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0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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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几十年来，监军制度在地方上招人厌恨，但是从这时起监军也令人
生畏。德宗还用宦官作为信使。一个宦官信使通常在宣读诏敕之前能够在他
的目的地索取礼物，这办法被称为宣索。甚至还有几件被严厉批评的事件，
即宦官奉命全权去边远的南方执行军事绥靖或民政任务。令人感兴趣的是，
高级宦官有时也想以家族形式延续他们个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办法是把其
他年轻的宦官抚为义子。这种做法日趋精巧，他可以包括娶妻，收养女，收
显要的军人为子。公元791年朝廷正式批准了这种收养办法，可能是为了限
定每个宦官只能收养一个儿子，而不是为了鼓励多收养，但是养子制度在那
时已欲罢不能。这样形成的家族也在朝廷政事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积极进
取的现代学者们已经整理出了二三十个宦官家族。①
① 《资治通鉴》，卷235 第7571 页；《册府元龟》，卷667 第2 — 3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35 第7579—7580 页；《唐会要》，卷72 第1295 页，以及卷86 第1582 页。又赵翼：
《廿二史札记》，卷20 第420—423 页、432—434 页；唐长孺：《唐书兵制笺证》（北京，1962 年版），
第102—104 页。
① 矢野主税：《唐代宦官权势获得因由考》，载《史学杂志》，63。10 （1954 年），第34—48 页；王寿南：
《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117—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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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此种种原由，整个唐代的官吏们仍然渐渐地被迫去学习怎样同可
鄙的宦官阶级打交道。宦官不再是居于幕后的幽灵，而正在成为政治舞台上
的正式演员。
那么，德宗在位的最后10年间，正式的职官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除了
著名的制度史类书《通典》的编者杜佑（735—812年）以外，在795年和805
年之间任命的宰相中，没有一位宰相是像李泌或陆贽那样的能人。可是，在
进一步深入研究那些在这个人们不太了解的时期官居政府高位的人以前，我
们还很难做出持平之论。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名声受到不公正的轻视，因
为他们心甘情愿地完全屈从于皇帝。事实上，正是唐德宗本人自觉地置官僚
们的情感于不顾，也正是他有意识地突出他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宰相人选，才
激怒了起居注作者和历史学家，从而使整个这个时期变得暗淡无光。
德宗在他的最后10年中经常把自己关在斗室之内，长时期不接触政府官
员。可是我们知道他并未偷闲，因为人们批评他不识大体，只会关心政府里
鸡毛蒜皮的事。朝廷里的日常活动杂乱无章。皇帝临朝和宰相上班的时间都
不再遵守，虽然有若干证据表明，皇帝以及官员对这种过失都负有责任。很
显然，宦官们继续占据皇宫内的关键职位，处理官员的文件和接受皇帝的口
谕。他们占据着这样的位置就使他们大约在795年以后能够影响中央政府的
大部分正常工作。①
但是，要说德宗是像历史学家所指责的那样放弃职责，完全听从宦官，
那也可能不对。首先，德宗在这整个时期一直是最高统治者。宦官们并没有
损害他，就是受他保护的那些人也没有受过伤害，这与宦官们以越轨行动对
待某些9世纪的皇帝是不大相同的。第二，外廷的受压抑状态使得宦官的实
际作为在相形之下显得更重要，而这种情况可能在历史材料中夸大了他们的
影响。最后，应该记住的是，德宗使用宦官是为了私人的目的，不需要求得
官员们的同意。例如在财政上，德宗重新任用宦官做他私人宫廷金库的保管
人，从而被公认恢复了他们在德宗早年统治时期受到限制的权力。但是，这
与他战后的总方针是一致的，因为他想绕开拖拖拉拉的公事程序，能使他爱
②
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特别是，宦官一仆役和德宗对待独立方镇的审慎政策
（即贬之为姑息的政策）两者的结合，就不公正地玷污了这位皇帝的声誉。
重要的是要知道，虽然宦官地位在德宗时代的上升为他们后来的政治权
力打下了基础，但是，他们在8世纪90年代的收获是在一个并非傻瓜的皇帝
之手中取得的。相反地，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大胆地行动，不管这对于不
能从德宗的行动中受益的官员们来说是怎样地不舒服。德宗的确离开了朝政
的老规矩，但是当唐帝国的均势受到严重威胁时（例如在798年至801年发
生河南的兵变和暴乱时），他迅速地作出反应，并且果断地恢复了秩序。没
有哪一个朝臣，也没有哪一个宦官有足够的势力向他挑战。
顺宗时代一次未遂的政变 （805年）
在进入9世纪前后的一个时期，一小撮不满于政府的官吏开始聚集为太
子——即未来的顺宗皇帝——的扈从。他们经常讨论社会和政治骚动、宦官
① 《资治通鉴》，卷235 第7575 页；但可参照《唐会要》，卷24 第466—467 页。
② 室永芳三：《唐末内库的存在形态》，载《史渊》，101 （1969 年），第100—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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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起的暴行以及平民的痛苦——一句话，他们议论德宗政府，理想主义地
谈论如何使时局得到改进。据说顺宗也亲自参加了这种意见交换，他为唐帝
国的扰攘状态着急。这个集团的头子和顺宗是老相知，他是个下级官员，名
叫王叔文（806年死），原籍今浙江的越州；他之能涉足长安是因为他善弈
围棋。王叔文巧妙地提醒他的庇护人不要过于任意发牢骚，因为这样做总是
①
会有被控为叛国的危险。顺宗虽然听从了他的进言，但还是继续在他自己的
宫内着了迷似地倾听王叔文对未来政府所拟的计划，如说某某人将来应当宰
相，又某某人应该是重要的将领，如此这般，不一而足。渐渐地王叔文结交
了约十几二十个人，有些人是纯政治关系，有些人则多半是意识形态上的关
系。其中最重要的人是王伾，他和王叔文一样也来自东南（杭州），虽然就
我们所知，这两人并无亲属瓜葛。王伾貌寝陋，他不会说长安上层人物的官
话，只能说他家乡的吴语。王伾虽然只是一个抄写员，而且在朝臣中是个笑
柄人物，但他由于与顺宗关系密切而在805年仍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这个集
团包括一个宦官，即太子的私人仆役李忠言以及几名中级政府官员。而可能
最有意思的是，还包括著名的文人柳宗元（773—819年）、刘禹锡 （772—
842年）和吕温（约774—814年）等，这三人在当时都不过是三十来岁的不
知名人物。另外有几个人也被认为是这个集团的参与者，但它的核心是很小
的。这些人以长安为基地，和外地州镇没有广泛的联系。他们据说互相发誓
保守秘密，至死不渝；同时集团内却没有一个政治上的头面人物，使他们不
大可能被发现和被打散。①
虽然东宫在唐代历史上前此已成为搞阴谋的地方，后来也一再是这样，
但805年的事件比一般的皇室内部夺嫡的派系斗争要复杂得多。在德宗故去
和顺宗即位不久，王叔文集团把他们蓄谋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企图夺取唐
朝政府的权力。可是由于顺宗生病，他们要取得成功的前景从一开始就显得
不妙。他在804年有轻度中风，因喑哑或几乎喑哑而不能正常处理朝政。早
在他即位的时候就有人担心他是否适合做皇帝，只是因为几位持强硬态度的
翰林学士 （可能是代表他儿子，即未来的宪宗的利益）的坚持，德宗老皇帝
的遗诏才未被改变，才使顺宗及其支系未被废黜。但是，二王至少有几个月
实际上是利用了顺宗皇帝的病残，把他孤立在他的宫禁内。顺宗只是由宦官
李忠言和一个得宠的牛氏昭容侍候。他的命令和其他意见都由这两人传达给
王伾，而王伾竟以翰林学士身份享有随意出入宫禁的自由；另一条联络渠道
是王叔文，他也是一位翰林学士，但主要是负责监管国家财政。皇帝的指示
从王叔文传达给宰相韦执谊，然后再传给这个集团其他占据要津的成员。这
种安排使二王集团能为所欲为，因为它把其他朝臣一概排除在外，使之不能
管理国家政务。于是马上形成了公开批评这个统治集团就有危险的局面。少
数几个年长的宰相以辞职来抗议二王集团的高压政策，他们的勇气赢得了人
们的尊敬。
可是重要的是，尽管二王集团独断专行，他们确实把他们的最初设想付
诸实施，在他们最初当政的几个月内激烈地抨击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他们严
厉地禁止宦官犯欺诈罪，特别是废除了诛求无厌的宫市制度。当地市民再也
不受为五坊小儿为虎作伥者的欺压了，因为这些人在耀武扬威地为御厨巧取
① 《资治通鉴》，卷233 第7497—7501 页。
① 803 年打退了一次关于韦执谊和王叔文搞朋党政治的指控，见《旧唐书》，卷135 第3732—37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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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夺鸡鸭家禽的过程中总是欺压店铺老板和欠帐不还。二王贬逐了因贪污而
声名狼藉的长安京兆尹：此人遭人痛恨，在离开长安时几乎被人们用投掷的
石头打死。不正当的贡献——包括长江下游盐铁使的“羡余”馈赠在内——
再一次被宣布为非法。事实上，约千名宫女和乐师被遣散出宫，或者送往尼
庵，或者送回家中。德宗时代因政治违禁而被放逐的许多朝廷官员被大赦和
召还京师；大批税项也被减免。
可是，早在805年夏季，二王集团的政治地位就开始动摇了。它的成员
们一度互相争吵。例如，韦执谊越来越看不起王叔文，因为王叔文对他很傲
慢。顺宗的健康越来越坏，新出现的二王集团的反对派要求顺宗毫不迟延地
立太子，以免二王的统治在另一位不胜任的皇帝下面没完没了。翰林学士郑
（752—829年）把一张纸条偷偷带进宫内，他在这上面字迹潦草地要求立
皇后的长子——即广陵王——为太子。未来的宪宗是众所周知的敌视二王集
团的人，但他对他父亲的榜样是亦步亦趋，从不亮出他的意图，也不让被任
命为师傅的那些耳目们所觉察。对二王集团的最后一击来自朝廷以外。王叔
文几个月来一直想渗透并接管禁军的指挥系统，要把宦官赶出他们新近抓到
手的军事阵地。可是，受宦官之赐而取得职位的边防将军们主动地反对这个
计划，而二王集团任命的总指挥又被奉天的神策军主力部队断然拒绝。二王
集团不能赢得军队的事势一旦清楚，他们就什么都完了。一个由多数宦官、
某些翰林学士和几个有势力的藩镇临时结成的联盟，顺利地使顺宗禅位于太
①
子。宪宗在805年阴历八月即皇帝位，马上罢了二王集团残余分子的官。王
伾死于脑溢血，王叔文则于次年被处死。其余直接有关的人则被放逐；他们
中的大多数人迄宪宗之世永远窜逐在流放地，未获赦罪而还。
这次短命的改革事件背后的问题是非常难于作出解答的。有关这些事件
②
的原始材料数量很少，问题成堆。很明显，许多材料被故意毁弃，而几乎每
一件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有敌视二王集团的语气，所以要分析他们的动机就只
能凭猜测了。对这些问题历来有两种看法。多数文人历史学者认为他们是小
人，是专为自己打算的政治流氓。可是，另外一些作者则把他们看成是反对
前朝虐政的改革家，说他们敢于除掉可恶的宦官。③
这两方面的说法都有些道理。撇开对他们的道德评判不谈，我们可以肯
定，二王集团缺少权力。他们马上动手抓的那些官署——翰林院、盐铁使署、
度支衙门和宰相府署——很明显地表明，他们确实懂得前此半个世纪所发生
的政权结构的主要变化。他们也善于利用外廷的威望，尽量利用挂名人物以
掩蔽他们的活动。例如，受人尊敬的杜佑便被委以盐铁使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