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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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趋广泛。南方诸政权对商业实行课税；货币在财政体制中起了比较重要的
作用。
隋朝对南方的实际征服是比较容易的。当时南方有两个政体。位于今湖
北省的后梁曾是北周的附庸国，在587年很容易地被制服。位于南面和东南
面的以建康为根据地的陈，经过了一次短暂的较量也在589年被征服，帝国
的统一终于完成。实际的征服是以最小的流血牺牲和破坏完成的。开明的和
富于想象力的政策又巩固了这次征服，因为这些政策赢得了南方统治阶级的
效忠并把他们并入隋的官僚集团之中，而平民百姓并没有额外增加负担或完
全受制于北方的土地制和税制。到了7世纪初期，南方已成为财富和储备的
一个重要来源。在隋代的第二个皇帝炀帝统治期间，一个运河网络被建成，
它把长江流域与黄河和今北京附近的地区连接起来，从而使隋能够以南方的
粮食和物资来供养其宏大的都城大兴城 （今西安），并给北方边境提供战略
物资。这就为南北方的统一提供了具体形式。
中国的重新统一证明是一个扎实而持久的成就，但隋王朝本身却很快就
每况愈下。隋朝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进行一些巨大的公共工程（如
建造长城和建设运河网络）所付出的代价和造成的死亡，这些引起了国内的
紧张，而国内的紧张又转而引起普遍的苦难和不满。由于炀帝妄想把中国的
势力扩大到原来汉朝的西北疆土和朝鲜北部 （此时已是强大和组织完善的高
丽国的领土），这又把事情弄得更糟。对高丽进行的一次次代价高昂但劳而
无功的讨伐造成了普遍的混乱，致使隋王朝的国力丧失殆尽。不过在隋灭亡
以后，虽然有许多人争夺权力，但把中国分裂成为若干地方割据的国家的任
何现实的威胁再也不存在了。617年隋最后垮台以后的问题是，哪一支叛军
能够取代它而主宰全帝国。
甚至在胜利者唐朝时期发生的大事也证实了这一点。经过一个多世纪的
国内安定以后，755年的安禄山之乱几乎把王朝打倒在地，当时这一建于 7
世纪的强大而高度集中的政体证明已不能生存下去，除非它去与这次叛乱造
成的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妥协。中国有些最富和最重要的地区实际上已不受
中央的控制。但它们并不企图通过成立地方割据的国家以维护自己的独立，
而宁愿继续留在一个统一的中国政体的结构之内。
后来，在9世纪后期，群众普遍的不满导致了灾难性的黄巢叛乱，随之
使国家分裂成十来个地方政权。它们是唐后期地方割据的产物，这种独立既
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也是因为中央权力的彻底崩溃。它们多数是完全能够生
存的国家，大约过了70年宋朝才把它们之中的最后一国重新统一在自己版图
之内。但帝国终究会重新统一，这是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北方的有些地方
在10世纪初期也陷于异族邻邦之手，沦陷时间达四个世纪以上。但它们一直
被视为应待收复的外人统治之地。
总之，政治分裂被认为是万物自然秩序临时的失调，在适当时候通过一
个新的中央集权政体的兴起，这种状态就将告终。安禄山之乱以后，当人们
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中央权威的衰亡时，他们心目中不是把它比作晚近的分裂
局面，而是比作周代后期，即周王的权威下降并受到封建主权力挑战之时。
人们以封建——即分权和把权力转移给地方封建主——大势来看待这一形
势，而不仅仅看成是帝国的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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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隋唐两朝终于树立了中国一体化的思想，即一个领土统一的帝国
的思想。下面将要谈到，它们还建立了唯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势力马首是瞻的
外围领土地带；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们建立了由若干独立国家组成的隔离地
带，中国的文化、思想体系、文学、艺术、法律、政治制度和使用的文字在
这些国家中处于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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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化
隋唐时期发生的第二个历时甚久的大变化是政治生活类型发生的彻底改
变。从6世纪后期到11世纪这段时期，中国的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起了彻
底的变化，这只有从公元前500年至汉代初期的根本变化可以相比。甚至9
世纪的历史著作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组成有了完全的变化；在 11世纪，沈括在
寻找与隋代以前相似的社会秩序时，只好着眼于与他当时的中国迥然不同的
印度外国社会。
在近代历史学方面，内藤虎次郎在清朝已亡、中国的传统秩序正在崩溃
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首先研究了这一大问题。内藤认为，唐代和宋初代表
着中国“中世”期的终结和“近世”中国的开始；这里的近世的意思是，那
时开始定型的政府、行政和社会组织的类型基本上也就是传至他的时代的那
些类型。①
他非常概括地阐述了这些变化的特点，现转述如下。在汉亡以后的漫长
的大分裂时期，中国已被若干贵族集团控制，它们在地方和全国的社会地位
和政治优势是不容置疑的。它们不但垄断了高级官职，而且大力推行强调出
身和社会地位的官员荐举制，这样，他们的势力就深深地在各级政府中扎下
了根。它们一直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实行内部通婚，只有在取得政治利益时
才与圈外的人结婚。有些贵族与北方的非汉族征服者联姻，6世纪北方诸王
朝及隋、唐的统治王室就是从这部分贵族中产生的。到此时为止，某个统治
王室不过是一个特定的、暂时为帝的贵族氏族。保持巨大财富和权势的其他
大贵族氏族不过把皇室看作是其中的佼佼者罢了。皇帝与同一社会出身的高
级官员关系密切；一些重大政务是与他们在非正式会晤时决定的。因此，皇
帝不得不通过贵族同伴并在与他们相互获益的情况下进行统治。
在隋代，特别在唐代，随着全帝国的再统一，这种状况起了变化。贵族
的力量逐渐衰弱，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被职业官僚所代替，这些职业官僚依
靠自己的才能和教育程度并通过科举登仕，而成了统治王朝的代理人，而不
是本社会集团的代表。这样就扩大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使出身于小家族
的人也能进入官场。旧贵族逐渐消失。
随着政府官员的这一变化，皇帝的地位也改变了，他再也不仅仅是贵族
精英中的第一号人物，这些贵族精英中的一些人（如在唐代）甚至藐视皇室，
认为它是社会的暴发户。由于没有贵族的挑战，由于有了依靠王朝才能取得
官职、权力和势力的官僚集团，皇族以一种崭新的面貌雄踞于普通社会之上，
同时皇帝开始逐渐地扩大了他的专制权力，它在明代而达于极点。结果是皇
帝与社会之间、皇帝与他赖以进行统治的官员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扩大了。
内藤只是很笼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他原来不是搞学术的历史学家，而
是一位从19世纪90年代起开始研究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时事评论员。另外，
① 关于内藤的理论，见H。宫川：《略论内藤的假设和它对日本的中国研究的影响》，载《远东季刊》，14。4
（1955 年），第533—552 页；周一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载《史学年报》， 2。1
（1934 年），第155—172 页；浦立本：《中国史和世界史》，第一讲（剑桥，1955 年）；内藤的理论首
先在其《中国论》（东京，1914 年）发表，后又在其《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历史与地理》，9。5＇1922
年＇，第1—12 页）一文中和在他死后出版的1920 至1925 年在京都大学讲课的讲义《中国近世史》（东京，
1947 年）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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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作时近代西方历史科学才刚刚开始应用于中国的过去。他的观点已被后
来的学者作了许多修正和提高。我们现在对唐代社会的组成和对政治、制度
变化的确切性质等方面的了解，远比他的时代详细。我们知道，“贵族”是
一个比内藤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社会阶层，他简略地谈到的各种变化是逐步
实现的，它们的最后结果要到11世纪才变得明显起来。但是，内藤勾划的总
的轮廓，虽然主要凭直觉了解，对近代研究的发展来说却仍是站得住脚的一
家之言。
他的理论本质上是政治分析，虽然他把政治变化置于一个社会、经济和
文化发展的广阔背景中来考虑。他的几个后继者，特别是接替他在京都大学
执教的宫崎市定，并不那样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政治发展方面，而是深入研究
①
经济和社会史中若干主要的基础问题。他们还竭力想把中国的历史纳入世界
史的总的发展类型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组成的一个重要
集团认为，虽然晚唐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期，但不如说它是奴隶社
会阶段和封建主义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我将在以后再论述这些问题。
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
①
作出的。在战争年代重庆出版的两部主要著作和四五十年代发表的许多论文
中，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
实、严谨和令人信服。在使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方面，他的主要贡献是对不同
的对立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分析，因为这些集团为唐代的宫廷政治提供了动
力。他认为唐代是一过渡时期，在此期间统治皇室（其本身就是紧密结合的
西北贵族中的成员）主持朝廷，这个朝廷开始时被同一社会集团的人控制，
然后围绕贵族中对立的地方集团分化，再后来由于旧贵族和通过科举考试而
成为职业官僚的新阶级不断摩擦而分裂。他认为科举制度是为王朝提供官僚
精英的一种手段，这些人依靠王朝而不是依靠高贵的世系和世袭特权取得地
位和权力。陈教授及其支持者中的某些人主张，经过考试吸收的官僚集团的
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武后的审慎的政策，他认为武后是旨在打破西北
贵族对政治力量的垄断的“外人”。有人提出过一些很无说服力的论点，试
图考证这些“新官僚”就是新兴的商人和地主阶级。
陈寅恪的观点已受到详细的质问：武后促使官僚集团内部产生一批科举
出身的官员的作用肯定被夸大，也许被误解了；新官僚大部分从贵族的下层
中吸收，后者的组成比他设想的要复杂得多；朝廷的党争只是偶尔围绕着贵
族集团和中举士子的紧张对立才两极化，而党派大部分是某一特定问题造成
的短暂的结合，而不是他设想的那种长期结盟；贵族保持的控制比他认为的
①
控制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然而，他的分析对以后的研究证明是非常有成效
的出发点。陈的分析经过巧妙的发挥和提高，已成了蒲立本研究玄宗执政最
① 例如见宫崎市定的 《东洋的近世》（京都，1950 年）。
① 陈寅恪的理论最早在1944 年重庆出版的以下两部著作中发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
略论稿》。它们以后有几种版本，现只能在陈教授近期的两部文集中见到。编得极好的《陈寅恪先生论集》
（台北，1971 年）只收他1949 年前的作品。《陈寅恪先生论文集》（两卷，香港，1974 年；《补编》，
香港，1977 年）所收的作品较完全，但编得较差。
① 要了解这方面的某些文献，见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现的新证据》，载芮沃寿和崔
瑞德编： 《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 年），第83—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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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后几年唐代政治史这一最重要的著作的基础，此书的每一章节都很得益于陈
的研究成果，虽然陈对具体问题的明确的观点受到了挑战。
陈寅恪不但注意对立的贵族集团之间和宫廷党派之间的斗争，他同样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