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7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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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竭力主张释放犯法者，因为他们出于道义感而为父报仇；而李林甫和
裴耀卿则都认为维持法律、秩序和刑法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玄宗也持
同样的态度。杀人者被处死。①
另一个经常造成摩擦的原因是继位问题。武惠妃在玄宗的后妃中仍最有
权势，但她自己仍不能被指定为后，也不能以自己的一个儿子去替代皇太子。
736年，她声称皇太子和其他诸王计划杀害她和她的儿子，即玄宗特别宠爱
的李瑁，然后废黜玄宗。玄宗打算废太子及诸王，但由于此事非同小可，所
以就征求几个宰相的意见。据谣传，李林甫是由于武惠妃的影响而掌权的，
并且曾答应支持她以她的儿子代替皇太子；他通过一名宦官鼓动玄宗采取这
一行动，声称这是皇室内部之事，玄宗本人的意愿应为首要因素。武惠妃又
传话给张九龄，说如果他出一臂之力，她就支持他继续担任首相。但张九龄
一贯坚持继位稳定的重要性，主张对未来的皇帝进行系统的训练。他进言反
对废黜诸王，并且怀疑他们身在深宫而又在玄宗的监视下有策划任何这类阴
谋的可能性。他拒绝武惠妃的建议，并把此事报告玄宗，但玄宗似乎不能以
任何方式断定此事的真实性，所以不了了之。①
虽然这一次张九龄的看法占了上风，但到736年，他对玄宗的影响似乎
减弱了。他肯定是一个难以相处的谘询大臣；即使对他颂扬备至的传记也承
认他性情急躁，动辄争吵，所以玄宗的其他朝臣不喜欢他。他对道德问题的
一贯坚持还开始采取直接批评政治的方式。此时，玄宗早期的那种忠于自己
政治责任的精神开始动摇，日益怠于问政。736年秋，张九龄呈上一份关于
儒家经世治国术的冗长说教 《千秋金镜录》，企图恢复玄宗对政务的衰退了
的兴趣，并鼓励他为全国进行充分的道德领导。②
张九龄坚持，施政权应保留在像他那样的士大夫手中。他反对那些从日
常佐僚中提升起来的人，但对军人尤其藐视，并多次就涉及军人晋升之事与
① 《唐会要》，卷188 第4933—4934 页；《资治通鉴》，卷213 第6976—6977 页；卷214 第6811—6812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23—6824 页；《旧唐书》，卷107 第3259 页；卷106 第3236 页。
② 《全唐文》，卷288 第1 — 2页；《资治通鉴》，卷214 第6821 页。见赫伯特：《张九龄》，第175—
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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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公开争吵。735年，玄宗提出任命几年前与吐蕃作战时赢得几次重大
胜利和不久又大败契丹的张守珪为特任宰相，就像他以前任命薛讷和王唆那
样。曾经反对与契丹交战和主张“外交”解决的张九龄便起来反对指派张守
珪担任宰相的任命。③
736年当张守珪在洛阳报捷时，契丹和奚再度起来反抗中国人，他的属
将安禄山率兵对它们进行一次损失重大的惩罚性讨伐。张守珪返回大本营后
最初打算处决安禄山，并把此事上报玄宗。但后来他改变主意，要求朝廷批
准宽恕安禄山。张九龄力促玄宗下令将安禄山处决；当安禄山后来造反并且
危及唐帝国的存在时，张九龄的这一行动使他身后赢得了具有远见卓识的名
声。①
736年后期，拟定让牛仙客任六部之一的尚书的任命又引起了争端。牛
仙客为朔方节度使，他作为一个军人和军事行政长官而享有盛名。张九龄竭
力反对，断言牛既无必需的行政经验，又无担任高级职务所需要的能力。玄
宗于是提出给牛仙客授实封。张仍坚决反对，因牛不过履行了一些他认为是
日常工作的职责而已，不应授予他特殊的赏赐。玄宗再也不能忍耐，他指责
张以牛仙客出身卑贱为理由进行反对的虚伪性，因为张自己也不是出身于名
门望族。张九龄这时公开亮明他的偏见：“仙客边隅小吏，目不识书。”玄
宗不为所动，牛仙客得到了分封。但是，张九龄却成功地阻止了牛仙客在中
央政府担任高官。张与牛仙客并无私仇，约在同时，他在为牛父写的墓志铭
中还盛赞牛仙客。他之所以反对牛仙客晋升，无非是因为牛是军人，帝国中
央机构不该有他的位置。但这一事件还有另一个原因，牛仙客的提升得到李
林甫的支持，因为牛仙客具有担任行政长官的才能。②
不久，两人又就朝廷从洛阳迁回长安之事发生争吵。735年末，玄宗在
关于粮食供应已有改善的报告的鼓励下，已决定在736年新的一年之初返回
长安。但迁移被推迟至736年阴历十月（此时庄稼大概可以安全收割到手），
后来又被推迟到737年阴历二月。但一心一意急于在长安履行祭祖礼仪的玄
宗因为凶兆突然决定在736年初秋收割庄稼完毕前提前迁移。张九龄和裴耀
卿反对，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御驾所经地区的百姓的严重困苦。但李林甫又支
持玄宗，声称两京是他轮换居住之地，他可以自由选择迁移的时间。③
玄宗接受李林甫的建议，朝廷在736年阴历十月二十一日返回长安，这
是最后一次迁移。阴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张九龄失势。他的朋友和门生、曾
在他手下任中书侍郎的严挺之在此之前引起李林甫的敌意，因为严挺之使曾
在运输改革中担任裴耀卿的助手、刚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并且与李林甫关系密
切的萧炅丢了官。萧炅被免职的理由是他有作为一个学者的各种缺陷。严挺
之由于试图干预对自己前妻之夫王元琰贪污案的审理，此时面临李林甫的报
复。李林甫指控严挺之偏袒，当张九龄为严挺之辩护时，他也在严的屈辱中
受到牵连。
此事的结果是，张九龄和裴耀卿都被免去宰相之职而担任尚书省的仆
①
射，这个职位早已成为级别虽高但无实权的闲职。 裴耀卿留在朝廷，直到
③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1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14—6817 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16—118 页，注68。
②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22—6823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24—68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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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年死去；在此期间他偶尔也过问政务，但再也没有什么实权。张九龄的
情况则迥然不同。李林甫显然把他在朝廷的继续存在视为对自己地位的潜在
威胁。737年阴历四月经张九龄推荐而任职的一个御史因攻击李林甫的同伙
宰相牛仙客（张九龄以前曾阻挠对他的提升）而被贬黜。李林甫乘机把张九
②
龄贬到地方，任长江中游荆州的长史。虽然张九龄的职务和官品仍很高，并
得到显贵的封号和实封，但再也没有回京，他死于740年。
②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28—68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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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的掌权 （736—752年）
李林甫现在是朝廷无可争辩的主宰，他代表的贵族利益稳定地处于上升
③
阶段。第二个宰相为牛仙客，他的任期从736年后期至742年他死亡时为止。
牛仙客当然不是贵族成员；他出身于关中一个从未有人当官的默默无闻的人
家，他的官宦生涯开始时也极为平常，是从胥吏转入流内的。他曾在一个县
令属下任佐吏，在县令调到陇右藩镇时已让他当助手。在陇右，他为节度使
的属僚，既是一员军事将领，又是行政官员。他在陇右，后来又在河西任节
度使时（729—736年），在为军队建立行之有效的后勤体系工作中有突出的
成绩。在河西时他帮遥领节度使之职的宰相萧嵩代行节度使职权，总管一切
军政，后来又自己任节度使。736年，他调任关中以北极为重要的朔方镇的
节度使。
因此，牛仙客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宰相。他不是第一个被提升为宰相的将
领；以前薛讷、王晙和萧嵩在玄宗初期因军功而当过宰相。但与他们不同的
是，牛仙客既不是出身名门，又没有担任任何文官的经验，甚至也没有在中
央政府任何军事部门任职的经历。他是第一个通过边镇新体制而升任宰相的
人，他的任命标志着边陲将领日益卷入朝廷政治的时期的开始。
牛仙客当上宰相后，继续任朔方节度使直至740年后期；而在739年，
他还总管邻近的河东镇。在738年，李林甫也兼任西北的陇右和河西的节度
①
使，保留这些头衔分别至742和740年。虽然这些藩镇的日常行政都由副手
处理，但在李林甫掌权的最初几年，政府的军务就这样成为宰相们直接关心
的要事，宰相们个人保持着保卫关中京畿道的关键边镇的控制。在739至740
年期间，这两个宰相个人控制的军队总数超过30万人。
但是尽管牛仙客有军事经验和对军事将领有影响，他在朝廷却不能采取
独立的政策；他是李林甫的人，仅此而已。他不像一般的宰相，既没有宫廷
政治的经验，也没有官场内一个普通文官在仕途中必须建立的关系网。他也
没有一个有权势的家族作后盾。但是他证明是一个杰出的和有效率的行政官
员，谨慎地实施和贯彻李林甫的政策，并且超然于宫廷的争端之外。
李林甫新政权从这一意义上说是恢复到玄宗初年只由几个宰相支配政务
的状态。但也存在着重大差别。在姚崇、宋璟和张说当宰相时，首辅宰相是
在一个积极参与政务处理的皇帝手下工作的。但在李林甫的漫长任期内，玄
宗越来越只关心自己的家事，日益沉溺于道教和密宗佛教，并且逐渐不再起
积极的政治作用。因此，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他的几个前任全面，这种
形势使英国学者浦立本认为，从736年起至752年李林甫死亡时止，这段时
期的特点是李林甫的“独裁”。
玄宗与道教和密宗
前面已经谈到玄宗初年各种反佛教寺院的措施。这些措施继续实施到8
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722年，政府对寺院土地进行登记，并限制僧侣永
远拥有的财产的数量。727年，它又减少乡村未经登记的小祠坛；729年，礼
③ 传记载 《旧唐书》，卷103 第3195—3197 页；《新唐书》，卷133 第4555 页。
① 《唐会要》，卷78 第14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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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祠部开始造册，全面登记所有的佛僧以确立佛僧的地位和防止滥发度
牒。736年，对佛僧的管理转由掌管藩邦事务的政府机构鸿胪寺负责，这等
于宣布佛教为外来信仰而把它放在次要地位。①
与此相反，次年道观受到尊重而被置于宗正寺的管辖之下，理由是唐皇
室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如同他的父亲和姐妹那样，玄宗早就对道教发生兴趣。
在整个在位时期，他尊奉许多有名的道士。726年，各家各户奉命须保存一
② ③
本 《道德经》，玄宗还亲自为它作注。732年，各州奉命建立一座尊奉老
子的道观。自675年以来，参加进士考试的士子必须把《道德经》作为经典
学习（只有武后执政的一段短暂时期例外），参加明经考试的士子似乎也要
应试 《道德经》。这一时期官方文书引用道教经籍的情况屡见不鲜。
8世纪40年代初期，玄宗对道教的公开赞助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741
年，玄宗命令设立专门研究道教的学校，命名为崇玄学，把它们作为国子监
的一部分，以使考生按照明经科的模式，为参加关于道教经籍的专门考试（道
①
举）作准备。 742年，这些经籍都起了崇高的新名，并且都有官修的注释。
747年，《道德经》正式被宣布为最重要的经籍。从743年起，老子被授予
一系列越来越崇高的称号。此外在742年，玄宗采用新年号天宝，它具有道
教的涵义，以表示其天命的统治的性质有了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