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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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更合乎道德原则的态度。但是，它并未告诉我们李吉甫有什么观点，而
且正像现代学者冯承基所指出的那样，皇甫湜的文章写完以后所出现的一些
①
混乱事件，使人不能不怀疑李吉甫就是它要打的靶子。最重要的是，皇甫湜
的试卷没有什么预言性价值；文中所指的具体现象不可能反映到以后几十年
的炽烈政治斗争中去。它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气质风格，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
分歧。
几位最重要的朋党领袖所写的更耐人寻思的论文 （特别是李德裕、李宗
②
闵和牛僧孺的论文），也引起了同样的解释上的问题。根据我们当前对唐代
思想史的了解，它们发表了一系列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从文章的题目和对
题目发挥的观点看），远远多于其发表的政治哲学上一贯的歧见。这些论文
多半对于任何深远地促进社会进步的前景表示悲观，认为在混乱之际不能有
所作为；但是，文人学者不能简单地规避责任而不去选择拯救社会之道。因
此，这些论文从古代摘取了一些嘉言懿行——其中有些是合适的，有些不可
尽信；它们还把传统观念 （如“私”字）加以牵强附会，以期与眼前问题联
③
系起来。论文的作者们在朋党倾轧不已和政治安全无保障的时候提出了值得
思考的问题。但是它们都没有把哲学和政治的组合加以任何联系，也没有说
明是什么观点和态度把这些人分成李党或牛党。
学者们推究两党之间对于实际政治问题的歧异，一般都集中在宪宗时代
的战争问题上。如上所述，李吉甫一向主张对割据一方的方镇采取坚定立场，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主张用兵。反之，李绛则反对812年迫使魏博镇就范的办
法，而且魏博确实不久自动听命于朝廷了。这两位宰相在812至814年之间
的冲突有着一切传统对抗的因素，引起后世历史学家极大的关注。这个有限
的一系列事件被概括地描述成：牛党是主和派；李党是主战派。但是，我们
为什么要把9世纪第一个十年代这两个人的争论和十多年以后的牛李党争等
同起来呢？有什么理由把李绛甚至称为牛党的一个精神追随者呢？就我们所
知，他从未直接攻击过李德裕，也从未在9世纪20年代积极参与过牛党的事
务。事实上，他受到过穆宗和敬宗时代牛党宰相李逢吉的严厉批评。至于说
到和战之别，为什么要忽视牛党的成员也被卷进9世纪的各种军事问题中去
呢？（例如李逢吉就曾主张对822年的宣武镇叛乱用兵！）或许人们会说，
牛党诸宰相对方镇敌手的态度要更慎重一些，但是，把他们看成和平主义者
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如果只是因为裴度和李德裕都是有能力的军事领袖便
把他们当做始终如一的和不顾一切的武力论者，那就只会越说越乱。何况大
多数同方镇交锋的真正重大的军事冲突，在9世纪20年代中叶朋党斗争开始
加剧时已经发生了。对于9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那些小兵变如何定
① 冯承基：《牛李党争始因质疑》，载《文史哲学报》，8 （1958 年），第135—146 页。
② 例如李德裕： 《李文饶文集（外集）》，载《全唐文》，卷708—710 。
③ 《全唐文》，卷682 第10—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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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很难想象它们能对全面展开的朋党之争有那么深的影
响。或许这时期长安的政治人物都对重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感兴趣。在这
个他们共同关心的大前提下，对具体的军事和防务政策的意见的倾向性是很
难加以评价的，而且我们也不能排除事后在历史记述中因加入了专门的辩护
和伪造的材料而造成歪曲的可能性。①
近年来学者们对牛李党争提出了社会学的解说；它是以中国历史学家陈
①
寅恪的著作为基础的。陈寅恪很注意分析唐代统治精英集团的社会背景的变
化，特别是旧贵族的没落和无门阀的新兴官僚相应的兴起，这样就把注意力
集中到了考试制度的作用上，认为它是实现社会晋升的手段。按照这一社会
学的解说，牛党的权力以通过科举入仕为基础，而李党则是世家大族的堡垒，
用世袭的荫庇方式取得做官资格。有许多表面上的理由使这个假说很有吸引
力。牛党最著名的领袖牛僧孺和李宗闵都是进士出身，他们的联系要强固一
些，因为他们都是“同年”；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及其许多同僚维护科举制
度在感情上是利害一致的。另一方面，作为宰相之子和天潢贵胄的李德裕并
非进士；他嘲笑科举鼓励士子们做官样文章，哗众取宠，不务实际；而且他
在833年第一次任宰相时就暂时改变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可是，在这里我们
又碰到一个以片言只语为根据的假设，它们只考虑到几个重要朋党参加者的
观点，而却推而广之使之代表整个朋党的共同利害。第 10表概括了砺波护的
研究成果，它的结论表明，按照表中开列出来的情况看，两个朋党甚至在科
甲人数和巨室后裔人数上都是旗鼓相当的。这就使朋党双方泾渭分明地有所
谓拥科举的一方和反科举的一方的说法不攻自破了。无论如何，人们已严重
地怀疑所谓大量下层人民通过科举获致大权，也同样怀疑用科举和荫庇作为
②
社会出身标志的正确性。实际上，在唐代文献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不可
能断定某个人的背景，即说不清他的籍贯、直系家庭的财产状况、他在家族
内部的地位以及婚姻关系等。不能说中举的士子一定出身寒素，而利用荫庇
的人就一定是来自名门和大族。
表10 9世纪中叶政治朋党中可考成员数字一览表牛党共41人
（甲）郡望出身者：20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7人
2。仅中进士举者：12人
3。荫庇除官者：1人
（乙）非郡望出身者：5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2人
2。仅中进士举者：2人
3。胥吏：1人
（丙）出身不详者：16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3人
2。仅中进士举者：7人
① 例如可看831 年的维州事件；《资治通鉴》，卷244 第7878、7880—7881 页；又见《李文饶文集》，卷
4 第6 — 7 页。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1956 年再版），第2 编。
② 取得功名和利用荫庇特权这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请看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掘的
新证据》，载芮沃寿与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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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入仕方式不详者：6人
李党共22人
（甲）郡望子孙：12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4人
2。仅中进士举者：5人
3。荫庇除官者：2人
4。仅中制科举者：1人
（乙）非郡望出身者：7人
1。中进士举者：4人
2。武人出身者：1人
3。入仕方式不详者：2人
（丙）出身不详者：3人
1。中进士举者：3人
我们所了解的关于朋党成员的具体情况，还不允许我们做出社会或经济状况
的分析。实际上，朋党领袖们有许多类似的特性、经验和目标，这充分证明
最高层的斗争主要是阶级内部的斗争。虽然以辟召的方式选用官员肯定可以
使某些下层人物脱颖而出，但是，如果要在诸朋党的上层之间作出前后一贯
的社会学的区分，证据就远远不够了。
835年的甘露之变
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王叔文及其一伙在805年想改变唐王朝政治轨道时
发生的事情。9世纪30年代也发生了一件最有兴趣和有同样悲惨后果的事
件。这一次事件是由文宗皇帝发起的。事实上，他曾两次想打击宦官和朋党：
第一次是在830—831年，它得到了一位宰相的帮助；第二次在835年，它利
用了搞甘露事件的一些密谋者。
那些废黜敬宗皇帝的宦官甚至当他们还想继续控制敬宗的继任人时一定
懂得，政府仍需要一位至少是能力极低的皇帝。可是，如果他们以为文宗不
①
够精明，不足以危害他们，那他们就打错了算盘。除了少数例外，这时期反
对宦官的舆论的声浪已经减弱，因为他们权势太大，同时也很清楚，文宗自
己也正在为他统治时期的缺点而大为苦恼。据说，他特别恼怒自己无能力控
制宦官王守澄和给穆宗治病的医生，即出入宫禁的常客郑注（835年死）。
在皇帝看来，这些内廷显贵都是政治腐败的象征。830年，文宗开始秘密地
与宋申锡（833年死）讨论此事；宋申锡此时是翰林学士，既不附牛党，也
不属李党，因而是皇帝可以信赖的少数官员之一。他们两人决定从政治上裁
抑宦官。
宋申锡被擢升为宰相并开始拟订计划，但所进行之事竟以某种方式泄漏
①
给宦官了。他们马上转入反攻，声称已获得表明宋申锡实际想废文宗而立其
爱弟漳王的证据。在这关键时刻文宗动摇了，对自己丧失了信心，他得不到
可信赖的忠告，又害怕自己有生命之虞。他下令勘讯宋申锡，另外，宦官们
① 《资治通鉴》，卷243 第7856—7858 页。
① 《旧唐书》，卷167 第4370 页；《资治通鉴》，卷244 第7871—7872、7875—78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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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亲友中搜捕到许多可疑的人。牛党的宰相除了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外，并无一人仗义执言出来救他一命，只有几位中级官员冒着极大危险劝说
文宗把审讯从内廷移往外廷——换言之，使宦官不能控制。宋申锡被宣判有
罪，但幸免一死；他大约于次年卒于贬谪之所。
文宗除了对宋申锡事件感到震惊以外，他还对朋党领袖的行为感到灰心
失望。他不时听到和看到不体面的损人利己的话语和小动作。他继续在两党
之间举棋不定。831年为一次不大的边境事件召开的廷议中出现了政见的公
开交锋，此后文宗便免了牛僧孺的相位，而第一次把李德裕提升为宰相。但
是， 833至834年的李德裕的执政期也和以前宰相的执政期一样，充满着斗
争。除了上述这些麻烦之外，这位年轻的皇帝又在那一年犯了病，如果我们
相信这一次病与顺宗的病历有着非常奇特的巧合的话，他也是害了暂时口不
能言的病。可是，由于郑注的护理，文宗的身体状况挨过冬天后稍有好转。
在大约此后的一年中，他默默地考虑着国家的政局，几乎像一个旁观者那样
注视着事态。李德裕下去了，李宗闵重新上了台。他在834年抱怨道：“去
②
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到了这时，文宗似乎已在后悔他在宋申锡事件
中的失误，同时他也认识到，朋党和宦官专权必须同时予以击败，否则将一
事无成。因此，尽管风险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