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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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确凿理由，并且添油加醋地列举大量历史先例以达到贬黜这样一位有权
势、在朝廷上受到广泛敬仰的人物的目的。高宗虽然最初不相信这些指控，
但仍违心地在未经传讯长孙无忌的情况下把他发配到今贵州省的边境地区。
彻底清除武后的反对者的机会很快来到。另一位长期担任宰相的于志
宁，由于他对高宗更立新后的建议未置可否，被外放到地方担任高官。664
年他74岁时获准退休，第二年死去。其他人便没有那么幸运。甚至连以前发
配到地方的官员也未能幸免。柳姡А⒑ィㄓ械戕限蔚氖牵な翟诓痪们啊�
已死）和长孙无忌的侄子长孙恩奉命从流放地返回京师，就指控他们搞阴谋
一事接受进一步的审讯，在途中即被杀死。最后，长孙无忌一案又被提出，
他被迫在流放地自尽。
随着太宗时期最后一位宰相的清除，许敬宗成为剩下的唯一的宰相。未
与武后为敌的卢承庆、许圉师和任雅相三人于659年阴历五月当上宰相。卢
承庆（595—670年）出身于河北的书香门第，长期从事财政工作，这时被任
命为户部尚书以代替杜正伦。但第二年就因为户部未能征集到足够的赋税而
被派到地方任职，后来虽然没能返回中央，却一直身任高官。许圉师 （？—
679年）是唐高祖幼年时期的小伙伴、唐朝初年平定长江流域时被杀的许绍
的小儿子。许圉师在唐朝初年科举考试中成为进士，居官后政绩出色。任雅
相似乎主要是武将，曾一度任兵部尚书。661年阴历四月，他担任远征高丽
战役的指挥官，在662年初期的战事中被杀。659年阴历八月，李义府也当
上了宰相，武后在朝廷上仍需要李义府的支持，因而说情把他赦免并从流放
地召回。
这时政府作出了一个重大变动。褚遂良和于志宁作为政府主要行政机构
尚书省的仆射，都是当然的宰相。他们免职以后，无人继任，尚书省至少在
以后的16年里没有首脑。政府的各行政组织因此不能直接参预宰相们审议国
家政策的工作。皇帝和皇后可与之商榷朝政的宰相的队伍一直很小。太宗时
期常有八名以上的宰相，现在只有五人，随着卢承庆于660年免职又减少到
四人；任雅相在661年离朝征伐朝鲜后只剩下三人。这三人是许敬宗、腐化
的李义府和许圉师。662年末，许圉师因试图掩盖其子在狩猎时误杀一人之
事，被李义府逼迫离职，由上官仪（？—664年）代替。上官仪是隋炀帝末
年被杀于扬州的隋朝大臣之子。为了避难，他当了和尚，是享有盛名的学者
和作家。太宗初年，他被举荐参加进士考试，先后在一些搞学术的岗位上为
太宗效劳，有时为皇帝的文章作些润色工作。高宗时期，他是秘书省少监，
以文章和诗闻名于世。他之所以当上宰相，可能是由于他在高级官员中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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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而官声上尚无瑕疵。
这些变化表明，武后的支持者的权力已得到巩固。有一段时间，皇帝的
①
健康状况不好。657年，他被迫到离宫休息，只能隔日上朝一次。660年阴
历十月以后，皇后的位置实际上已变得不可动摇，当时高宗显然得了一次严
②
重的中风，致使他一度局部瘫痪，而且视力严重衰退。虽然他康复了，但仍
有几次严重的复发。武后得益于自己的精明和锐利的政治敏感，在皇帝几次
患病期间，治理帝国十分顺手。总之，皇帝的意志过于软弱，即使在健康时
也不能阻止他那位难以对付的皇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本人和他的朝廷。
到660年末，武后事实上已是帝国的统治者，虽然无此名义。③
但她还没有为所欲为。她的支持者李义府从流放地返回朝廷后的几年，
再次过着使他在658年以前臭名远扬的那种丑恶、腐朽的生活。他的堕落和
渎职竟使武后也感到是个政治负担。663年，他家庭的胡作非为再次成为朝
廷上的议题，李义府甚至不向皇帝求情而打算蒙混过关，他因而被流放到中
国南方的疫病区，三年后死在那里。当时，武后由于不再过于依靠他的支持，
而且她的位置也远比五年以前巩固，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挽救他。
那一时期反对武后的力量似乎以656年封为梁王的被废黜的前太子李忠
为中心，他们把李义府的倒台误解成为皇帝最终向武后的权力进行挑战的信
号。他们制订了一个把她也一网打尽的大胆计划。
在此以前，一生深受宗教和巫术影响的武后被一个道家术士所吸引，特
准他可自由出入皇宫见她。长期以来，中国人对皇室成员或朝廷命官参与巫
术感到非常恐惧，认为他们理应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唐律规定它为“十恶”
之一的大罪，对这种罪行，给予高级人士的任何法律特权都不适用，而且这
①
些罪行都明文规定不在赦免之列。因此664年李忠王府原先的一个宦官把事
情报告给皇帝时，看来高宗认为这是摆脱皇后支配的方便借口。
皇帝召来宰相、中书省侍郎上官仪（曾为李忠的顾问）“讨论”这件事。
不出高宗所料，上官仪建议以她的罪行为由废黜武后，皇帝命令上官仪就此
起草诏令。但武后已从她众多的皇宫耳目中得到于她不利的消息，她冲进皇
帝的居室以阻止事态的发展。胆小如鼠的高宗不敢与她面对面争辩，而是胆
怯地宣称废黜她的计划完全是由上官仪策划的。
这桩不幸事件的结局简单而又残酷。一贯忠实的许敬宗指控上官仪、前
太子李忠和首先告发武后的宦官共谋大逆。主犯被处决，并且再次清洗与这
些敌人有可疑联系的全体朝臣。他们全被贬黜或发配到边远地区。
从这以后，武后的政治统治是确定无疑的了。她的统治也公开化了。皇
帝上朝时她总坐在一旁，前面用帘子遮住，甚至监视皇帝所处理的每件细务。
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对此总结道：“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
①
于其口，天子垂拱而已”。高宗至此几乎完全无权，武后的反对派全被清除。
但是，武后的统治也不仅仅是搞宫廷阴谋和运用灵活的政治策略去处置
反对她的人。她的主宰朝政也包括参与制订新政策。第一个成果是657年末
① 《资治通鉴》，卷200 第6303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0 第6303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0 第6322 页。
① 《唐律疏义》，卷1 第七条第五恶，“不道”。
① 《资治通鉴》，卷201 第63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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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把洛阳定为永久性的东都。朝廷事实上已于太宗时期分三次迁到洛阳。但在
657年，它被正式定为第二个首都，而不是朝廷的行宫。每个部和每个衙门
都在洛阳设分支机构，662年甚至还在那里办起东都国子监。从此，整个朝
廷经常迁往新都去处理公务，长期成为定制。虽然在空荡荡的京师始终保留
着一个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实际上不但整个皇室及其随从，而且中央政府的
全部行政机构在这几次迁移中也转移一空。
几次迁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耗资巨大。众多的扈从人员给所
经之地带来了贫困，他们经过的地区通常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免缴赋税，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所造成的破坏。高宗时期，朝廷迁往洛阳不少于
七次；高宗统治在建立新都后的26年中，约有十年在洛阳上朝。682年，朝
廷最后一次迁往洛阳，683年后期高宗死后，武后永久性地把朝廷迁往洛阳，
一直到701年。
朝廷在东、西两个京都之间来回迁移，使帝国财政极度紧张。洛阳需要
建造许多新的宫室和官署，以提供一个京都的必要设施。耗资巨大的工程在
高宗时期不断进行。因此，进行这一新的和花费极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
因。
对迁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首先是政治上的解释。长安是西北地区的自
然中心——当西北贵族集团已处于统治地位时，它是文职官僚机构的自然政
治中心。指定在公元前1000年前已成为帝国政治势力所在的东部平原附近的
另一个中心为新都，这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即西北政治势力的全盛期
已经过去了。迁都又是一个旨在取悦于许多东北出身的官员的行动，他们在
高宗时期当上了高官，并且算得上是武后最热心的支持者。
第二种解释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长安位于比较贫穷和生产不发达的地
区，易遭受长期的严重干旱。从外地供应长安谷物既困难，费用又极大。供
应洛阳的朝廷便容易得多，因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复杂的河渠网系。①
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没提供完整的答案。在朝廷迁往洛阳
时期，长安地区有时是繁荣的，而新的东都有时却遭受饥荒灾害。很可能有
第三种因素常常决定了迁都，这一因素就是被传统历史学家所强调的武后的
情感和精神状态。据说在骇人听闻地除掉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迷信的武后
常看到她们的鬼魂作祟，因此她感到继续住在长安是不能忍受的。②
武后的迷信和对宗教的沉溺还产生了其他后果。在成为其亲密伙伴的
男、女术士的影响下，武后越来越热衷于宗教的仪式和符咒。她摒弃传统，
创造新的标记，以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巩固她的地位和她实际控制的王
朝。高祖和太宗均用一个年号来代表他们的统治，武曌当了皇后以后，高宗
统治时期改元不少于13次。662年，中央官僚机器的许多主要职官名称改为
古称，到670年才恢复原来的形式。674年，皇帝和皇后采用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使用的庄严称呼：“天皇”和“天后”，武后想用这种称号使自己和她
丈夫的统治与以往中国历代君主的统治有所区别。
另一种宣告他们统治的辉煌成就的形式是举行古代意义最深远、最隆重
② 《全唐文》，卷12 第6 页。
① 全汉升： 《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1944 年）；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 版 （剑桥，1970
年），第84—87 页。
② 岑仲勉： 《隋唐史》（北京，1957 年），第142—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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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禅典礼。祭祀仪式在位于今山东省的中国主要圣岳泰山的山脚下和山顶
上举行，仪式象征性地对天地宣告，皇帝在人世的任务已胜利地完成。由于
封禅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很多皇帝担心举行这种仪式会因无充分理由而变
成妄自尊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这项活动只进行过六次，最后一次是在公元
①
56年。太宗曾三次计划举行封禅仪式：632年，被魏征劝阻；641年，太宗
已达洛阳，由于出现彗星而被劝阻，没有继续行进；648年，一次不合时宜
的洪水取消了仪式。②
③
659年，许敬宗在皇后的要求下上奏高宗，建议他举行封禅祭祀。因为
几百年来没有举行，祭祀的具体形式基本上已被遗忘，需要讨论和决定，经
过长时间拖延之后，高宗终于于666年阴历元旦在山脚开始了复杂的礼仪，
第二天清晨上山完成仪式。尽管没有妇女参与的先例，但武后仍违反传统，
计划扮演一个主角，于是她率领嫔妃及皇族亲眷作为第二队以表示她具有与
皇帝平起平坐的合法地位。④
高宗统治后期，武后鼓动他在洛阳附近的圣岳嵩山和其他圣岳举行同样
仪式。嵩山的仪式安排在676年冬，但因吐蕃入侵而未果。后又安排在679
年末，但又因与突厥人的纠纷而被取消。武后又在683年安排了第三次，但
由于皇帝生病而不得不取消。⑤
武后迷恋古代礼仪的另一例可在668至669年的一个提案中看到，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