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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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长达十万言。另外，本书各章衔接得不够紧密，出现了重复叙述同一人事
的现象，重复二三次的不乏其例，而对“安史之乱”的重复叙述就更多了。
本书虽然存在上述的缺陷和不足，但瑕不掩瑜，它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
的断代史巨著，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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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本书为第3卷，论述隋唐时期
的王朝历史，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原书于1979年出版，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本丛书的第4卷（即《剑桥中国隋唐
史》下卷）将在以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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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隋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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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论述隋唐时期（581—907年）历史的篇幅占两卷，本卷为第一卷。它旨
在为读者提供这一复杂时期的一部记叙体著作。在此期间，中国在政治制度、
与邻国的关系、社会组织、经济以及思想、宗教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等方
面都发生了广泛的变化。下一卷将详细论述制度、社会和经济变化以及思想
发展等大问题，并附有这两卷的参考书目。
只要浏览一下这一参考书目，就可以看出许多近代的学者已对唐代进行
了专门研究。中国学者因视它为中国政治力量和影响的鼎盛时期和在文化、
艺术等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王朝而深为注意。日本学者之所以专心致志于隋
唐时期的研究，不仅因为他们对这一时期有内在的兴趣，而且因为在此期间
日本深受中国制度的影响。结果，日本学者对隋唐时期的中国自然有一种深
入和本能的了解，因为后者给他们自己的国家结构、法律、制度、艺术、文
学甚至文字，都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西方学者也早就对这一时期着了迷，1753
①
年耶稣会宋君荣神甫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西文唐代政治史；近几十年，他们
为促进人们对唐代的认识又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
虽然隋唐时期比19世纪以前中国史中的任何时期更加受到近代史学家
的严谨的研究，但最广义的政治史却被忽视了，而且被视为理所当然。令人
奇怪的是，本卷论述的大部分内容甚至连近代的中国历史学家也未详细考察
过。只有隋代、唐代初年、武后在位期、玄宗后期和9世纪的前几十年才受
到应有的严谨的剖析。至于其他的时期，最佳的概述依然是非常明晰、审慎
和带批判性的著作《资治通鉴》，此书为司马光等人合写，成书于1085年。
①随着本卷编写工作的深入，我们对这位史坛巨子的仰慕之情也与日俱增。编
写《剑桥中国史》的原来的目的是提供当前认识状况的概要，但结果这几卷
的所有章节体现了对过去忽视的课题的新的研究成果。因此，有些成果仍是
假设性的。但是把许多各别的专题的研究成果通过按年代排列的详细记载联
系起来，这就突出了迥然不同的领域的发展之间许多未知的关系。我们确信，
本卷将为读者提供历史的前因后果，这又将给下一卷更专门的研究增添新的
意义。
通过本导言，我将扼要说明贯穿于这一时期并吸引过去学者注意的几个
主要论题，同时提请注意因我们掌握的原始材料的性质而引起的几个复杂的
根本问题，因为它们大大地限制了近代史学家的成就。本卷对各个阶段的论
述详简不一，这与我们掌握的各阶段文献资料的多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① 宋君荣：《唐代史纲》，载《中国论文集》，卷15 （1791 年），第399—516 页；卷16 （1814 年），第
1—365 页。虽然出版日期较晚，这部不朽的著作在18 世纪中叶就已在北京写成；1753 年宋君荣把它寄回
巴黎。《中国论文集》卷16 还包括他论以下内容的几篇论文：论唐代的穆斯林 （第373—375 页），论唐
代的人口（第375—378 页）；论西安的景教碑（第378—383 页）；论唐代的西域诸国（第383—395 页）。
① 关于司马光，见浦立本：《中国的历史批判主义：刘知几和司马光》，载W。G。 比斯利编：《中国和日本
的史学家》（伦敦，1961 年），第135—166 页。又见浦立本：《资治通鉴考异及730—763 年的史料》，
载 《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3。2 （1950 年），第448—4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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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的形成
在这几个世纪中，最重要的一个长期历史发展是始于重新建立了中国的
大一统。在此之前，秦汉建立的统一帝国已经崩溃。公元2世纪后半期中央
权威日益衰落，许多地方权力结构随之成长壮大。2世纪80年代的黄巾之乱
和其他民变及随之出现的几十年的内部冲突和近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最终
破坏了汉政府的有效的力量和权威。武力成了权威的唯一源泉，皇帝成了受
武将控制的傀儡。强大的地方权贵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地方的稳定和法律秩
序，他们个人拥有大量土地和众多依附于他们的农户和武装门客。公元220
年，当最后一位无权的汉帝让位给他的一位大将时，中国分成三个地区国家，
它们的中央政府都没有全盛时期汉朝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虽然晋在280
年短期内重新统一全国，但新政权并无有效的力量，并很快成了严重内乱的
牺牲品。几乎不久，即在4世纪之初，北方被一批批异族的游牧民族所蹂躏，
晋只作为一个地区政权而在南方苟延残喘。入侵者在西北有吐蕃血统的羌和
狄，在北方有匈奴及各种突厥人、准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他们蹂躏了原来为
中国最先进、最富饶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令人眼花缭乱地建立起一个个短
命的小王朝。北方经受了一个多世纪不断的战争、混乱、破坏和自然灾害的
苦难，才在440年由拓跋突厥人建立了一个稳定而统一的北方政权（北魏）。
虽然拓跋人在几十年中试图保持他们的文化特征，但他们与其前人一
样，发现自己不得不采用中国的制度并且与中国的社会精英合作。他们的传
统的部落贵族感到自己快被其中国臣民同化，于是作出了强烈的反应；随之
产生的紧张对立使北魏帝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即国中非汉族成分仍最为强大
的西魏（557年成为北周）和东北的东魏（550年成为北齐）。最后，在577
年，北周征服北齐，重新统一中国的北方，再度树立起西北人的政治和军事
的支配地位。
这几个世纪非汉族所占的政治和社会的支配地位给中国北方的社会和制
度带来很深的影响。各个外来统治王室的贵族经常与中国社会精英联姻。特
别在西北，那里出现的两个贵族集团所形成的社会精英与传统中国的统治阶
级迥然不同。这两个集团一为山西中部和北部的代北贵族，一为其权力基地
在山西西南、陕西和甘肃的强大得多的关陇贵族。它们的成员不但是混血儿，
其生活方式也深受游牧部落风俗的影响；甚至到了唐代以后很久，它们之中
的很多人仍既讲汉语，又讲突厥语；它们基本上是军人集团而不是文人精英，
过一种艰苦而多活动的室外生活；另外，如同其他游牧民族，它们的妇女远
比传统中国社会的妇女独立和有权威。
在东北平原，山东 （太行山以东地区，即今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几个
大贵族世家竭尽全力想保持它们作为汉代文化真正继承人的社会和文化特
征。它们注意不与外来的贵族通婚，在一定程度上不卷入宫廷的政治斗争，
在自己的地方根据地上保持强大的力量。
隋作为北周的后继者而崛起。与北周的统治王室一样，开国者杨坚（未
来的文帝）的家族也是西北的关陇贵族。这个家族的成员曾先后为北魏和西
魏效劳，而它本身就是一小批创建北周的强有力的家族之一。这批家族还包
括独孤氏 （杨坚之妻的家族）和未来唐王朝的李氏，它们通过复杂的婚姻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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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带而互相发生关系和与北周王室发生关系。根据以后发生的大事，隋朝虽然
标志着中国历史延续性的一个大断裂，但帝国的继承和创建在当时不过是一
次宫廷政变，是西北的一个贵族家庭接替另一个家族即位。后来唐朝的继承
也不过是把皇位移向这一紧密结合的家族集团中的另一个家族而已。在7世
纪和8世纪初期，隋室的杨氏、独孤氏以及北周宇文氏王室的成员依然遍及
各地，势力极大。
隋不仅使由西北各贵族大族组成的小集团的政治优势得以绵延勿替，它
还通过在前一世纪已被北方诸王朝所采用并行之有效的制度继续组织它的帝
国。在这一方面，唐朝也继续沿着几乎同一条路线走下去。因此，在占统治
地位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制度方面都存在着从北魏一直持续到唐初的强有力的
延续牲。
隋文帝执政初期是在北方巩固从北周接管的政体。不到几年时间，隋朝
便制订了新的法典，改造了地方政府的混乱体制并使之合理化，把京畿的官
署和地方的衙门结合成由强有力的中央控制的统一的官僚机器，振兴了国家
的财政结构，沿北方边境加强了对突厥人的防务。与北魏和其他北方王朝一
样，隋号称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隋文帝现在开始把它变成现实。
对南方的征服提出了几个崭新的问题。中国的南方最初被晋统治，后来
又由几个短命的王朝——宋（420—479年）、南齐（479—502年）、梁（502
—557年）、陈 （557—589年）——来统治，这样一直搞了两个世纪。南朝
都以豪华奢侈的建康 （今南京）为京都来发号施令，并被一小批强有力的贵
族门阀及其武将所操纵。它们政治上不稳定，它们统治的时期不断发生宫廷
阴谋、政变和篡位，它们不时企图收复北方，但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南朝
的中心在长江下游，但在这几个世纪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中国人开始向江南地
区移民，表现在安抚和同化那里的土著。
虽然南朝弱于北方，但在某些方面却比北方先进。南方的大家族大都是
从北方逃难来的，自以为与北人的气质迥然不同，鄙视北人，认为他们粗鲁、
土气，是半野蛮人。它们称自己是汉文化的标准的继承者，并发展了一种特
别典雅的文体、自己的哲学和佛学学派以及自己的温文尔雅的社会习俗。①
但两者更根本的差别并不表现在生活方式的不同和竞相声称自己拥有更优秀
的文化这两方面。
3世纪和4世纪的混乱对北方产生了社会和经济的深远而持久的后果，
大批人逃亡 （特别从西北），希望在四川、淮河和长江流域等比较安定的地
区避难和寻求新生活。数百万人在4世纪的不断战争中丧生。北方的大片土
地遭到破坏，人口减少，耕地荒芜，因此北方诸政体不断地力图鼓励它们的
人民利用土地获益。在拓跋人统治下，奴隶制又大规模出现了，这又引起了
社会混乱。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又恢复了自给自足的耕作制，社会倾向于密集
在由一个或几个大族控制的小地方单位内。交易和商业衰落，货币被废弃。
北朝诸政体就是针对这种局面制订它们的制度的；它们征收实物，政府的大
部分次要的职能都是通过劳役来完成的。
① 见上列图表4。又见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历史研究》，1 （1954 年），第33—51
页。
① 关于南方和北方社会精英的文化差别，见宇屋美都雄：《南人与北人》，载《东亚论丛》，6 （1948 年），
第36—60 页；此文转载于他的《中国古代之家族与国家》（京都，1968 年），第416—4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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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土地一旦被开垦，就远比北方的肥沃，产量就高得多；南方广泛
采用的水稻移植法使它能生产大量剩余粮食。贸易继续发展，货币的使用也
日趋广泛。南方诸政权对商业实行课税；货币在财政体制中起了比较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