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6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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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封后之后可能会使继位问题陷入危机——事实证明这一预言十分准
确。皇帝生前从未封她为后，虽然她无疑仍保持第一妃子的地位。
关于贵族的复起
8世纪20年代初期最重大的政治变化也许是作为一支活跃的政治势力的
关中旧贵族的重新崛起。第一个明显例子是宇文融的崭露头角（详下文）和
李林甫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贵族对那些保卫经过考试选拔和在武后时期开
始当官的东部人利益的老卫士进行挑战，从而造成了下一个十年的尖锐的政
治分化，虽然对立集团的界线决不像有些人提出的那样泾渭分明。
除了8世纪20年代贵族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崛起外，还有其他迹象表明，
有严密界限的贵族的旧思想正在复活。在这一世纪初期，在太宗时期最受人
关注的宗谱已经重新时兴起来，在玄宗在位的整个时期它吸引了许多学者，
其中包括许多最著名的官方史学家。刘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宗时期提议
编一部全帝国最有名望的家族的官修宗谱大全。重要的是，他提出它不应根
据以担任唐代官员为收录标准的659年的《姓氏录》，而应根据638年的《贞
观氏族志》编纂，因为后者更注意传统的社会地位。在前一世纪虽然容许改
变家族的地位，但这时的情况似乎是，在名门大族面临武后时期吸收的出身
较低的人的政治挑战时，新的宗谱汇编可能旨在重新树立这些大族的社会地
位。
不像以前的汇编，这部作品是委托给包括刘冲 （他的家庭有专门编修宗
谱的长期传统）和刘知几在内的官方修史者编写的。它修成于713年，并在
同年送呈玄宗，其篇幅不少于200卷。编写的态度显然是慎重的，因为作者
们奉命校正和使之符合当时情况，然后把它颁行于全国。在723至726年期
间，著名的史学家韦述又加以补充，结果写成长达20卷的补编，名为《开元
谱》。从实用意义上说，还不清楚修志的实际意图是什么。刘冲的奏疏提出，
这个项目意味着要区分士大夫与平民的出身，不过唐代的任何材料都没有官
方鼓励这种区分的记载。但从16世纪起，在一批中国宗谱著作中保持着一种
持久不衰的传统，即在717年颁布一个诏令，规定26个大家族的突出地位，
并禁止其成员与这些家族以外的人通婚。在整个玄宗在位期间，宗谱研究继
续发展；749年，当贵族的地位已经提高了十多年时，李林甫颁布了《天下
郡望姓氏族谱》，它似乎表明通婚只限制在这一集团内部。①
因此从玄宗朝初年起，政府似乎已在支持旧贵族的社会权利，在8世纪
20年代以后，高级官员中的旧关中贵族成员的人数稳定地增加，当然，玄宗
一定早在即位之初就开始吸收他们了。
贵族政治势力的另一个源泉无疑是与皇族结成的复杂的姻亲网络。根据
掌握的诸王的婚姻材料，他们几乎都与关中和河东南部地区一小批名门氏族
① 见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现的新证据》，载芮沃寿和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
黑文，1973 年），第47—85 页；以及此书所引的其他文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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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有些家族不断地与皇室通婚。例如，娶睿宗之九女并在720年因与李
范牵连进丑闻而被流放的那个倒霉的裴虚已有一个弟兄娶皇族成员为妻，其
子也与皇族通婚。另一个弟兄之子和孙也被选为驸马。他的从兄弟裴巽是睿
宗之七女薛国公主的第二个丈夫（她的前夫王守一724年在他姐妹王皇后遭
贬后被处死）；他的孙子也成为玄宗的一个幼女之夫。
杨氏、窦氏和薛氏及隋朝的宗室提供了许多唐皇室的配偶；单单前隋皇
室的一支，就连续三代有成员为皇室配偶。与唐皇室结成婚姻网络的另一个
例子是8世纪40年代脱颖而出的韦坚的家族。他的一个姐妹嫁给李业（玄宗
之弟），另一个姐妹嫁给皇太子李瑛，而韦本人则娶皇帝的宠臣姜皎之女为
妻。
值得注意的是，一再被选为皇室成员配偶的家族中有许多人在殿中省、
东宫或在为皇帝服务的官署中任职。但皇室不可能只与专为宫廷服务的一小
批朝廷精英通婚；皇室的关系有广泛得多的政治含义。玄宗的有记载可查的
32个女婿中，已知与唐代宰相有亲戚关系的不少于19人。玄宗的三个女儿
就嫁给了源乾曜、张说和萧嵩这三位宰相之子。把女儿下嫁张说之子 （他后
来成为玄宗重要的宠臣）一事说明，这种联姻不仅仅面向大贵族，因为张说
的氏族是默默无闻的，8世纪50年代的宗谱学家拒绝予以收录。同样，在玄
宗在位的后期，公主也曾下嫁给他的宠妃杨贵妃的较无名望的家族的成员。
宇文融的崛起
传统的史学家认为，8世纪20年代初是玄宗执政的转折时期：军事的胜
利助长了他对外扩张的野心，同时他又放弃了早期的俭朴和克制。这时玄宗
开始处于一批批因拟订使他能实现其目标的财政政策而得宠的大臣们的影响
①
之下。宇文融 就是其中的第一个人，历史学家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指责。
但当宇文融在721年出现于政治舞台时，朝廷已面临对玄宗的宏图毫无
帮助的和不可避免的财政问题。户籍册列有应履行租庸调税义务的人口及他
们通过均田制取得的土地之数量，但几十年来已有人抱怨户籍登记制严重地
被忽视。忽视的部分原因是没有系统地对各家各户进行再登记和对原来登记
的内容进行修正；部分原因是全国许多地方原来的课税和土地制度很不完
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逃亡户的问题日趋严重，一些人为了逃避纳税和劳役
而离乡背井，在其他地方定居而没有登记，所以未予课税。同时，大地产的
数量大量增加，其中许多为出身较低的官员所有，他们需要地产以稳定他们
的经济地位。例如，据张嘉贞的传记记载，他在朝廷卿相中以不追求大房地
产闻名。利用因缘时会的人不但有暴发户，而且有历史悠久的名门成员。例
如，出身于东北世家并在8世纪20年代曾任包括刑部尚书在内的各种高级官
职的卢从愿因积聚大量地产而臭名远扬，最后因这一名声而未能当上宰相。
721年，宇文融首先提出应全面检括所有未登记的逃亡户。他是北周皇
室的后裔，通过世袭特权而不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由于源乾曜的庇护，
此时正担任御史。经过廷议，朝廷颁诏，限令未登记的定居者在百日内向官
府投案，然后或是重返故里，或是在所居地重新登记。未投案者将被集中并
运往边境。这一措施似乎未认真执行，并且遭到一定程度的抵制。723年宇
① 传记载 《旧唐书》，卷105 第3217—3222 页；《新唐书》，卷134 第4557—45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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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融又拟订一个新方案，它规定向官府投案的未登记的定居者可以免税六年
而缴一种特殊的“轻赋”，这样，那些占地者就能以非常有利的条件取得正
式的地位。为了推行这一措施，宇文融被特命为劝农使，并配备一批有专才
的判官，他们作为额外的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监督此方案的实施。
这一方案取得很大的成功，甚至得到漏登户本身的欢迎。724年，宇文
融的班子又增加了判官，最后，不少于80万个未登记的户及相应数量的漏登
土地列入了簿册。这个措施的重要性是明显的；这些家庭约占726年登记的
7069565户总人口的12％。玄宗对此非常高兴；725年，宇文融升任户部侍
郎，并开始在朝廷起重要的作用。①
但方案引起许多人的反对；皇甫憬和杨相如上奏说，这样会引起人民的
困苦，并会鼓励地方官多报未登记的占有地者数字来取悦朝廷。但宇文融得
到源乾曜和中书省舍人陆坚的有力支持，反对者都失宠。甚至在方案付诸实
施后，异议继续不断，直至皇帝被迫就此事专门进行廷议，而在讨论时又有
人反对。
这一方案不过是全面贯彻一个已经施行了两个多世纪并详细载入玄宗早
期精心修订的律令中的制度罢了，但竟会引起这样一场骚动，实在令人费解。
反应部分是经济性质的：如果这一制度被忽视，那么应该推行它的官员就成
了主要受益者，因为这样能使他们大量收买土地和吸引原来被迫离乡背井的
家庭为他们劳动。当然，反应部分也是政治性质的：宇文融是贵族，不属于
自武后时代起就控制朝廷和占突出地位的科举出身的官僚集团。他还主张用
合理的制度来解决朝廷的重大财政问题，而不是采用张说力主的那种导之以
德和齐之以礼的政策。同时，张说与同僚宰臣源乾曜的关系开始趋于紧张，
如上所述，后者为宇文融的支持者。但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反对与其说是针
对重新登记，不如说是针对进行再登记时使用的非正规制度的方法，即专门
任命宇文融为劝农使，并为他配备一批助手，使这些人摆脱本应通过它们进
行这类改革的各级官僚机器而自行其是。在玄宗朝较早的时期，地方已使用
专使来改造运输体系和组织盐的生产，所以这种非正规的组织不是新鲜事
物；但宇文融的改革是一项全国推行的重大政策，它突出了这类特权对原有
的官僚机构所构成的威胁。
宇文融方案的成功使玄宗能够以正规的租庸调这一公认的正规方式来为
他的国家提供资金，并且能把汉代一度推行和专使刘彤在721年奏议后作出
的关于恢复盐铁专卖计划暂时搁置下来。同年，姜师度已经成立军垦以开采
河东道南部的盐池，同时，已调到四川任节度使的苏颋也奉命开采该地的盐
池以作财源。如果在全国范围内采用这些政策，它们对行政现状构成的威胁
就会比宇文融检括农户政策的威胁严重得多。①
封禅与张说的垮台
① 关于宇文融的方案，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30—32、49—50 、178—182 页；铃木俊：《关
于宇文融的括户》，载《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51 年），第329—344 页；砺波护：
《唐的律令体制与宇文融的括户》，载《东方学报》（京都），41 （1970 年），第263—288 页。
① 《旧唐书》，卷48 第2106—2107 页；《唐会要》，卷88 第1603 页；《册府元龟》，卷493 第14 页；
《通典》，卷10 第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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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曾经鼓励玄宗恢复许多象征王朝中兴的礼仪。722年阴历二月，皇
帝被迫把朝廷迁往洛阳。在返回长安时，张说说服皇帝长途绕道前往潞州、
太原和汾阳 （潞州是玄宗过去任地方官之地；太原是高祖开创唐王朝之地；
而汾阳是他祭祀后土之地，这一仪式在汉武帝时制定，但久已中断）。绕道
后，皇帝任命他为中书令，从而成为右相，以此来肯定他的地位。②
同年阴历十一月，玄宗在长安南部举行盛大的祭典；又在张说的建议下，
对皇帝祖先的祭祀作了若干变动，在举行这些重大的礼仪活动时，都颁布大
赦令；南部的祭祀还举行大酺（公开的狂欢聚饮）；酺在各道治地持续三天，
在京师则持续五天。①
724年阴历十一月，在张说的带头下，朝廷要求皇帝举行国家礼仪中最
威严隆重的仪式，即在中国的五岳之首的山东泰山举行封禅祭典。虽然源乾
曜反对此议 （这一分歧逐渐导致两个宰相的公开分裂），皇帝仍采纳，并宣
布于次年阴历十一月举行封禅；张说奉命设计应有的仪式。为了确保不致发
生突厥人利用皇帝离京而朝廷又在山东之际侵犯边境的可能，朝廷同意要求
突厥人和其他边境民族派代表参加。
724年后期，朝廷再次迁往洛阳。725年阴历十月，皇帝携大批官员、皇
亲、外族领袖和无数随从浩浩荡荡启程前往泰山，路上走了将近一个月才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