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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节

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0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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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掩蔽他们的活动。例如,受人尊敬的杜佑便被委以盐铁使职务,而财政大权 
  实际掌握在杜佑名义上的副手王叔文的手中。由于二王除了在太子底下仅有 
  的秘密结合之外没有其他权力基础,所以必须承认,他们的声势只是隆盛一 
  时。他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经验。他们没有完全掌握翰林院,没有利用宰 
  相的职权去安抚朝中的真正有权势的集团,同时也没有赢得军方对他们事业 
  的充分支持——哪怕只有一小部分禁军的支持就足以使天平倾向自己方面, 
  而阻止敌人再次获得主动权。他们在财政上也失于检点,即也有所谓的贪污 

① 《资治通鉴》,卷236 第7616—7617 页;《唐大诏令集》,卷30 第113 页。 
② 见伯纳德·S。所罗门: 《唐顺宗实录》(麻省坎布里奇,1955 年);浦立本:《顺宗实录》,载《东方 

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2  (1957 年),第336—344 页。 
③ 浦立本: 《公元755—805 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注13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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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化的行为。王伾因在职受贿而发了大财,据说为了防避盗贼,他居然命令 
  他的妻妾睡在盛满黄金和丝绸的大箱子上。即使可以认为这些针对个人的指 
  控夸大失实,但这个集团很可能利用国家钱财与别人结盟,例如提升了几个 
  有权势和闹独立的方镇大员,同时对皇帝的诸弟和子孙们大量赐与采邑,从 
  而使他们取得了名副其实的“实封”。政府职位只给与二王集团的支持者, 
  很可能还出售,但是我们没法说清楚这种做法涉及的面到底有多么广泛。 
                                                                                 ① 
       对于这一蓄意进行的改变中的改革成分,就更难以说出所以然了。他们 
  公开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说得上是激烈的改革;至于采取措施控制宦官、禁 
  止未经批准的贡献等等,这都在德宗初年已有先例。但是可能有人争辩说, 
  他们宁愿朱通过制度变革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沉浸在模糊不清的道德教化问 
  题上。有人认为他们互相鼓励,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并以伊尹、周公、管仲 
  和诸葛亮相标榜,因为所有这些人物都被看成古代“积极实干”的宰相。在 
  唐代的知识界中,学者们常把这种态度和杜佑联系起来,因为杜佑在《通典》 
   (801年)和其中已失传的论文选集《理道要诀》(803年)中都强调指出, 
  古代的价值应作为原则的本源使用,而不能把它作为当前社会的一成不变的 
  模式。他主张政府应发挥一种积极的、干预者的作用,珍视法律的效用,并 
  且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的基础首先要在经济上家给人足。杜佑在二王集团的 
  事态中处于什么地位还不太清楚,但是正像浦立本所说的那样,“即令杜佑 
  本人并非二王集团中的秘密参议人物,他的思想对他们也是很有影响的,而 
                                                ① 
  且他被认为是领导和激励他们的源泉”。杜佑的个人助手刘禹锡和柳宗元的 
  情况更是如此。可是总的说来,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过于模糊不清,他们的 
  总的观点和实际政策的关系也过于脉络不明,因此不好肯定地断言二王集团 
  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至少在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文化史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前, 
  情况就只能是这样。②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有中国历史学家王芸生所写的一 
  篇很有趣的文章,他认为二王集团的努力是真正的改革者的作为,它们反映 
                                                     ③ 
  了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的利益。按照他的意见,二王是为了庶 
  族集团的利益而反对宦官和其他豪族地主集团的掩蔽性人物,其中包括顺宗 
  的励精图治的继承人宪宗在内。我不相信他已证实他的说法,弄清了二王集 
  团的社会—经济根源。可是他搜集了一些重要的材料,因此我认为很重要的 
  一点是,在对待统治精英集团中的经济差异的问题上,我们应取虚心的态度。 
       无论如何,对二王的反应主要是政治性的。宦官的敌意是容易理解的。 
  节度使(特别是在西部、西北和北部诸镇)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关心的是要 
  看到他们与朝廷中的联系 (这往往包含与宦官的关系)不受干扰。但是,如 
  果二王集团的改革果真是认真的,为什么绝大多数官员不支持他们?首先, 
  二王所使用的搞密谋的方法有失人心,否则,就可以赢得很多良好的反应。 
  其次,虽然二王的表面目的是恢复官僚的权力,但是他们更要按自己的条件 
  和自己的利益来重振官僚的权力。当时的朝臣们对这一点是知之很深的。有 

① 浦立本: 《公元755—805 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第107—113 页。 
① 浦立本: 《公元755—805 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第110 页。 
② 特别是在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思想中辨认出来的唯物主义成分方面是如此。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 

第4。1 卷,第7 章。 
③ 王芸生:《论二王八司马政治革新的历史意义》,载《历史研究》,3 (1963 年),第105—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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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的是,唐朝末年的政府官僚们虽然有很多共同的政治教条式的信念,但 
他们很少联合起来反对皇权及其仆从,如宦官。在官僚阶层内部各小集团里 
面,其成员都以朋友和庇护关系的情谊为重,并把它置于整个官僚阶层利益 
之上,这便是政治上的决定性因素。在下面对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朋党 
问题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政治人物感到自己顺应政治现状比尝试改革更 
加容易和有利,哪怕这样做他们会损失一点点威望也在所不惜。对于个别官 
员来说,他们相当害怕自己官职的升迁会落后于人。在二王集团的重大行动 
失败以后,一直到835年的甘露事变时,官僚们才又想以武力来改变政治结 
构。 

                        八世纪下半叶的对外关系 

     公元8世纪50年代的安禄山之乱所引起的唐代各方面生活的变化,并不 
比中国与当时其他亚洲列强的关系的变化更激烈。唐玄宗的军队向北曾推进 
至蒙古,向东北曾推进至满洲南部,同时,一条力量单薄的中国的绿洲前哨 
蜿蜒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并深入到准噶尔。他的扩张政策完全以令人生畏的 
军事力量为基础,但归根到底,他的基础则是乐于提供资金的驯善的人民和 
一个切盼听到皇帝的军队在边疆不断报捷的朝廷。安禄山之乱摧毁了许多思 
维方式,这种雄图大略的拓边观念也在最先被放弃之列。外域人马上出现在 
中国的大门口:吐蕃人占据了陇右道,回纥人前来帮忙,但是要价是很高的。 
     如上所述,安禄山之乱以后外事方面极度紧张的状态终代宗之世都是这 
样。它的经济影响也很深远。维持一支足以延缓——即令不足以停止的话— 
—吐蕃人前进的边防军,其费用成了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何况帝国的经济由 
于安禄山之乱及其后果已经陷入混乱状态。这时期为了保卫长安而花费的供 
应每年超过150万缗,尚不包括每年得花100万匹绢以交换回纥人的战马, 
因为中国的养马地和牧场现在都已没入吐蕃人之手。边境地区的军屯制度也 
已被破坏,而要使这一制度适应新情况的努力则需要几十年才能见效。 
     到779年,吐蕃人对西北的入侵已使双方的军队呈衰弱之势。唐德宗在 
780—781年决定向吐蕃人议和。双方的会议在最初是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例 
如怎样遣返被拘留在拉萨的唐朝的使节问题。吐蕃人对中国人的意图抱疑虑 
态度,但是新上任的吐蕃首相尚结赞立刻看出,那时与中国缔约比继续攻战 
有利得多。783年开始谈判并于次年签署的条约规定了两国之间的边境和无 
人地带应在沿甘肃和陕西的当前军事控制线上。它还规定了交换俘虏和难 
民。条约还把吐蕃人现已占领的大片土地正式割让给吐蕃人。德宗之所以同 
意订立此约,主要是因为河北诸镇在781年爆发了叛乱。事实上,这是一项 
很重要的外交成就,因为它保证了唐帝国的西部边境的安全,使中国军队能 
腾出手来承担东线的任务,其代价不过是承认既成的事实而已。 
     可是,在783—784年的战争危机之后,休战协定又被两个签字国所破 
坏。吐蕃人曾经保证要帮助唐政府讨平叛乱,但是在784年,有一支前往解 
救中国人的吐蕃部队反而投向了叛乱皇帝朱泚。在唐政府方面,它收回了把 
安西和北庭的亚洲内陆殖民地割让给吐蕃人的含蓄的诺言。结果又爆发了敌 
对行动。尚结赞因为深知唐政府已被内部战乱所削弱,就采取了攻势,在785 
年和786年深入到陕西腹地。他深深了解唐王朝的宫廷政治情况 (顺便说一 
句,这个例子说明在当时使用间谍和国家之间搞阴谋诡计的活动是多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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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他派人刺杀了中国军队中最优秀的将军们。他的计划两次得逞,而在 
  787年,第三位将军也几乎在谈判期间被杀,其实这次谈判是吐蕃人所设的 
  圈套。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凉劫盟”,使得中国朝廷为之哗然。中国和 
  吐蕃长远利益的各不相容,现在已是很明显了。德宗遗憾地被迫放弃了他曾 
  认真地考虑过大约八年之久的与吐蕃结盟的想法。 
        回纥人是中国另一个自然的择友对象。回纥人在6世纪中叶到7世纪中 
  叶时原是突厥大草原帝国的臣属,但是从7世纪40年代起,他们自己也变成 
                                                                                      ① 
  了突厥语游牧民的九姓回纥(突厥文为To…quz oghuz)新联盟的首领。突 
  厥帝国大约在7、8世纪之交得到复兴,但在744年被九姓所推翻,从此九姓 
  便变成了亚洲内陆大草原北部占统治地位的大国。直到840年,回纥人 (我 
  们仍用它为九姓的总称)在今蒙古地方的鄂尔浑河上的首都斡耳朵八里进行 
  统治,这里很靠近未来成吉思汗的大帐。回纥人,在北方称尊的时候逐渐进 
  入半定居生活。他们有文字,有文化,并建有富丽堂皇的帐篷城做宫室之用。 
  回纥人通过粟特人传教士皈依了摩尼教;这些粟特人传教士最后在回纥国家 
  取得了很大的世俗势力,他们或者做政治顾问,或者当可汗的使臣,或者赞 
                    ② 
  助粟特的行商。这些商人以厚利吸引回纥投资者入伙经商,特别在进行横穿 
  亚洲的长途贸易时许以厚利:这条路线是从中国的西北部出发经过回纥领 
  土,再穿过天山而直达撒马尔罕、布哈拉,最后抵达波斯和地中海。回纥人 
  为了维持他们的半定居活动,很注意保持他们赖以生存的游牧骑兵;这种骑 
  兵在9世纪30年代还一直是东亚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如上所述,回纥骑兵部队曾在安禄山之乱中帮助过唐皇室,但是德宗因 
  回纥的傲慢的将领那时曾给他以羞辱而有一段辛酸的回忆,因此他在8世纪 
  80年代无意与他们结盟而不计后果如何。吐蕃人的和约失败以后,宰相李泌 
  在787和788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来说服皇帝捐弃私嫌,而以国家利益为 
  重。李泌对付吐蕃人威胁的计划是泛亚洲规模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 
  玄宗时代的将军们在中亚的开拓精神。李泌论证说,中国如果与回纥、今天 
  云南的南诏藏一缅部落联盟、阿拔斯哈里发国家(即大食,“在西域为最强”) 
  和印度 (天竺)结盟,中国就可以孤立吐蕃并使之国力耗竭。李泌坚持说, 
  与回纥会盟是他的这个建议的基础,他以辞职相要挟而终于说服德宗放弃不 
  愿讨论此事的顽固态度。回纥新可汗为了自己的原因也愿改进同中国的关 
                                 ① 
  系。在788年,中国和回鹘终于达成了三次重大和亲中的第二次。德宗的女 
  儿咸安公主嫁给了回鹘可汗为可敦,还有一大批丝绸和奢侈品作陪嫁;作为 
  回报,回鹘人答应帮助中国对抗吐蕃。计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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