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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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后来又在808至809年武元衡平定西川时当过武氏的幕宾。但他那时在
战争政策上并无一定之见，并在812年负责了微妙的谈判以贯彻李绛在魏博
的计划。他再一次当过武元衡的幕宾，在815年的刺杀武元衡事件中他适在
武元衡身边，因此受了伤。宪宗盛怒之下决然立即起用裴度为相 （尽管有些
小心翼翼的朝臣很怕进一步激怒方镇），以此表明他继续推行中央集权化政
策的决心。裴度挺身用命，不怕有人再次对他行刺，他的勇气赢得了皇帝极
大的敬重。
讨伐淮西和成德的战事弄得旷日持久，一直从816年延续到817年，这
时朝廷官员就错在哪里和怎么做的问题，议论纷纷，意见越来越不一致。朝
廷经常军前易将，且不谈淮西节度使进行的顽强防御，仅就阵前易将来说是
决不可能改进战略上有问题和官军内部协作很差的情况的。许多朝臣都深为
悲观，他们越来越认为只有放弃战争才是避免中央政府彻底垮台的唯一出
路。皇帝始终死抱着靠更佳的战术来解决问题这一希望。817年他终于被说
服暂时放弃了与成德作战的第二战线，而专心致力于淮西之役。几个月以后，
宰相李逢吉（758—835年）和王涯 （约760—835年）再一次提出军费浩大
和师老无功，这引起了朝廷内有一派人吁请停止一切战争活动。这时裴度说
服宪宗让他个人去统领南方官军，并且让他戏剧性地深入作战地带，以便平
息各将军之间的无谓纷争和组织军队作最后的努力。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
淮西之役暴露了自安禄山叛乱以来帝国军事行动中常见的各路兵马各自为战
的一切最坏的毛病。对于他这次任务的执行情况颇多疑问，因为有关这次任
务的记载代表了不同的看法。必须把采取决定性行动突然攻取淮西府治的功
劳归之于著名的将军李愬（773—821年）——8世纪80年代战争英雄李晟的
①
儿子；但我们有理由说，裴度在政治和组织工作方面给他铺平了道路。可以
肯定，是他负责把宪宗一贯使用的宽厚政策应用到淮西被征服地区人民的身
上 （可是反之，对叛乱领袖则处以死刑）。这一政策能在战事一旦结束便使
淮西安定下来。对于宪宗来说，裴度是时代的英雄，荣誉像雨点般倾泻在他
身上。那些不积极主战的宰相们都脸上无光了。此后不久，裴度前往协调讨
伐平卢的最后一战。
裴度所享有的当之无愧的政治显赫地位是这一时期官僚制度向着更强大
和更突出自己的方向转变的最高表现。但是如上所述，君臣之间有不可跨越
一步的雷池，过了这个限度就可能发生冲突。还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裴度的继
任者不效法他，而以杨国忠或元载为榜样呢？宪宗不得不关心的是，比如说，
高级文官在统带大兵作战时不是把统兵看成为了应付特殊情况的特殊安排，
而认为这是某种必须拥有的权利。他的担心正是步了他的前辈们的后尘，因
为唐代以前的皇帝们都想分裂或限制所委托的权力范围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
功。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防范官僚阶层把权力联合起来向至高无上的皇权挑
战。虽然宪宗比德宗或代宗更乐意支持振兴官僚的特权和士气，但他在保持
国家的最后控制权方面，其决心并不小于代宗和德宗。
① 《新唐书》，卷71 上第2179—2244 页。又见《新唐书》卷73 下。
① 《旧唐书》，卷170 第4416—44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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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冲突很快就在文职事务方面爆发了。宪宗在818年想任命皇甫
镈 （约755—820年）和程异（819年死）为宰相。裴度和其他许多大臣都激
烈反对，虽然任命五品及五品以上大员本是皇帝个人的例行公事，它有别于
对六品及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现职的绝大多数下级官员是由吏部照例委任
的。可是，随着宰相权力的加大，他们必然想左右皇帝对高级官员的挑选。
皇甫镈和程异的任命事件很令人感兴趣。这两人都是财政官员，或者更
确切地说，他们都是在淮西战役中急需军费时帮助政府筹款的人。他们的税
收措施快捷而方便，因此可能很粗暴，但是史料对他们成见太甚，很难对这
①
种说法作出评价。 （皇甫镈之知名主要是由于他雷厉风行般地改进了漕运效
率，程异之知名则是因为他在817年去东南为财务出了一次公差，便弄到了
两百万缗来应战争之需。）但是，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背景。不像裴
度所属的裴家是那样的名门巨族，安定的皇甫家不是头等世家大族，但也是
②
第二等郡望。程异的出身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他不是生于最上等人家。另
一对程异不利之点是他曾经与王叔文集团中的暴发户有瓜葛。
这两人被提升到极品大官一事，引起了京城里对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资格
的一片议论之声。裴度连同另一个也是大家族出身的官员崔群 （772—832
①
年）带头攻击他们，说朝廷如果用了这样的小人是会留下笑柄的。裴度还指
责他们两人无能与不诚实，说他们的行事早已激怒了出征士兵，因此可能在
将来引起麻烦。
宪宗自然懂得裴度反对的真正原因，结果反对皇甫镈和程异的声浪未产
生效果，因为皇帝决定自己建立一套任命大臣的标准。可是，裴度很不明智
地逼着摊牌，把对皇甫镈和程异的任命同宪宗的整个政治成就因道德解体而
毁于一旦的可能性联系起来。他以自己的名望来对抗皇帝的声望，这种立场
很近似于大不敬罪。因此宪宗别无选择，只有把他免职。裴度被免职后照例
任节度使，他实际上做了重要的河东节度使，这事件便在公众中无形消失。
可是，它揭示了晚唐朝廷内的大量权力关系上的问题。
长期反对使用宦官的斗争，也与上述情况相同。确实，宪宗要确保使德
宗时代常见的那些宦官丑闻在他的治下越来越少。这部分地是因为宫廷办事
手续已有所改革，而且宦官在宪宗初期也一度对朝政敛迹。可是这种对更正
统的反宦官意识的让步很快表现出基本上是象征性的。例如，被裴延龄在 8
世纪90年代恢复并由宦官担任工作的内库，于805年名义上予以撤消，以取
悦于官员们。但是，当德宗的储备大部分在约于809年充了军需以后，宦官
们在财政事务中又活跃起来，虽然外廷官员一再抗议也无济于事。
宦官干涉军事，在宪宗朝始终是个特大问题。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
——做密探、招权纳贿等等，组织严密；他们不仅抓神策军，甚至也在许多
方镇部队和长安将要成为将军的人中插上一手。宪宗偶尔似乎也愿对政治压
力让步，例如在刘辟事件中他就曾暂时解除了宦官对神策军的兵权，但事实
证明，在其他情况下他又非常举棋不定。他解除了吐突承璀讨伐成德镇之役
的领导权，后来又打发他离开朝廷，但不久又在813年免掉了吐突承璀的主
① 《新唐书》，卷54 第1379—1380 页。
② 见池田温：《唐代郡望表——以九、十世纪的敦煌写本为中心》，载《东洋学报》（东京），42。3—4（1959—1960
年），第80、88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0 第7752—77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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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政敌李绛的相位，因此这名宦官又回到朝廷担任了一个要职。 ①
对宪宗时代宦官在京师里活动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我们只能猜测。但表
②
示他们权益日益增长的标志是810年设置枢密使职务之事。第一位任枢密使
的人是宦官梁守谦。在9世纪大部分时间有两个这样的枢密使，他们主持的
官署称为枢密院。唐代的枢密院不是宋代那样的掌兵机构，它只是宦官在外
③
廷和皇帝之间发挥传递文件的作用时派生出来的组织。它成了宫廷里协调宦
官所参加的其他各种活动的一个机构，因此，看来应该把枢密院一词翻译为
④
宦官宫廷议事会才是。枢密院可能是向皇帝进言的一个非正式顾问性机构。
它肯定地在皇室和监管神策军的宦官之间起着联系作用。两枢密使和两神策
军监军总称为“四贵”。总之，枢密院拥有徽章和其他津贴，足以使任职者
对人夸耀，使外人羡慕，所以它是宦官利益的集中点。后来在9世纪，枢密
使有了足够的权力来抗衡或控驭宰相，但与往常一样，他们的权力也是皇帝
为了控制他们才授予的，而且直到宪宗去世之年，皇帝似乎能紧紧地控制大
部分宦官的活动。
这不是许多传统历史学家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约在818年以后的一个
时期各种大不敬的行为有所增加，而以820年初期皇帝的死达到了最高潮。
⑤
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都认为是宫监陈弘志弑了宪宗。这事件不可能真正得到
证实或反证，但它却引起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宪宗当时只有四十多岁，在他
把注意力从讨平方镇战场上转移到进一步在长安搞改革之前，清除宪宗是为
了宦官们的利益吗？从这时起以迄唐末，宦官每次在拥立皇帝的问题上拥有
的大权力显然都有其政治后果，所以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这次暴力事件其
实是这种政治行为的开始。但从另一方面说，宦官作为一个集团为什么要加
害于对他们做过那么多好事的皇帝呢？像后来许多次拥立危机那样，宦官们
之间是否也已分裂，各以某一皇子的性命为赌注来搞垮对手？我们知道，宦
官梁守谦在宪宗的儿子穆宗时期（820—824年在位）是很得势的，他在这事
件之后仍然活了下来，而吐突承璀则没有活下来；大概吐突承璀成了内部权
力斗争的牺牲品。梁守谦还杀死过一个皇子，以使问题得到有利于穆宗的解
决，而且他还给神策军散发赏赐以笼络人心——这个旁证看来是很有力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讲宪宗因服药过量而死；宪宗死后，宦官们发现，他们
未能就拥谁为帝的问题达成协议。像晚唐的大多数皇帝那样，宪宗也潜心研
究炼丹术，非常醉心于长生不死之药，许多这种药物都含有恰恰会起反作用
的毒素。据说他在晚年表现为精神不安定，而长期积累下来的剧毒物质的效
应足以说明为什么他的烦躁病态经久不愈。宦官们当然要为皇帝的练丹术试
验提供方便。但是，那时又有皇甫镈和其他一些外臣积极支持术士和宫里的
①
合药行家，其中一个甚至被任命为天台山附近的县令；这一史无前例的优宠
行为当然激怒了正规的官员。对于宪宗的不得善终，大家按儒家的惯常说法
①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03 页。
② 《册府元龟》，卷665 第8 页。
③ 《文献通考》，卷58 第523 页。
④ 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75—76 页。这个译法由刘义永（音）提出，见他的《神策军与宫
廷机构，755—875 年》，伦敦大学1970 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⑤ 《资治通鉴》，卷241 第7776—7777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0 第7754—77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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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道德普遍堕落的结果，这当然也很有理由，但不能帮助我们了解皇帝
之死背后的更重要的政治问题。后来关于皇位继承的斗争并不难于评价，因
为我们可以从结果逆推其理，特别是可以看看是哪个宦官集团取得了胜利。
但是归根到底，唐代的宫廷阴谋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司马光也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