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哲学思想史-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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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指导和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讲，秦始皇的成功也就是韩非法家思想的成功。　

　　　　　　　统一全国以后，秦始皇继续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法术势并用，来治理天　

　　下。他按照法家重势和术的思想，建立起一套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　

　　　　　　　他创立“皇帝”称号，以示自己权力的至高无上。他设置了一套专制主　

　　义中央集权官僚机构，从地方到中央一切权力集于皇帝一身。他按照韩非的　

　　御臣之术，将上至公卿下至郡守县令的任免、赏罚、生杀予夺之柄操于皇帝　

　　手中。即使是丞相、太尉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在皇帝面前也只是一个　

　　奴才而已。从而形成了全国只有一个政府、一个法律、一个经济组织、一个　

　　道德标准，车同轨，书同文的政治格局。他甚至要求全国只能有一个思想。　

　　这种极端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在　《韩非子》中早已绘就了蓝图。秦始皇按图　

　　施工，将其具体化，又在实践中吸收了其他学派的个别有用学说，如儒家的　

　　置天子、阴阳家的五德终始等，以弥补韩非之不足，发展了韩非的思想。　

　　　　　　　秦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也是来自韩非的主张，韩非的这一主张又是以“性　

　　恶”论为基础的。他认为无论君臣、父子、主仆之间的关系都是赤裸裸的自　

　　私自利的关系。君主之所以给臣民以高官厚禄，不是因为“仁”，而是要使　

　　臣民为他服务；臣民所以为君主卖力打仗，不是因为“忠”，而是为了得到　

　　高官厚禄。地主与雇工也是这样，地主给雇工好吃的，付给工钱，不是因为　

　　他“爱”雇工，而是为了让雇工多出力，给他耕得深，耘得好；雇工之所以　

　　快耕细耘，也不是因为“爱”主人，而只是为了得到更好的货币和吃的。父　

　　子之间也不是抽象的“慈”与“孝”，而是父养子、子供父，互相算计的关　

　　系，如果供养不好，父子之间也照样打起来。根据这样的理论，世间根本就　

　　不存在什么仁义忠孝之类的东西，权力只能集中在自己手里。对于臣民乃至　

　　子孙，只能统于赏罚使之为自己效力。　

　　　　　　　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就是上述理论的实践。郡县制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在　

　　一些诸侯国中实行了。秦统一后，能不能在全国大范围的实行郡县制呢？当　

　　时，曾有两派不同意见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丞相王绾等说：“诸侯初破，燕、　

　　　　　　　　　　　　　　　　　　　　　　　　　　　　　　　　　　　　　　　　　　　　　　　　　①　

　　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之，请立诸子”　。这些人主张分封弟子到边远地　

　　方，填补中央政权统治之不足。当然其基本依据是西周古制，其理论根源就　

　　是西周以来的宗法礼治思想，因为同姓弟子与君主都是一家人，可以放心，　

　　永保安宁。韩非的同窗李斯反对这个主张。他指出，周朝分封子弟同姓很多，　

　　但后来各自为自己的利益互相攻击，“诸侯更相诛伐”。现在“统一皆为郡　

　　县”，才是“安宁之术”，所以不能再置诸侯。在他们看来人都是为利所趋　

　　使，父子亲情也不可靠。秦始皇接受他的建议，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分天下　

　　为三十六郡，由中央委派官吏管理，郡守具令直接对皇帝负责，由皇帝直接　



③　贾谊：《过秦论》。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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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罚任免。中国的行政权空前统一。　

　　　　　然而，两派意见的分歧没有就此停止。到秦始皇34年（前213年），又　

由于郡县的问题引发一场是否“师古”的辩论。当时，周青臣在秦始皇面前　

颂扬全国实行郡县制后，“人人自安，元战争之患”。博士淳于越不以为然，　

说郡县制是古来所没有的，“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秦始皇让　

群臣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李斯再次坚持了法家一贯主张，反驳说：“五帝不　

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李斯主张不“师古”，　

时代变异了，统治措施也应随之变更，可以说韩非“不期修古，不法常可，　

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进化历史观的翻版。秦始皇赞同这样的观点。　

　　　　　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实行专制的主张，也是来自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　

如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是李斯直接提出来的，他说，以前诸侯割据，“天　

下散乱”，各家“私学”兴起，现在统一了，百姓应“力农工”，“士”应　

学法令。而“私学”却“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　

党羽成乎下”。所以，应该禁“私学”。他建议将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　

统统烧掉，有谈论　《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杀其全家。今后　

凡愿学习者“以吏为师”，学习法令。秦始皇批准了这些建议。后世史家多　

批评秦始皇之“焚书坑儒”，其实秦始皇、李斯的做法只是实践了韩非“明　

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主张，并在　

实践中有所发展。　

　　　　　秦始皇以严刑酷法对付人民，这一思想当然也是来自韩非等法家的学　

说。秦律条文繁多而严苛，人民动辄获罪。秦朝刑罚残酷，且有族诛、连坐　

之类，使得秦朝刑徒塞道。百姓不堪忍受秦法之苦，终于揭竿而起。贾谊在　

　《过秦论》中总结秦朝速亡的教训时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后　

来，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赞同这一结论。古人把施　

仁义，“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德服人称之为“王道”；仁义不施，以　

为服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是为“霸道”。秦始皇在统一前，在兼并　

战争的特殊环境里，行“霸道”，以力服人。使他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统　

一后，在治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过程中他再行“霸道”，以“齐之以刑”的　

暴力统治民众，却使他迅速丧失天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秦始皇成亦韩　

非，败亦韩非。其实我们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问题，不难发现，法家的治国　

之道特别是法术势相结合的统治术实际上是继续了奴隶主对待奴隶的办法，　

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强行推行这套办法，实际上是把战国以来已经解放或者　

正在解放的奴隶甚至全体人民推回到奴隶的境地，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他的　

统治思想，行政措施与社会发展状况不相应，所以就遭到人民反抗，所以就　

碰得头破血流。　

　　　　　秦朝统治者将法家思想主张付诸实践，有成功的地方，但基本上是失败　

的。它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促使人们认真反思，去探求新的统治思想。　



　　　　　（2）《吕氏春秋》对秦统治思想的影响　

　　　　　在秦朝的统治思想中，法家思想占主导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秦代也不是单采法家一家的主张，而是杂揉了阴阳、儒、道和宗教神学的思　

想。对于法家思想也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的。例如，荀子、韩非等法　

家主张无神论，而秦始皇则是有神论者，他四处大搞求“仙人不死之药”的　

迷信活动，大搞封禅，祭祀名山大川，希望借助神灵护佑统一帝国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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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他的玉玺文也是“受天之命，既寿永昌”。　

　　　　　　　　秦朝统治者对各家思想的选择根本上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因为单纯一　

　　家思想（无论哪一家）都不能满足一个庞大帝国多方面的利益和需求。正是　

　　在这一点上，素有“杂家”之称的《吕氏春秋》成了这个统一帝国的重要理　

　　论武库之一。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一部学术巨著。吕不韦　

　　早年在韩国经商，成为“家累千金”的“阳翟大贾”。当时，秦公子子楚流　

　　亡赵国，“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吕不韦同情他，并认为他“奇货可居”，　

　　便出金钱资助子楚，并帮助他承继王位，是为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　

　　丞相，封为文信侯”。庄襄王死。其子政即位，也就是以后的秦始皇。政“尊　

　　　　　　　　　　　　　　　　　　　　　　　　　　　　　　　　　　　②　

　　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为秦相15年，一方面在政治上积极推　

　　进统一事业，另一方面他组织人力著书立说，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作　

　　思想统一的准备。《吕氏春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编写成书的。它试图以　

　　超越前代思想家的高度，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公允”评判与总结，取其所　

　　长，避其之短，在有利于建立统一帝国的前提下将各家思想统一起来。他指　

　　出：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　

　　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豪士也。”①　

　　　　　　　　作者在此皆用一字概括多家的长处，赞诸子是天下豪士。正如　10人相　

　　马，有人相齿，有人相面，有人相目，有人相股，……大家的着眼点不同，　

　　　　　　　　　　　　　　　　　　　　　　　　　　　　　　　　　　　　　　　　　　　　　　　　　　　　　　　　　　　　　　　　　　　　　　　　②　

　　却都能由此断知马的体能，“凡此十人者，皆天下良工也”。集大家之所长，　

　　就会得出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吕氏春秋》所要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它不囿于一家之言，而总揽百家，体现了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的时代要求。　

　　　　　　　　虽然吕不韦因获罪秦王政，被赶出朝廷，徙之巴蜀，对他的主张弃之不　

　　用，而独崇法家，但是，《吕氏春秋》对秦统治者的思想影响还是不能完全　

　　消失。一来，统一活动特别是统一后的政治需要兼采诸子有用的主张，而《吕　

　　氏春秋》中则有经过了选择的现成材料。二来，吕不韦因有恩于庄襄王而倍　

　　受礼遇，秦王政亦曾尊之为相国、仲父，从小耳濡目染受吕不韦思想的影响　

　　是很自然和必然的。虽然秦始皇疾恨吕不韦，而不愿提及他和他的《吕览》。　

　　但是，在他和臣僚们探索统一帝国的统一思想时，除以法家思想为主导之外，　

　　却也不时地露出《吕览》的痕迹。事实上，秦统治者除独崇法家以外，兼采　

　　各家主张为己所用的侧重点与《吕氏春秋》大体上相同。　

　　　　　　　　　《吕氏春秋》吸收并改造了儒家维护“君权”思想，主张拥立“天子”，　

　　　　　　　　　　　　　　　　　　　　　　　　　　　　　　　　　　　　　　　　　　　　　　　　　　　　　　　　　　　①　

　　说“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　

　　　　　　　　　　②　　　　　　　　　　　　　　　　　　　　　　　　　　　　　　　　　　　　　　　　　　　　　　　　　　　　③　

　　天子”　。吕氏又强调“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执一”、“抟”的　

　　思想意思也就是主张中央集权，这是吕氏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在这一点　



①　见《全秦文》卷一。　

②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吕不韦列传》。　

①　《吕氏春秋·不二》。　

②　《吕氏春秋·用众》。　

①　《吕氏春秋·谨听》。　

②　《昌氏春秋·恃君览》。　

③　《吕氏春秋·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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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秦王朝统治与吕氏的主张基本相同。秦始皇认为自己功盖三皇五帝，是　

　　　“受天之命”的“天子”。这个概念在无神论的法家那里是没有的。《吕氏　

　　春秋》肯定儒家的三纲五常说，认为“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　

　　　　　　　　　　　　　　　　　　　　　　　　　　　　　　　　　　　　　　　　　　　　　　　　　④　

　　应明“同异之分，贵贱之别，长少之义”。专设《孝行览》宣扬孝道，认为　

　　　“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事之纪也。”秦统治者也看到了儒家思想在调　

　　整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方面的特殊作用。尽管法家将其斥之为“六虱”而激　

　　烈反对，但秦统治者还是吸收了他的孝弟之说。如《绎山刻石》就“廿有六　

　　　　　　　　　　　　　　　　　　　　　　　　　　　　　　　　　　⑤　

　　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　。可见秦始皇是极为推崇孝道的。《云梦秦简》　

　　中也有父亲告儿子“不孝”，政府按父亲的请求予以惩处的案例。另外，公　

　　子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