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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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10年和819年所定的制度措施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宪宗有意要把他
的军事胜利的形象长期地固定下来。不过对于另外几次胜利，我们知道的甚
少。但是，虽然中央政府在9世纪的初期和中期已能较紧密地控制地方政府，
这个过程很可能从未完成。在宪宗以后，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几位皇
帝都很软弱，他们除了守成之外没有其他作为，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连这
一点也没有做到。在唐帝国的各个地方都发生了方镇与州之间程度不同的权
① 《资治通鉴》，卷242 第7799—78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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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调整情况，不过除了极少数事例以外，我们已很难推想这种权力调整的情
况了。
宪宗初年的政治转变
在某种意义上说，唐代历史上新君即位往往是中央政府的一次补偏救弊
和实行人事变动的时机，但是在805年，宪宗遇到的问题却异乎寻常。在前
10年中，实际上每一个利害上沆瀣一气的集团有时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
位，或者至少被暂时排斥而不能掌权，例如唐德宗以很坏的态度对待职业官
僚，二王集团又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宦官。整个政界都期待宪宗能恢复他们被
侵夺的特权。他们对他的要求常常互相矛盾，气氛也弄得很紧张。①
在皇帝和职官之间显然需要有所和解，这便是他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政治
问题。新皇帝摆出了大家所期望的姿态来显示他的正直——遣散了多余的宫
廷乐工；拒不接纳所贡的50名妇女去充实后宫，等等，但是，德宗和顺宗在
最初都是引人注目地来显示他们的热忱，到后来反而使官僚们失望，而宪宗
的诏令却是卑之无甚高论，重点只谈要恢复官署正当的办事程序和重建朝廷
的德治。例如，宪宗在拒不接受荆南所献的两只寿龟时，他不仅禁止将来再
有人贡献远方异兽，还命令把所有这些“祥瑞”都交付有司处理；他不愿意
见到它们，不愿意知道它们，除修王者之德以外不愿做其他杂务。②
这些行动对于严谨的官僚的风纪来说一定很有鼓舞作用，同样，他们对
新皇的关于改变供职条件和奖赏忠勤的命令也抱有热烈的希望。在唐代，它
们包含在每逢国家大典——例如新帝即位、改变年号、皇帝寿诞和重大的军
事胜利等庆典——时必发的大赦（赦宥）令中。大赦令是一种被人们忽视的
史料，对它们的广泛研究会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因为它们经常包含总的政
策声明和国家形势的总结，以及一些关于特殊豁免、大赦和对贵族、各级官
吏、平民百姓——有时也对某些个人——的提升和发放俸禄情况的内容。③
806年的大赦令（因改年号为元和而颁布）确实包含了宽大的让步内容。
它确实是宪宗初期热情的某种表现；德宗在他统治的最后13年中没有颁布一
次大赦，这个间歇期间之长很有些异乎寻常。806年的大赦令给现职文武官
①
员都颁赐了相应的勋或爵，其中包括神策军和地方军队的将军们与军官们。
对安禄山叛乱后的任何时候特别立过军功的人的儿子都赐以官，对他们的孙
子则赐以出身的权利。对于中央和方镇显宦的已亡故的父母也给以身后的哀
荣。对于安禄山之乱后所有位居宰相之职的人以及对于在代宗和德宗流亡期
间仍然在他们身边效忠的人，也另给荣衔。所有宰相和兼宰相衔的方镇官员
（即所谓“外使宰相”或“使相”）以及其他三品和三品以上的大官都可选
一子立即当官；这是正式“选”试之外的便宜办法。它还规定在学校内设立
100个“学生”的名额以招收无业的文人学士。
至于这些内容有什么实际意义，这还很难说。可能有许多人重复享受某
① 见《资治通鉴》，卷236 第7614—7615 页；《旧唐书》，卷14 第411 页。
② 《旧唐书》，卷14 第411 页。
③ 《唐大诏令集》，卷2 — 5、卷9—10、卷29、卷68—74、卷75、卷79、卷83—86、卷123；《册府元
龟》，卷83—91。
① 《唐大诏令集》，卷5 第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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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待遇，但也有些内容实际上几乎无人可以享受。但是重要的是下列几点：
（1）宪宗给了几乎每一位官员以某种关怀；（2）那些有可能被遗忘的不满
分子，例如那些舍此即不能得到一官半职的军事英雄的后裔们也得到了安
抚； （3）那些官居极品的人尤其受到优渥；（4）有了定时屡颁大赦令的希
望。
这一安抚性的和论功行赏的政策也扩大到某些具体个人身上。郑（752
—829年）便是最好的例子。郑原为翰林学士，曾在805年2月支持顺宗
的继位权，后又安排顺宗逊位于其子宪宗。为了酬报他的忠诚，宪宗任命郑
为新设的翰林承旨，后更为宰相。郑在宰相位内的三年半时间政绩平平。
他的任命显然是政治性的，而且一经研究无疑就会发现，那时的一些高级任
命不乏与此相类似的情况。②
和这些发展相联系的是宪宗对政治上的不良分子实行了有节制的报复的
明智政策。首要的打击目标当然是王叔文集团，如上所述，他们已被斥逐异
域。但重要的情况是，除了二王本人之外，宪宗不像其祖父德宗当年可能做
的那样，他并未处死一人。另外，清洗的范围非常谨慎地只限于真正参与过
805年事件的那些人，并不像历来所为的那样殃及罪犯集团的家属或亲朋故
旧。在二王集团以外，宪宗甚至更加审慎。他下令终止了某些确实罪恶昭彰
①
的行为（例如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东南时的淫佚放纵即是），但是皇帝
显然知道，如果要有力地处理最近的一切坏事，那可能失之公正和造成分裂，
因为这样不免有不少挟嫌报复和其他特殊情况会起作用。
在社黄裳做宰相的805年后期和807年初期这一段时间，皇帝和官僚的
新关系甚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杜黄裳（738—808年）是原
为宰相而又与二王集团关系非常密切的韦执谊的岳父，在通常情况下他不大
可能晋位宰相，因为株连同伙向来是一般规律。可是，杜黄裳曾经避免直接
卷入二王集团，而且他助长了他的女婿对二王集团的疑虑。杜黄裳之能够官
居极品，充分证明了宪宗怀抱着和解的政治姿态。除此之外，杜黄裳不同于
年迈的杜佑 （他一直在长安做荣誉性的宰相，直至812年去世时为止），虽
然也同样处于高龄，却享有实权。杜佑很受尊崇，但看来被视为知识界中我
行我素的人，而杜黄裳则是传统的经世论主流中的代表人物。他是进士，原
为战争英雄郭子仪的门生故吏，也是政府许多重要衙署的老臣，例如他做过
吏部侍郎，这在8世纪末年是尚书省内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他曾主持791年
的进士考试。他也有许多直接的敌人。在8世纪90年代中叶他与裴延龄发生
过冲突，在德宗的半隐退的时期根本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在官僚集团中，
人们再也选不出比他更能说明问题的典型的人了。
杜黄裳是宪宗要实行军事中央集权化计划的政治推动者，他是第一个在
①
朝廷公开提出皇帝应该遵循德宗的“姑息政策”还是应该另辟蹊径的官员。
宪宗这时对于采取突然的军事行动仍然持审慎态度，他认为对西川的叛乱将
领刘辟采取任何行动必须有周详的准备，但是杜黄裳坚决认为有前车之鉴，
所以必须先发制人。他说服宪宗任命神策军使高崇文统领全部禁军，因为宦
官只会在军事系统和地方机构中间扩散贪污腐化的影响，而且他们也不宜于
② 材料来自严耕望： 《唐仆尚丞郎表》（4 卷，台北，1956 年）。
① 《资治通鉴》，卷236 第7621 页；卷237 第7630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7 第7626—7627 页；《旧唐书》，卷147 第3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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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兵打仗。不管这种说法有什么失实之处——杜黄裳死后被指控曾接受高崇
文的贿赂——杜黄裳显然已把他的前程押在了这场战事的胜负上面，因为他
还指授了这次进兵的方略。如上所述，神策军对刘辟的讨伐大获全胜。宪宗
对杜黄裳的勇气既感激，又钦佩。
君臣之间如此相契，使得杜黄裳有机会同皇帝更加认真地讨论理论问
题，即讨论关于贤明和正义的统治以及正确行使政府功能等老生常谈的问
题。他的意见都是正统的：他主张皇帝应该是上天与尘世之间的联系，是列
祖列宗与今世之间的联系，是国内百姓与四夷之间的联系；他应该知道上下
之分，轻重之别。具体说来，这话意味着宪宗应该把实权授给经过仔细挑选
的下属，特别是经过慎选的宰相，并应避免对政务统得过细。按常情说，我
们可以把这些议论视为又一套陈词滥调。但是，宪宗和唐代其他许多皇帝不
一样，他对这一类问题真诚地感到兴趣，特别是在他即位后的头10年中更是
②
如此，而在这种场合下，他谈话的对象是一位经过考验的实行家，而不是一
个只知背诵儒家经义而无所作为的人。所有史料都着重表明，这样的讨论对
唐宪宗起过很深刻的影响。我们应该相信这种说法。宪宗对官僚的政治和解
态度一直延续到后一个10年的相当一段时间。至少在9世纪第一个10年的
中期，皇帝经常与宰相商量问题，又恢复了许多外廷的制度。正像将在下面
要叙述的那样，宪宗的兴趣和官僚的兴趣并不全然一致，所以中央政府内部
的合作和和谐程度必然有限。但是比之仅仅五年前德宗时代的僵局来说，新
的气氛显示了要变好的大转机。长安官方的许多人都希望唐王朝的中兴会指
日可待。
宪宗朝廷的极盛时期
宪宗朝廷的鼎盛时期从806至807年的胜利开始，一直延续到815年宰
相武元衡被方镇恐怖分子刺杀时为止。807年杜黄裳已年约七十，而且也可
能有些风声涉及他后期的经济问题，所以他被派往山西南部做河中节度使而
光荣地退职，次年便死在那里。为了取代杜黄裳，宪宗同时拔擢御史武元衡
（758—815年）和翰林学士李吉甫（758—814年）为宰相。这是宪宗时代登
用一系列优秀人士居相位的最初两个人：以后诸人则有裴垍、李绛（764—830
年）和裴度（765—839年），都值得大书特书。这显示了皇帝真正想在高级
官僚中尽可能选用最优秀的人才。比起前任的一些宰相，新宰相的年岁明显
地下降了。他们大多数是五十岁上下的人，成年于8世纪的最后25年中。他
们虽然不像皇帝那样年轻，但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比原来当权而又生活在兵
戈满地和政局动荡中的老一辈宰相们更投合宪宗的锐进之气。宪宗时代的宰
相们在致力于中央集权化的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反过来又有助
于恢复外廷在8世纪90年代已丧失的某些影响。我们不妨在这里简单介绍一
下宪宗朝鼎盛时期的三位关键人物——武元衡、李吉甫和李绛。
武元衡是武后（684—705年在位）家族的后裔，也是她家族中的第四代
官员。他在783年举进士。此后他任过各种官职，例如做过方镇的幕宾、监
察御史、县令、比部员外郎，804年则做过御史中丞。在德宗晚年，他曾辞
去他的一个官职以抗议京师禁军引起的骚乱。或许就是这个原故，二王集团
② 例如可看 《资治通鉴》，卷238 第76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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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文人们曾在805年请求他就任一个礼仪性官职，他不无识见地置之不
理。在他于807年被提拔为宰相以前，宪宗曾派他到御史台和户部任职。在
他第一次做宰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