪恶活动种种
在这段时期里，军统在上海的罪行，最主要的是搞暗杀。除了杀害杨杏佛、史
量才两人我已专题写述过以外，而最多最惨的要算杀害当时在上海秘密逮捕到的中
共党员。这些被惨杀掉的先烈们，由于不像杨杏佛和史量才是社会上的知名之士，
都是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无名英雄，所以我对他们的姓名一直记不清楚。有些当时
即不知道姓名，只晓得是共产党，谁也不曾去查问究竟是真名假名，杀掉便算了。
至今想对这些英勇牺牲的先烈表扬一下他们最崇高的品质与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
连一个姓名都已弄不清楚了。
解放后，不少人谈到军统屠杀革命人士后用药水消灭尸体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
行，我就亲自见到一次这种灭绝人性的作法。至于在抗战期间如重庆中美所等处，
解放后有人指出某处是特务们杀人后化尸的药水池，据我了解，可能是一种误传。
因为以后军统特务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内屠杀革命人士后，一般都是杀后掩埋掉或
不杀即行活埋，而不愿再费很多时间和金钱用镪水等来毁灭尸体。万一有必要，如
杀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以后，便是用火焚化。因为在这些地区可以
为所欲为，根本不必多去费事。只有当时在上海租界内秘密逮捕到中共党员后，因
解送既不方便，杀了之后尸体又无法处理，这样才采用毁尸灭迹的办法，以避免租
界警务当局的注意，同时又可达到不会泄漏秘密的目的。
当时戴笠要对中共党员采取这种残酷手段，据以后我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所了解，
主要是共产党不像其他进步人士，杀一可以做百，至少可以威吓一下其他的人。如
杀杨杏佛以后，并没有吓倒人权保障同盟的负责领导人宋庆龄先生。杀史量才以后，
上海新闻界中虽有不少人看出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案，但都不敢像杨杏佛
被杀后，宋庆龄先生那样义正辞严来公开指责反动当局，却使一些人噤若寒蝉。这
种杀法，对反动统治当局是有很多好处的，但对共产党却不起作用，不管杀多少，
不但不会使其他党员吓倒，反而更加强了他们革命的决心。同时，军统经常到处杀
人，也引起社会上的很大反感，所以采用秘密杀害的办法，使其他中共党员不了解
情况，思想上容易放松警惕。个别党员被捕叛变后，在谈话中还打听某某是否被捕
叛变等。这样更可提供军统特务们一种有利于欺骗诱惑的手段，所以对被捕后不肯
变节的党员要采用这种野蛮残酷的办法，是有其原因的。
秘密杀害
我亲自看到过的一次用“化骨水”毁灭一个共产党员的尸体事件是在一九三三
或三四年的秋冬间。我当时兼上海区交通，又是情报组长，可以经常和特务们接近，
没有人会对我怀疑。有天下午我因送一件重要文件给行动组长赵理君，先到他的住
处没有找到他，便到他的组部去。这个地方当时是不准其他特务去的，我也只有必
要找组长或副组长时才偶尔去一下。
当我从后门溜进去以后，看到赵理君和几个组员忙碌异常，赵一见到我就问有
没有空？当我回答他除找他外没有别的事，他便留我在那里。过了一会我便知道是
要把昨天秘密绑架到的一个共产党杀害后第一次试用一种药水将尸体毁灭掉。我很
好奇，也想了解一下这种被称为“化骨水”的妙用便留下了。
这个被绑架来的人的姓名我没有问过，只知是共产党员。他被绑架后，非常坚
强，毫不动摇，而且大叫大骂。特务们怕惊动邻居们，便将他击晕过去。这人醒后，
仍丝毫没有改变，又被击昏，并将手脚捆绑，口里塞上手巾。赵理君决定执行南京
的指示如绑到的人毫无动摇转变即行秘密杀害，将尸体毁灭。这人便成为特务
们的试验品。
事后，据赵理君告诉我，这种药水不行，不但费事而且添了许多麻烦，因此他
不主张再用这种办法。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看到或听到特务们采用“化骨水”毁灭
尸体的事情。
不久，他们改用另一种方法，那便是抗战前上海租界内经常发生的“箱尸案”。
这一残酷方法不但用过多次，而且以后军统还收集资料编成教材，作为在特殊环境
下杀人后的“移尸嫁祸”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将被害人击昏后进行尸体支解，再装
在箱子里，这种箱子，有时用汽车装出抛到荒僻无人的地方，有时则提到马路上雇
上一辆人力车拉到火车站或什么旅馆。由人力车拉走这种箱子时，送的人先跟在后
面走上一段便溜走。等到拉到指定地点，拉车的见没有物主跟来，有的便悄悄拉回
家去，以为发了洋财，等到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具尸体，结果往往弄得吃官司脱不
了手。
特务们这些狠毒的做法，一直得到戴笠的夸奖，认为干净利落，处理得当。特
务们在屠杀革命人士时，有时也采用另一些方法。如将被害者击昏后或击毙后盛人
麻袋中投入黄浦江。也有时故布疑阵，将人杀后，本来是一次政治性暗杀，却故意
把被害者的生殖器割下纳人死者口中，使人认为是情杀或奸杀。特务们除了用种种
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共产党员外，还有更为卑劣连禽兽都不如的行为。他们对年轻
的女共产党员，往往先行轮奸再行屠杀。戴笠知道了不但不加制止，还认为这是对
行动员的一种“鼓励”。他们对个别胆小一点的行动员，便将被害者的心肝摘下来
炒熟叫他吃，说吃过人心可以壮胆。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用种种最野蛮最残暴的方法暗杀掉的共产党员，连赵理君
也记不得数目。这个凶狠的刽子手，一直受到戴笠的特殊赏识。抗战初期，他从上
海逃到重庆后即被戴笠任为军统局行动科科长，不久又提升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
员。由于杀人成性，他在河南与中统特务发生摩擦，竟将中统的一个行政督察专员、
中学校长等六人，秘密逮捕活埋了。以后经中统查出确实证据，陈立夫等向蒋介石
哭诉要求严办，戴笠还想进行庇护，由于蒋介石为了要使中统特务继续为他在反共
反人民方面卖力，才决定将赵枪决。这个为蒋介石杀人杀了十多年的刽子手，最后
还是被他主人杀掉。戴笠除痛哭几场外，以后每经成都总要到龙泉驿军统公墓去凭
吊一番。
绑票
战前军统在上海租界内比暗杀搞得更多的是绑票，当时美其名日“秘密逮捕”，
实际上是实行政治绑架。除了以共产党员为主要对象之外，对许多民主人士与反蒋
集团分子都是采用这种办法绑到南京或秘密予以杀害。当时担任这种罪恶工作的，
最初还是以赵理君率领的行动组来执行。一九三五年以后，我兼任警备司令部侦察
大队的公职后，大部分绑架工作便由我担任了。特务们开始是采用上海绑匪的一套
硬绑的方法，由几个特务以手枪威胁着将人强拉上汽车。这种办法时常遭到意外麻
烦，最难处理的便是被硬拉到汽车旁边后，被绑的人总是昂着头尽力挣扎不肯上车，
虽然一边一个特务挟持着并且用手枪抵着腰部，仍不易推进车门。戴笠常骂我们蠢
猪笨蛋，不会多想办法。我便和我当时率领的组员苏振通、朱又新、王开明、陈邦
国等十来个人经常研究，改进绑票的方法。我们有公开的职务身份，有在英法两租
界携带手枪的证件，整天可以将手枪带在身边进出租界，万一失手，便可改绑票成
公开逮捕。
当我们最初研究出一套强拉上车的办法后，戴笠非常称赞。其实这种办法很简
单，当把绑到的人（肉票）拉到汽车旁边时，先有一人在车内将车门打开，挟持的
特务，一人用手枪抵住“肉票”的腰背，一人以拳猛击他的小腹，这时被击的人自
然会将腰一弯，正好是一个上车姿势。紧接着另一特务用手压住他的上身不使再昂
头，车里的特务再一拉，这样就能够很快将“肉票”推人汽车。这往往是紧要关头
千钧一发的时刻，分秒都得争取，因此我们得空便加强练习。后来，我们这一套手
法锻炼得很熟练准确，即令被绑对象狂呼大叫，我们也只要几分钟就能将他绑上汽
车。附近的巡捕发觉后，往往连警笛都没有来得及吹响，我们便已一溜烟开车跑了。
戴笠看到我们肯钻研，鼓励我们进一步研究“软”的办法，要能在热闹大马路
上稠人广众之中去进行绑票，不应当局限于偏僻地区。在金钱和精神两方面不断鼓
励之下，特务们又渐渐找出了许多新的窍门。我们经常采用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又增
加了好几种。例如，我们事先侦察好要绑架的对象经常经过的路线，便将汽车开去
停在附近，当对象走到高汽车不远的地方，由一个特务。从背后用两手蒙住他的眼
睛，并以大拇指用力掐在两耳根下命门部位，使之无法挣脱，另一特务则紧握对象
两手，两个特务同时狂笑说“这一下你猜不到是谁了！”过路的人以为是在开玩笑，
被绑的人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已被连拉带推绑进汽车，纵然发觉想叫喊
也来不及了。
有时甚至不用汽车，临时雇人力车也能把人绑了回来。那是先准备一条一头装
有铁砂等物的橡皮管，由一个特务从对象背后猛击头部一下，便立刻飞逃。当这个
对象被击昏倒地后，另一特务便装作这人的亲友，一面扶住一面大叫抓凶手，一面
假充好人叫人力车（或在附近租汽车），伪装送往医院急救，等抱上汽车或人力车
后再在途中改变地点伪称先送回家，这样就很顺利地把人绑回来了。有次用这个方
法绑一个画家，正遇到他的学生，特务们便马上要他去通知他家里的人到广慈医院
去。这个学生当然愿意，于是便被轻易地支开了。
由于特务整天在打坏主意搞这类罪恶勾当，方法也越来越多。有次我带了两个
人去侦察桂系派在上海活动的特务头子陈六安，准备绑架他，正巧遇到他从家中走
出来，提着一个大皮包向一家出租汽车行走过去。我们立刻采用紧急办法进行绑架。
我们当时都穿着便服。我叫两个助手等在路上，我自己很快跑到车行叫车，车行以
为我是陈家的佣人；同时我又帮助司机将车打扫一下，陈又以为我是车行助手。陈
走过来雇车时，我忙将车门打开请他上车，自己坐到司机旁边。车刚开出，我叫司
机停一下，两个助手一边一个窜了上来，在三支手枪威逼下，便将他绑到了侦察大
队。司机一看是军事机关，在多给他几块钱后，他也吓得不敢说出去。当然在利用
别人汽车进行绑架时，也有失败的时候。如在英租界三马路扬子饭店绑刘芦隐先生，
因他的夫人发觉了大叫起来，刘先生也很机警地从后面一个筋斗栽到前面，占住司
机座位不让特务开走。这时巡捕赶来，我们便只好由绑票改成公开逮捕了。
到了一九三七年初，特务们绑架的方法也越搞越阴险毒辣了。我们训练了两个
女特务来协助进行。这一办法便可不受地区限制，什么热闹马路上都可进行。这是
利用旧社会那种乱搞男女关系的风气作为罪恶行动的掩护，特别对一些穿着很考究，
排场阔气，用其他方法不容易达到目的的人最有效。这种方法，除了不能在绑架对
象的住所使用外，其他的地方都能实行。女特务伪装成绑架对象的姘妇，一见面便
把对象扭住又哭又吵要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