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落日 作者:彭勇-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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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分离的情况。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臣下的每一项重大决定，都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牵制，不能独断专行。然而，分权必然导致机构臃肿，官俸支出大大增加，潜伏着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而众多官员的相互推诿也使行政效率相应低下，甚至到了影响中央的决策执行，以及下情不能顺利上达的地步。在加强皇权的措施中，武将出身的赵匡胤把军事方面的分权、集权措施放在整个国策的最核心地位。在军事部署上，中央与地方驻兵各半，使“内外相制”，降低兵变成功的可能。同时实行“守内虚外”，在京城周围屯驻数十万甲兵，以防内患，而在与辽、西夏的边境则实行消极防御。对于军队的招募和常备军的维持，赵匡胤使出荒年募兵制和更戍法两招，他说：“荒年人民会叛乱，军队不会叛乱；万一丰年变乱，军队会叛乱，人民却不会叛乱。” 招募饥民入伍，用军队纪律加以束缚，使其不能铤而走险，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但结果是军队数量大幅度增长，战斗力却大幅度下降，且为新的财政危机埋下了隐患，社会矛盾在实质上并未得到缓和。中央禁军则实行三年一轮换派到外地的制度，使将无常兵，兵无常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防止兵将合一。皇帝更是直接干预军队的作战指挥权，将领临战才知自己所率何部，到了战场上不但要巴结奉承皇帝派来的监军（通常都是宦官），甚至连打仗都要按照战前皇帝下发的阵图排兵布阵。上述做法虽然使北宋发生第二次“黄袍加身”失去了可能，但也使对外战争胜利的天平倒向北宋一边也失去了可能。冗官、冗兵，必然导致冗费。为了加强皇权而增加的开支，从宋初开始就呈现出链式增长的趋势。到北宋中期，大约4000万的人口养了200多万军队，范仲淹的老朋友富弼就估算过：“一直以来全国的财政收入，十之八九都花在军队身上了。”不仅是军队，冗官也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支出。以科举制为例，北宋有两大变化，一是举子一旦考取，不需再经过吏部的考试选拔，直接可以委任官职；二是扩大录取名额，甚至规定按考生总额十比一的比率加以录取，并成为定制。
吃皇粮的官员队伍迅速壮大。宋朝皇帝的统治基础扩大了，腰包却也瘪了下去。如此巨大的支出，假使没有同样巨大的收入支持，财政就会紧张。而在以农业立国的古代社会，自作聪明的赵匡胤却制定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他白日梦般地幻想着富户占有大量土地其实是为国家守财，有人民起义或边患边境扰动，大地主们为了维护统治，会自发地向朝廷提供财物。事实证明，这种牺牲人民利益以巩固统治的片面做法与每一个统一王朝初年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通常作法背道而驰，换来的只能阶级矛盾激化。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土地兼并带来的繁重剥削压迫导致人民不断反抗，直接威胁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官府控制的土地剧减使得赋税收入随之剧减，庞大的官俸、军费及皇室奢侈的排场难以维持的情况。增加税额，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虽然可以暂时缓和矛盾，但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会使阶级关系更加恶化。旧有的统治手段迫切需要改变。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针对当时的社会危机，从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个方面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新政的核心是整顿吏治，因此举触犯了官僚、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反对者制造各种谣言，对范仲淹等改革派官员进行恶意中伤。新政实行仅一年，范仲淹等就被迫离开朝廷担任外官，新政的各项法令也相继取消。庆历新政的失败不仅没有使北宋的最高统治者对变法改革失去信心，反而由于庆历新政失败后各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使新的变法改革活动呼之欲出。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用为参知政事，再次高举起变法的大旗。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宁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是针对北宋统治危机所进行的较全面的改革，试图全面改革，挽救统治危机，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为了给自己的变法制造道德上的合理性，王安石编纂了《三经新义》，颁布天下。通过对儒家《诗》、《书》、《周礼》的重新注释，同当时流行的理学思想斗争，为变法创造理论依据。熙宁变法取得一定成就，北宋政府的财务危机暂时得以缓解，但最终结果仍然是失败了。新法的实行使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受到一定限制，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这些人撺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施加压力，迫使宋神宗两次把王安石罢相。但是与其说王安石变法断送于守旧派之手，毋宁说变法断送于王安石自己之手。诚然，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措施，都是相当高明的。正如黄仁宇的评论：“令人惊异的是，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但是王安石的失误之处恰恰在于他太追求手段，而忘记了他的根本目标。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解决财政困难只是巩固统治的必要条件。但由于宋神宗在守旧派压力下的决心动摇，王安石亟须拿出成绩来显示变法的正确性，稳定改革派的军心，因此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为了增加税收而增加税收。王安石变法中对人民有益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的落实程度，远远比不上免役法、市易法、青苗法、均输法等能马上来钱的政策落实得坚决。王安石还高兴地吹嘘自己的新法一出，国家迅速增加了多少的收入，而忽视了百姓真正得到了多少的利益。他的措施不仅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贷者，也使一般小商人因为国家的垄断导致的市场萧条而破产。变法十几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财政困难，但是阶级矛盾却更为尖锐了。用人不当也成为王安石变法被后人诟病的软肋。变法的顺利推行需要大量理解变法内容，又具有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才。但是人才的培养，需要一定的时间。急功近利的目标，使王安石不得不降低标准选拔人才，结果选拔出了一些利用变法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分子，甚至企图利用变法名义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从而给哲宗、徽宗两朝留下的另一个恶劣政治遗产——党争。宋神宗死后，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以司马光为相，新法被全盘废除，把新党驱逐出朝廷。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以章为首的新党，又开始了对守旧人士的残酷迫害。北宋的朝廷从此陷入党争的泥沼，不能自拔。从此，整个国家完全进入了失去理想主义、政治道德沦丧的时代，沐猴而冠的腐败分子高坐于庙堂之上，虎视眈眈的敌国陈兵于边境磨刀霍霍。北宋政权丧失了自我拯救的机会和能力。实亡宣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让北宋统治者错失了自我挽救自身的机会。哲宗朝起用的所谓新党，已经不再是像王安石那样真正具有理想主义的正直廉洁的改革家。曾经是王安石改革最重要的支持者吕惠卿、章、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最终都沦为声名狼藉的大奸臣。
其中厚颜无耻如邓绾者，还在人们的嘲笑中留下一句名言：“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你爱骂就骂吧，反正我官当得舒服就行。官场上的伦理道德沦丧一至于此矣！没有操守的官场是一个烂掉的官场，亡国的迹象已经出现，挽救危亡的机会已经错失，总有一个皇帝要成为亡国之君，把他的政治生涯甚至生命与整个国家一起埋葬。于北宋而言，这样一个角色是由中国古代帝王中最具有艺术家气质、绘画成就至今得到盛誉的宋徽宗赵佶。治明史的有一句话：“明实亡于万历。”同样，总结北宋历史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北宋实亡于宣和（1119—1126年，宋徽宗最后一个年号）。”宋徽宗赵佶生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据说宋神宗有一天在观看一幅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时，对这位亡国之君的风度大为赞赏，不久宋徽宗就降生了。据说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神宗曾经梦见李煜前来谒见。这使此时的人们普遍相信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并且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只为是李煜转世托生，所以赵佶断送了赵匡胤开创的北宋江山，就是为李煜报了亡国之仇。当然，刚刚诞生不久的赵佶，显然还不具备犯断送江山这样“卓越”的能力，因为按照北宋的皇位继承制度，作为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的赵佶，他离皇帝的宝座是相当的遥远！当赵佶知道自己不能够以政治成名的时候，他便依着自己的兴趣，把精力都用在他喜好的艺术事业上来。假如没有以后的风云际会，他极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甚至可能用“伟大”这个词来形容的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他都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800多年来，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除了极富个人特色的瘦金体，他的楷书和草书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楷书作品《芳依翠萼诗帖》被后世评论家称为“神品”，他的《草书千字文》被人拿来与盛唐时期的草圣张旭与怀素和尚相提并论。在绘画领域，赵佶更是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他的作品讲求意境，绘画技巧堪称登峰造极。据说，龙德宫建成后，赵佶召来各路名家作画。欣赏过其它作品后，赵佶无一句夸赞之辞，却偏偏对一位名气不大的年轻画家所画的斜枝月季大加赞赏，并特别赐给他当时只有六品官才能穿的绯色袍服。他人不明所以，赵佶指出：月季花四时朝暮的花叶均不相同，极其难画；而此人画的是春天正午时分的月季，一丝不差，所以重赏。众人无不叹服。从这个故事，我们可见赵佶对待艺术的基本态度和观点。正当赵佶认为自己将会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留名青史的时候，上苍却在1100年给了他一个转机——他年仅23岁的哥哥宋哲宗赵煦因为荒淫纵欲而在没有子嗣，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死掉了。皇位由谁来坐只能由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召集朝中重臣进行“朝议”来决定。由于缺乏确切史料，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赵佶本人或者其下属事先做了哪些工作，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朝议”时向太后似乎认准了赵佶的仁孝端正和福寿之相，坚决主张由赵佶继位。而当时的宰相章认为：赵佶太轻佻，不适合君临天下。但章的意见，遭到了与会的其他大臣的反对。于是，“行为轻佻”的赵佶，变成了后来的宋徽宗。不幸的是，事实证明，后来被称为大奸臣的章看得非常准确。通常情况下，像宋徽宗这样真正的艺术家（其艺术成就表明他绝不是一般的美术爱好者）一般都会拥有风流浪漫的气质，性格中往往具有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的因素。他们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为人处事容易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宋徽宗正是如此。当一个情绪化的艺术家长出了没有人可以约束的权力翅膀，这种错位导致的是一出悲剧。号称“极盛”的北宋王朝尽管百弊丛生，但毕竟还能苟延残喘，这种局面之所以急转直下，北宋迅疾覆灭，不能不说是跟宋徽宗在帝王和艺术家两个角色上的错位，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赵佶的艺术家身份，使一些投机分子找到了终南捷径，他们纷纷亮出各式各样的书画作品，用以求得加官晋爵，其中收获最大的是蔡京。蔡京的书法造诣很高，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北宋四大家。据说有一次，蔡京曾经在两个下级官吏的扇子上，为他们题了两句杜甫的诗。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两个家伙忽然阔绰起来。一问之下才知道，蔡京题过的扇子，被当时还未登上皇位的端王赵佶花两万钱买走了。由此可见，这位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1100年，在新旧党争中蔡京被贬黜到杭州居住，次年年底，蔡京还是待罪之身，而到第三年夏天，蔡京已经扶摇而上出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相当于大宋帝国的副宰相了。这段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变化，固然是朝廷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是蔡京的艺术才华也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蔡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