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8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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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而不致于造成资源的不应有的紧张。
① 关于晚唐及宋的代表性的观点，见《通典》，卷148 第1 页；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中有译文
及论述； 《资治通鉴》，卷216 第6888—6889 页；范祖禹：《唐鉴》（日本，1839 年），卷9 第14 页；
较近期的西方著作有福兰格的 《中华帝国史》（柏林，1961 年，卷3 第437—451 页）及浦立本的《安禄
山之乱的背景》（第70—72 页）。
② 唯一的例外是张说在722 年提出的削减军队的建议 （他所根据的军队总数显然是夸大的），载《资治通
鉴》，卷212 第6753 页；戴何都：《百官志、兵志译注》（莱登，1946 年），第774 页，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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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策的采用意味着再也不可能依靠从前以混合兵源的部队 （府兵、
职业军人和罪犯）充当小股守军的制度了。可以设想，在进入7世纪之际其
战斗力已受限制的府兵制决不可能维持大规模的长期边防戍军。一种新型的
军队必须建立起来，以提供当时需要的更庞大更长期性的部队。在8世纪的
最初几十年，边境常备军的规模明显扩大，最后至少达到五倍于前一世纪的
①
水平。在8世纪40年代军队人数将近50万，这一数字与广袤的作战区对比
肯定不算巨大，但它确实代表了到当时为止正规地部署在中国边境的军队的
最大数字。军队的成分必然发生了大变化。如此庞大的军队只能由长期服役
的军队组成。这意味着军队的充分职业化，这个过程远远早于政府在737年
宣布长期服役为定制之时。
边境行政管理制的基本变化也伴随着军事方面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前的
习惯做法是临时任命将领来指挥大战役和边境行动。正常的边境行政工作由
其权力被精心地限制的官署掌管。现在新常备军需要一种新的指挥机构，它
能使这些军队在特定的边境广泛地区相对独立地行动。每个边境区（藩或藩
镇）归一个接替行军大总管、都护和都督的节度使管辖，但他一般保留着这
②
些头衔。除了军事职务外，新的节度使还拥有地方行政、财政和供应等方面
的文职权力。这种把权力集中于一人的变化完全背离了以前的惯例。但是做
不到这些，边防军就不可能得到适当的战地指挥和后勤支援，而这些军队又
往往必须在远离中国内地之处作战。在这些情况下，中央政府显然必须极为
慎重地选拔官员去担任这些拥有大权的职务，并且要在他们中间定期轮换，
以防个人与某一藩镇的关系发展得过分牢固。
后来担任节度使的官员的类型起了变化，这使中央政府对这些问题甚至
更加敏感了。在一开始，在高级文武官员之间并无泾渭分明的界线，被任命
为节度使的人一般为文官，他们在边境藩镇任职期满后，能够指望返回朝廷。
他们完全拥护朝廷既成的权力结构，而且他们就是正规的等级官僚集团的成
员。但约从730年起这些拥戴朝廷的官员逐渐让位于另一种往往有广泛的边
境生活经验的职业军官。许多人是行伍出身，他们所取得的擢升在以前是不
可能得到的。许多人还是非汉人；鉴于唐朝一贯在边防军中使用大批部落民，
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人事上的这种变化有其实际的原因，即希望通过使
用职业的军事专才来取得最佳效果。①
但新制度的成就中孕育着一种抵消其力量的因素；权力日益落入边境将
领之手所包含的危险却被人忘记了。
以节度使统率的形式出现的军事力量的分布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后果。第
一，伴随着府兵制的衰落而出现的藩镇制在抵御外患方面的成就导致了一切
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在内地的消失。京师保持有一支军队，但其素质变得如
此之差，以致成了人们的笑柄。第二，中国的绝大部分兵力此时部署在沿漫
① 《旧唐书》，卷38 第1385—1389 页；《资治通鉴》，卷215 第6847—6851 页；戴何都：《
百官志、兵志译注》，第786 页，注2；参见鲁惟一著：《汉武帝之征战》中关于西北边防军的较低的估
计数字，此文载于F。A。基尔曼和费正清合编： 《中国的兵法》（坎布里奇，1974 年），第93 页。
② 浦立本： 《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68—69、149—152 页，注32；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
（东京，1942 年），第16—21 页。
① 但浦立本 （《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95 页）和其他许多研究这一问题的作者都采纳传统的观点，即宰
相李林甫造成了这一变化，以保护他自已在朝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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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容易渗透的北方边境延伸的五个藩镇。按其大小，这五个藩镇依次是：
范阳 （北河北）、陇右（南甘肃）、河西（甘肃—宁夏北部）、朔方（甘肃
—陕西东部）和河东 （北山西）（见地图10）。它们基本上是边境藩镇，但
范阳和河东主要由地方供养，比其他几个北方藩镇较少地需要中央政府的直
接支持，不过河东自给的程度比范阳稍差。另一个藩镇剑南 （四川）也是如
此，但在安禄山之乱前它拥有的兵力相对地说还不算庞大。①
正如边境的新形势造成边境行政制度的变化那样，国内的各种发展——
人口的增长、迁移和流亡的日趋频繁、税册之过时、行政手续的日益复杂、
非经常性的不法行为 （再加上官僚们怠于职守的长期存在的倾向）也促使内
地行政的变动。部分的解决办法是像边境那样设立一种较高级的行政单位，
以管辖一个包括许多州的地区。由于朝廷不愿把实权正规地交给任何这类大
行政单位，所以这种官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一开始它的职能就被设想为
应是监督性的，而不是具有执行性质的。最后在 733年，帝国被划分成 15
②
个道，各置采访处置使。这只是搭起了道的制度的架子，不过在以后安禄山
叛乱的年代，采访处置使才逐渐对其管辖的州县越来越主动地行使权力。
在8世纪前半期政府所作的制度改革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它们使帝国能
够取得最大的疆域和国力，使国内达到高度的稳定，并且能够保持一个可以
接受的中央集权。玄宗朝被人怀念为唐代最光辉的时期，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但是当时的政治家却没有看到中央对地方事务的强有力的控制 （而这种控制
正是整个地方行政结构及土地分配、税制、劳动力动员和征兵等工作的基础）
在逐渐放松；更不可恕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边境建
立的庞大的军事建制所包含的种种危险。
① 见本书第474 页注①的参考材料。
② 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载《通报》， 25 （1927 年），第279—286 页；日野开三郎：《中
国中世的军阀》，第1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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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边境
东北边境的强大边境藩镇的成长，与中国对外的和军事的总政策是完全
一致的。自7世纪末契丹和奚对河北大举入侵以来，它们持续的压力需要唐
朝在这里保持强大的兵力。大约到742年，范阳及其附属的平卢藩镇有兵力
13万，它们形成了坚强的防御堡垒，而且还有不容忽视的打击力量。但这并
没有导致任何大的领土扩张。虽然中国人终于在东北重建了远至辽河的控
①
制，但这远没有完成7世纪隋炀帝、唐太宗和唐高宗的目标。范阳的领导权
如同其他边境藩镇那样，日益落到职业军人手中。以前这些人在那里很少能
指望升迁到低级和中级官员以上，但现在他们之中能力最强的人发现能够升
任最高的官职。
②
在这一背景中，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安禄山的事迹。安禄山为粟特族和
突厥族的混血儿，从青年起就在中国军队中服役，他的擢升无疑归功于军功。
在他40来岁时，他已取得一个职业军官的最高和最有权势的地位：在 742
年成为平卢节度使；在744年又任邻近的范阳镇节度使。他身兼两职是有充
分理由的，因为两镇需要最紧密的协调。但容许他在这两个职位上留任达12
年以上则是很不正常的 （节度使的正常任期为三年），何况同时他又有兼职
（750年兼河北采访使，751年兼河东节度使），从而使他成为东北不容挑战
的长官。让一个人能集如此大权于一身，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朝廷在授权这
一基本任务方面显然已经变得草率从事了，所以安禄山才能取得为自己招兵
买马的良机——如果他愿意，他还能选择违抗朝廷这条道路。
安禄山之所以如此受宠，部分原因在于他自己的性格和过去的经历。虽
然绝大部分史料——主要在叛乱进行时期写成——把他描绘成肥胖的小丑，
但他仍是一个在漫长的镇守期间保持东北边境安全的有成就的军事将领。另
外，他还兢兢业业地建立与朝廷各方面的关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事实上，
权势炙手可热的宰相李林甫在752年死亡前，玄宗在临近悲惨的结局时，仍
然对他恩宠有加。鉴于他集权力和荣誉于一身，很可能从8世纪40年代中期
起，他被认为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从朝廷总的发展形势看，这些都不是
偶然的：安禄山的崛起及其地位的巩固与玄宗不再积极领导国务和强大的节
度使日益参预朝政的情况是一致的。
在玄宗朝的最后20年中，他究竟提供了多少积极的指导，这是很难回答
的。他越来越依靠强有力的人物：在朝廷，李林甫在734至752年这段非常
长的任期内是宰相和实际的独裁者，以后接任的杨国忠几乎同样独裁；在边
境，东北的安禄山和西北的哥舒翰在很长的时期内都同时掌握几个藩镇。另
外，从8世纪40和50年代朝廷的政治争吵和角逐中，人们也明显地可以看
出玄宗对日常的政务越来越不加过问了。
在这些情况下，比帝国其他官员能更直接行使地方和军事权力的节度使
都不免卷进操纵政治的角逐之中。但这带来了边境将领——或至少那些有足
够的野心和机智在政治领域中纵横捭阖的边境将领——干预政治的危险。李
① 见日野开三郎载于《史渊》（87＇1962 年＇，第1—60 页及89＇1962 年＇，第1—26 页）的关于东北边境史
的综合的（但其部分内容是高度理论性的）论述。
② 关于安禄山的事迹，特别参见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一书（它叙述到752 年）；又见戴何都的
《安禄山史》（巴黎，1962 年）和霍华德·列维的《安禄山传》（伯克利，19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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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甫之死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只有他拥有在帝国其他实权人物中间保持平衡
所必需的无容置疑的权力和威望。他死后，在导致叛乱的最后几年中出现了
安禄山和杨国忠之间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这一斗争只有玄宗的有力行动才
能解决，但他的消极态度反而助长了斗争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撤换安禄
也的各种企图不能简单地再被看成是替换一个任期早已届满的将领或让他退
隐的事情。杨国忠本人很可能主张加强中央控制边境将领的总政策；但安禄
山认为，如果替换他的企图得逞，这只会使杨国忠取得更大的权力。
但是，尽管历史学家对宫廷政治斗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却不能为叛乱
的起源提供圆满的、或令人满意的解释。古往今来许多评述者把注意力集中
在安禄山及其许多追随者的非汉族出身方面，他们坚持这些人生来 （或被养
成）桀骜不驯和贪婪成性。这些人所受的中国文化的影响甚为肤浅，所以不
甘心接受传统约束而一心渴望征服和掠夺。因此，安禄山之乱被视为“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