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0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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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咸安公主嫁给了回鹘可汗为可敦，还有一大批丝绸和奢侈品作陪嫁；作为
回报，回鹘人答应帮助中国对抗吐蕃。计议中要与哈里发及印度联系的事从
未进行，但在中国与回鹘同盟 （它在840年以前一直是稳定的）的重建，对
于晚唐的历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
的，也发生了许多把关系闹得很紧张的事件，其起因是回鹘人发起的以马换
中国丝绸的贸易的条件，另外干脆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即中国人对居住在长
① 伯托尔德·斯普勒： 《突厥人出现以来的中亚史》，载《中亚史》（《东方学大纲》），第1 部分，第
5。5 章第148—162 页；J。R。哈密尔顿：《九姓回纥与回纥人》，载《亚洲杂志》，250 （1962 年），第23—24
页。
② 见V。米诺尔斯基： 《塔明·伊本·巴赫尔在回鹘人中的游记》，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2。2
（1948 年）。
① 788 年起回纥改称回鹘。——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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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和其他城市的回鹘人的粗野行为有着强烈的反感。中国与回鹘的联盟大大
地耗费了唐王朝的国库，但它至少使中国免遭北方游牧民的蹂躏，这与唐代
初年突厥和契丹几乎不断的威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可是，在8世纪80年代后期还不能立即看清楚，李泌的全盘战略是否真
能取胜。790年吐蕃人大举进攻安西 （今吐鲁番）和北庭的中国军事哨所，
②
这两地是唐王朝在7世纪为了分别监护天山南北路而设置的都护府的故地。
这些边远城镇因吐蕃入侵甘肃而孤立于绝域，已有约30年之久，只是偶然有
几个向北横穿回鹘领土的旅行者带回一些消息。与此同时，回鹘人出于贸易
的缘故，对安西和北庭特感兴趣。790年，他们会合少数滞留的中国军队反
击了吐蕃军队，但是在次年秋天，吐蕃决定性地打败了大批回鹘部队。791
年中国从此结束了在东突厥斯坦的行政权力，几乎达一千年之久。
由于南诏脱离吐蕃而回到唐王朝的势力范围内，亚洲内陆的战略均势在
8世纪90年代又变得有利于中国。南诏是六个大的部落集团结成的联盟，在
人种上是藏缅族，它约从650年到900年统治着现今的大部分云南省。虽然
南诏很早就向唐朝进贡，但它与中国的关系在8世纪的第二个25年加强了，
那时唐玄宗派特使册封了南诏王。这个国家逐渐提高中央集权的程度，并把
国都建立在今昆明西北洱海边的大理。8世纪初期的几位南诏君主自觉地模
仿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但是，在安禄山之乱以前不久，南诏王可能被中
国在他的边界迅速增加行政机构所激怒，攻打了附近的唐王朝都护府衙门。
南诏借助吐蕃之力粉碎了中国随之而来的讨伐行动。后来由于唐政府越来越
专心于对付河北叛乱，南诏就投入了吐蕃的怀抱。南诏统治者向吐蕃称“弟”，
①
他的某些部队也并入了吐蕃的军队。自此以后，南诏便成了位于南诏之北的
剑南西川 （在今四川和西藏的西康地区之间的边界上）的真正威胁。中国两
位很能干的将军崔宁 （从767年到779年为节度使）和后来的韦皋 （从785
年到805年为节度使），在西南边疆对吐蕃和南诏部队打了一仗又一仗。如
果他们牵制南诏的努力失败，唐王朝就会陷入深深的困境，因为剑南西川一
旦被蹂躏，长安就不大可能阻挡来自西方和西南方的钳形夹击。可是，对中
国说来很幸运的是，在8世纪80年代末期，南诏对吐蕃的附庸关系在新南诏
王异牟寻（779—808年在位）的影响下开始有所削弱。韦皋写了一系列信给
大理，希望利用异牟寻对吐蕃人的沉重赋税和征兵压力的烦恼情绪。大约到
了792年，唐朝的压力开始初见成效，794年初南诏正式宣告不奉吐蕃的宗
①
主权，而恢复了中国属藩的地位。这两个国家在795年联合起来于昆明附近
攻击吐蕃军队，并且在韦皋的领导下于801年进军深入到吐蕃腹地。这些重
大胜利，再加上坚决反对中国的吐蕃赞普和首相在796至797年期间相继死
去，以及吐蕃的北部和东部边境面临着牢固的联盟等等因素，促使这个国家
放弃了战斗，从而结束了唐王朝半个世纪的对外战争。到了805年，新皇帝
宪宗得以安心地把注意力放在国内事务方面了。
② 布尔达·埃克塞迪：《北庭的回鹘人和吐蕃人（公元790—791 年）》，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布
达佩斯）， 17 （1964 年），第83—104 页。
①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卷2，第675—677 页。
①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卷2 第677—686 页；樊绰：《蛮书》，向达的《蛮书校注》本（北京，
1962 年），附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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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时代的中央集权进程 （805—820年）
河北方镇叛乱爆发时宪宗不过是个幼儿，当叛乱结束时他也还只是个孩
子。但是在他于805年即位时，他已经是27岁的成熟青年人，而在他的成长
期间他亲闻目睹了他祖父的屈辱和他父亲的孤立无助的处境。从他在位期间
的作为可以充分看出，宪宗既很坚决地力图振兴皇室的威望，同时又对于朝
廷内的政治势力有详细而深切的了解。他是晚唐最强有力的皇帝。
力图中兴唐室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显示中央政府在战场上能有所作为。②
从806年到819年，宪宗在反对六个最桀骜的方镇时成功地在七次重大军事
对抗中取得了进展。在取得领土和政治的进展以后，政府还接着推行了各种
制度上的改革以补其不足。结果仅在15年内就大大地恢复了长安的权力。当
然，宪宗没有能够再建立玄宗时代的大一统帝国。事实上，在9世纪初的十
多年中曾一度驯服的三个独立的东北三镇，在20年代又离弃中央政府并且再
也没有重返中央的怀抱。其他许多方镇虽然效忠于朝廷，但也在各自的地盘
拥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可是重要的一点是，再也没有爆发像8世纪那样大的
叛乱的迫在眉睫的危险了。的确，在宪宗死后的国内40年和平时期中，843
至844年昭义镇的叛乱是唯一的一次重大波折。他在朝廷与方镇之间搞了一
个新的变通解决办法。我们尽管有种种保留，朝廷显然在这里仍占了上风。
此外，唐帝国已经充分地重建起来。唐帝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虽经9世纪末
和10世纪初的大动荡而历久不衰，直到宋朝开国前仍是如此。不论从哪方看
看，这些都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业绩。
宪宗对那些弄权的方镇发动对抗时是很小心谨慎的，因为他决心不重犯
德宗在部队未准备就绪以前就鲁莽从事的错误。在806年初期，剑南西川节
①
度使韦皋死了，他的部下刘辟将军要求继承韦皋的职位。皇帝答应了他的请
求，因为他认为在即位之初不宜马上去对付这一最后通牒。可是两个月以后，
刘辟竟要求掌管唐政府把今天四川省一分为三的所有三个镇。大约25年以来
剑南西川一直是防备吐蕃和南诏入侵的重镇，而且正像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
的那样，这种肆无忌惮的挑战预示着会有一批持强烈敌视态度的方镇要求扩
张大片领地。宪宗已站稳脚跟，拒绝刘辟的第二个要求，用禁军给他以反击。
806年秋天，中央政府的部队出乎预料地在对刘辟之战中取得了轻而易举的
胜利。刘辟及其上层谋士均被处死，在朝廷选派的新节度使之下恢复了秩序。
这里在往后的几十年中也出过一些零星的麻烦，但它们大多数是由于难以在
这种种族复杂的地区推行中国的行政制度所引起的，而不是因为州镇无视长
安权威的结果。
到了807年春天，全帝国的方镇开始看到了京师重振旗鼓的气象。长江
三角洲富饶而盛产稻谷的浙西镇节度使李锜故意藐视皇帝要他朝觐的命令，
想在新皇帝变得过分强大以前给他一个难堪。于是在他邻近的一个节度使的
指挥下，迅速对李锜组织了一次讨伐。不到几个星期，李锜的畏罪的下属罢
黜了他，后来他在长安被处死。如我们所料，朝臣们都无比高兴，大家都在
② 彼得森：《中兴的完成：宪宗和诸镇》，载芮沃寿和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 年），
第151—191 页。
① 对战争的记述取材于 《资治通鉴》（卷236—241 ）和《旧唐书》（卷14—15）。另见彼得森：《中兴的
完成》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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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唐室的真正中兴。特别是神策军和从忠于王朝的淮南征调来的讨伐部队
在这两次战役中表现得很出色，出现了能与皇帝的决心相得益彰的普遍的信
心。
更加麻烦得多的对抗发生在809至810年，这时朝廷向河北三大自治方
镇之一的成德发起了挑战。这是宪宗自己挑动起来的第一次事件，而且也像
德宗在781年向东北挑战那样，问题还是节度使的继承权问题。成德镇原节
度使在808年死去，次年年中他的儿子王承宗要求朝廷任命他为名副其实的
节度使。8世纪80年代的战争以后，成德镇在前几次移交权力时，每次都由
长安照例予以批准，虽然批准是很勉强的。这一次受了最近几次胜利鼓舞而
变得胆大起来的宪宗，决定不失时机地革掉当地自决节度使继承人的陋习。
他想要王承宗做些让步，其中包括交出成德镇属下的两个州来换取批准，但
这一妥协马上破裂。809年后期爆发了战争。可是，政府的讨伐军在次年初
春陷入困境。首先是军费开支太大；其次，把各忠顺的州镇抽调来的杂牌兵
①
协调统一起来的问题不能够完满地解决。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宪宗委
派宦官吐突承璀（820年死）为讨伐军指挥官，这一举措虽不是史无前例的，
但在朝廷看来也是很不寻常的，特别是在这样一场重大战役中更显得不可思
议。下级将军们的士气因吐突的无能而受到挫伤。宪宗经过劝说终于相信，
讨伐成德镇的时机未成熟，因而在810年年中双方都撤出战场。王承宗保留
了节度使职位。
军事行动在往后几年中中辍，因为宪宗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正在为了安排
好未来的战斗而想尽方法加强他们的政治和财政地位。吐突承璀卷入了一桩
①
贪污案件，被解职和流放，皇帝说，“朕去之轻如一毛耳。”809年，宰相
裴垍 （死于813年）实行了一系列财政措施 （这一点将在下面详述），据说
在811至812年税收便增加了。宪宗时税收、免税、官员的编制名额和薪水
等方面的一系列诏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朝廷政策的关系都尚未得到详尽
的阐发，虽然这些方面的大量材料散见于各种史料之中。可是，也许可以有
把握地说，皇帝实行军事中央集权化的运动把唐帝国——政府和人民一起—
—几乎推到了它能力的极限。当然，从宪宗时代的中期起，朝廷对于国家财
政的讨论就越来越热烈。财政问题是太复杂了，不能很快地求得解决。
810年到814年之间经济上取得的任何进展，比之所感受到的政治进展
很可能就大为减色了。比如在812年，东北另一长期闹独立的方镇魏博竟然
自愿归顺朝廷，从而结束了经历四世的这个世袭节度使职位。曾经讨论过进
军魏博并使之完全按照长安的条件顺服的可能性，但这个方案最后被否决。
宪宗对它的归顺作出的反应是大量赏赐金钱，并且作出几项礼遇的表示，例
如准许该节度使更换更响亮的名字，以示对浪子回头后的厚爱。这种不费吹
灰之力的胜利看来成了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