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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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失误，同时他也认识到，朋党和宦官专权必须同时予以击败，否则将一
事无成。因此，尽管风险很大，他又搞了另外一次阴谋，其高潮是835年以
失败告终的甘露之变。
很明显，建立任何第三种势力需要的是既不受朝中朋党也不受其各自宦
官盟友控制的人物。可是，这一次皇帝与之密谋的人不是像宋申锡那样以刚
直方正而引人注目的官员，却是两位宫廷政治老手，即御医郑注和新任翰林
学士李训（823年登进士科，835年死）。郑注虽然是王守澄的朋友，却与其
他许多宦官形同水火。833年甚至有一个神策军将军曾想害他的性命。李训
是原来牛党宰相李逢吉的本族子弟，但他在9世纪20年代的贬逐时期对牛党
的政治丧失了热情。这两个密谋者自然都有野心，但却不是像他们的敌手后
来所指控的那种坏蛋；郑注的医术很受人称道，而李训则是一位对经典古籍
有一定造诣的学者。要打破朝政中历时15年的朋党之争，而代之以郑注和李
训的单一的新政制，这对文宗来说似乎并不理想，但因为这两人胆大而有谋
略，所以皇帝认为至少有改变一下政局的可能性。
精心地利用了牛李两党关键领袖人物的嫌隙之后，郑注和李训被皇帝在
职官制度内予以升擢，接管了原来被两朋党宰相所执掌的权力。我们在上面
看到，王叔文集团在805年预先策划的政变中因忽视了军队的作用而犯了一
个严重的错误。相反地，经过精心策划之后，郑注做了长安以西的凤翔节度
使，他从他所统率的军队中暗中调集了禁军突击部队。李训那时在做宰相，
他得到了京师许多官员的帮助，这些人被准许有自己的警卫队听候调遣。他
们的基本想法是引诱宦官脱离神策军的庇护，然后一举聚歼；这个战法一直
严格保密到最后一分钟。
郑注和李训夺取了他们原来的庇护人王守澄的权，接着投之于狱，最后
处死于狱中。为了做这件事，他们暂时与王守澄的宦官对手仇士良（781—843
年）结成了联盟。可是，甚至在处死王守澄时，李训和郑注就在计划收紧包
围仇士良的网。835年12月末某日早起的时候，宫内大臣通过事先的安排，
② 《资治通鉴》，卷245 第78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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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奏称“甘露”（天降的祥瑞）于前一夜降于外廷的石榴树上。文宗完全知道
已为宦官设下了伏兵，他便遣仇士良和其他宦官到外边去察看这一奇异现
象。正当他们来到伏兵即将突起的后院时，一阵风吹起了李训兵士藏身的帐
篷的一角。兵器的当啷声惊动了宦官，他们大多数人都乘宫门关阻之前惊骇
地跑回了内廷。他们在里边强迫文宗返回李训和其他政府官员力量达不到的
后宫。仇士良和其他宦官马上召集令人震畏的神策军，它的各小分队便被派
往官员住宅区屠杀可疑的朝臣。仅在政府区一个地方，据说士兵们就杀了一
千多人，并毁坏了许多印信、档案和文卷。以后几个星期军队不仅逮捕了主
要的密谋者及其属吏，也滥捕他们的全部家族和其他许多完全无辜的人士。
他们大搞逼供信。三位宰相及其家属公开在长安西市被处决。宦官们允许血
洗，直到836年初宣布宽赦和限制进一步审讯时为止。
宦官们随即着重考虑如何维护权力的现实问题，这意味着首先要对宫廷
的突发行动提高警惕，并且要在自己队伍内部查出密谋活动。他们还决定以
神策军仗卫宫内，但马上发觉不值得费此精力；如果把他们的部队置于这样
②
众目睽睽的地位，这只会激怒保守的舆论而不会有多少具体收获。旧的銮仪
卫队（南衙卫）已不起作用，而且，如果再要发生危险，神策军就近在咫尺。
只要把宫禁卫队骨干所拥有的长矛短剑一概没收，仇士良和其他权势宦官就
能够达到更加安全的目的。
总的说来，骚乱平息以后，宦官们就想照老样子行使他们的权力，也就
是说要避开公众的视线。这部分地是因为有些节度使暗示要进行军事干预，
①
以阻遏赤裸裸的宦官专政。而且还因为宦官也愿意与官僚阶层重建一种李训
和郑注上台以前曾经存在的工作关系。一个引人注意的不同之处是，朋党双
方的成员都同时做宰相，而在以前权力却走马灯似地在两个朋党之间来回倒
换。另外，朋党的次要成员实际上被任命为宰相，而那些知名领袖的地位的
恢复却很慢，他们从方镇上回长安要经过严密监督的步骤。这可能反映了宦
官在政府内廷的会议上有了更大的势力，影响当时官僚个人安全的状况同样
也反映了宦官们的这种势力。宦官说服文宗撤掉保护宰相的卫队（这是自815
年武元衡被刺以来就实行的办法），其目的无疑是要使宰相感到自己更易遭
受压力。如果个别官员的言行出格太远，宦官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例如
宰相李石（784—845年）在838年就曾险遭不测。
甘露之变的失败似乎使文宗神情沮丧。836年宦官的意图变得一清二楚
之后，他对政务越来越没有兴趣了。他无精打采，凄凉惨淡，厌于廷议对问，
甚至再也没有兴味谈诗了，他饮醇酒求醉，并且悔恨过去的错误，他开始盘
算他在历史上的地位。839年他要求观看《起居注》，以了解对他的写法，
但却被编纂的官员谢绝。这表明，他担心被写成了历史上遗臭万年的皇帝。②
他在喝醉时曾对一位年轻的翰林学士赐酒并呜咽地说，古代最不堪的君主只
受制于诸侯，而他本人却糟糕得多，竟会受制于家奴，即宦官。这一年他旧
① 《资治通鉴》，卷245 第7910—7922 页。又见横山裕男：《唐代的官僚制和宦官——中世纪近侍政治的
结束序说》，载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的社会和文化》（东京， 1970
年），第417—442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5 第7923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5 第7923—7924 页；《旧唐书》，卷161 第4232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6 第7940—79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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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复发，840年初去世，时年30岁。
皇位继承问题的危机随着文宗身体状况的恶化而发展，这是晚唐历史中
继承问题比较复杂的一次。原来的太子，即文宗唯一有资格继承的儿子，在
838年被杀死。太子之死的情状疑莫能明，但文宗显然同意处死他，因为文
①
宗越来越不宠幸太子之母，又被太子的年轻浮躁所触怒。在他死后的一段时
间里，敬宗的一个冲幼的儿子当了太子，但由于他的年岁和有病的体质使局
势很不稳定。另外两个皇位候选人出现在宫内，他们都是文宗的幼弟。安王
溶是后宫中有权势的杨贤妃之子，他得到母党族人、又是牛党宰相的杨嗣复
及一些宦官的支持。另一可能的帝位继承者为颍王，他是神策军中尉等人拥
立的对象，他们最后取得了胜利。文宗本人对这最后的选择竟无能为力，因
为他一贯不能在这样重大的事件上下决断；总之，到了839年，他耗费了大
部分时间来哀痛他儿子之死。中尉仇士良及其盟友能够假传圣旨立颍王为摄
政王。文宗死后颍王即位，他是穆宗的得以君临唐帝国的第三个儿子。获胜
的宦官集团立即设法处死了另外两位王子、杨贤妃以及他们在宫禁中的支持
者。②
武宗朝 （840—846年的李德裕）
武宗即位以后，政治报复行为从内廷蔓延及于外廷。最初的打击目标是
牛党的宰相杨嗣复和李珏（785—853年）；这两人是在文宗时代的末年爬上
最高官位的。仇士良既要罢他们的官，又要他们的脑袋，因为他们支持过武
宗的弟弟和对手。武宗并不反对这个想法，也可能让人们处他们以死刑，若
不是最不可能为他们辩护的李德裕出头干预的话。李德裕在840年末被任命
为宰相，他不顾朋党的利益，激切地为他的政治对手们的性命请命，不是一
次，而是三次向皇帝迫切陈词，并且动员朝廷的舆论来支持他的行动。最后
③
武宗咆哮着向李德裕说道：“特为卿等释之！”很少有更好的例子能说明李
德裕在这位反复无常的天子面前所享有的如此特殊的恩宠以及他如此善于发
挥宰相的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时五十几岁的李德裕，已为获得这样的机会准备了
一辈子。他的传记和诔词异乎寻常地谈到了他的抱负、克制和干劲。但是，
除了他个人的奉献和自力更生精神以外，他还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他
善于找出和利用每一个可能推进他的事业的关节。自然，他是宪宗时代的贵
官和宰相李吉甫之子，从一开始就沾了很大的光，但在他的公务生活中再没
有什么偶然机遇之赐了。在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代，李德裕在方镇中入幕，
度过了他早年的大部分生涯，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他著名的父亲而涉循私之
嫌。可是，他在方镇任职时期小心翼翼地巴结了一名宦官，据说给了这个宦
官以巨贿，使之能关照他的利益。在这个宦官回到长安以后，李德裕被穆宗
召为翰林学士，这不是一个年轻人能凭偶然机会得到的职位。
李德裕在翰林院中结好于李绅和元稹，像前面已讲过的那样，他卷进了
日益扩展的朋党活动之中。在这个时期内，李德裕在实际协调他们那一派的
① 《资治通鉴》，卷246 第7935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6 第7943—7946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46 第7949—79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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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略时究竟做到什么程度，这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9世纪的20
年代和30年代，他离开长安比在京师做官的时间多得多。他两次任浙西节度
使，在长江下游的那个方镇几乎长达八年之久；他又在西川供职三年，在这
里获得了对外事务方面的经验。他在9世纪30年代初期文宗时代确曾做过短
时期的宰相，但甘露之变的密谋者编造一个情节把他也株连在一个莫须有的
叛逆罪名中，此后他便被贬为湖南南部的一个刺史。可是，他没有被贬逐多
久。甘露阴谋失败以后，他又被任命为节度使。通过他与另一名宦官——仇
士良的下属——的友谊，李德裕最后在840年被召回长安，在新皇帝下面当
了宰相。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武宗于846年春去世时止，李德裕是唐王朝京
师里主宰一切的政治人物。
李德裕作为宰相的政治作风肯定地是赞成儒家的理论和实践中主张搞极
权主义的一派。他钦佩管子和西汉的一些强有力的宰相。他继承他的意志坚
强和说干就干的父亲的品性以及他在几个方镇任内拥有的长期行政经验，使
他自然而然地能够把一个负责的宰相之治运用到高级行政中来。他的作用受
到皇帝的嘉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同于代宗后期元载的强人统治。它
也大大不同于唐代的制度，因为按照唐代的规矩，国家大事都要由几位理论
上权力相等的宰相在皇帝面前展开辩论，宰相们在文宗晚年出于派性而争吵
①
不休。与此相反，李德裕现在被赋予实际权力，能为政府做出几乎所有的重
大决定。据我们所知，他的方法是先搞一个最小规模的磋商，再彻底检讨有
关的讯息和情报，然后独自退往后花园拟定计划。这种方法特别不寻常，因
此值得他的同时代人予以评论。通过他留下的大量政事文书来看，我们知道
李德裕之享有一位极端干练的行政官员的名声，不光是同情他的历史学家描
写的结果。他善于掌握细节；会斟酌别人的长处和短处而量才加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