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随机应变方圆之道-第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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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纪晓岚方圆立身之道：做一个有特色的人
纪晓岚才华横溢，但历史上很多才华横溢的人并没有青史留名。一个人要想立身成名，首先要有才气。但这只是必要条件，仅靠这个是不够的。
性格与聪明是发挥人的天赋资源的两个依托。凡欲使其天赋得到自然发挥者，须使其才华依托其性格与聪明二者。若只依靠其中一个，则只能获得一半的成功，甚至不能成功。光靠聪明成不了大事，还得有一个适合你的聪明的性格才成。
纪晓岚一生并无显赫事功，也没有提出什么切实解决国计民生的经世方案。但他何以立身于世、步步高升？这就是他把过人的才气、智慧与其诙谐、滑稽、风趣的性格较好地结合了起来。
方圆立身之道一：要表现自己的才气，要隐藏自己的智慧
——做学问，需要的是才气，做官，需要的是智慧。纪晓岚立身主要是靠做学问的才气，他的才气，历史上有名。纪晓岚能够立身于世，总攥《四库》，首先是因为他的才气和学识。其次，纪晓岚做官是为了更好地做学问，其学问也使他的官位更稳。他以圆滑老练的处世智慧辅助他桀骜不驯的冲天才气，在学术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显露才气，隐藏智慧，在历史上树立了自己不朽的形象。
方圆实战：学术为本，才气立身
从乾隆二十年至乾隆四十五年的二十六年，纪晓岚除却总纂《四库全书》并撰写《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还领纂了多部巨帙，又至少点勘了近二十部文史名著。从而在历史上树立起了一位博洽多闻的学者形象。同时，他还是一位长于目录学的编撰学家，一位小说家、文论家、史评家、诗人和思想家。至于其官职，人们倒不甚了解了。
乾隆二十年（1755年），纪晓岚三十二岁，正在翰林院充庶吉士。庶吉士的任务就是在翰林院听小教习讲课，三年后经考试合格，即可擢升。在此期间，他编次《主客图》。《主客图》乃唐代诗人张为所撰。张为，生卒年不详，江南人，《唐才子传》作闽中（今福建福州）人，撰《诗人主客图》，开唐人诗派之说。纪晓岚于中、晚唐诗歌流派的划分和对诗人的评价，与实际情况及一般见解颇有不同。张为《主客图》编次后，自为序，但未标年代。此序约做于乾隆二十四年。纪晓岚在序中说：“张为《主客图》一卷，世无刊本，殆佚久矣。其文时散见《唐诗纪事》中。长夏养疴，即原序所列八十四人，一一钩稽排纂之，可以考者犹七十有二，张氏之书，几还旧观矣。”至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他出任福建学政后，将《重订张为〈主客图〉》、《沈氏四声考》、《点论〈陈后山诗集〉》、《点论〈李义山诗集〉》、《删正二冯评阅〈才调集〉》、《删正方虚谷〈瀛奎律髓〉》、《唐人试律说》、《审定史雪汀〈风雅遗音〉》、《庚辰集》、《馆课存稿》等十种编在一起，称之为《镜烟堂十种》。镜烟堂，即纪晓岚在福建学政衙署中的书斋名。据传，张为的《主客图》重新经纪晓岚编定后，友朋传阅，甚为赞赏。当时，纪晓岚住在虎坊桥给孤寺旁，与他仅一墙之隔的内阁学士、著名史学家、经学家王鸣盛题诗相赠，给予高度评价。
乾隆二十四年夏，因清代科举考试将增试律诗，此时官居功臣馆总纂的纪晓岚，便为外甥马葆善，门生李清彦、侯希班、郭墉等讲解唐人所做的试律诗。后来，马葆善将纪晓岚所讲的内容缮勒成卷，六月脱稿，七月做序，未及校正，便以之付梓，坊间率而印行。次年，纪晓岚发现坊本论舛颇多，重为点勘增补，并自为序：“是书也，体例略仿《瀛奎律髓》。为诗不及七、八十首，采诸说不过三两家，借以论诗，不求备也。诗无伦次，随说随录，不更编也。其词质而不文，烦而不杀，取示初学，非著书也。持颇刻核，欲初学知所别择，非与古人为难也。”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三十七岁的纪晓岚在国史馆总纂官的任上，公余多暇，他点阅了韩偓的《香奁集》。韩偓（844——约914年以后），字致尧，小字冬郎，自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历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进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唐末诗人。其诗多写艳情，词藻华丽，有香奁体之称。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称：“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对于五代人和凝做《香奁集》而让名于韩偓的说法，后人早已辨其非。但称专以妇人身边琐事为题材的诗为“香奁体”的说法，却已流传至今。纪晓岚在《书韩致尧〈香奁集〉后》说：“《香奁》一集，词皆淫艳，可谓百劝而并无一讽矣。然而至今不废，比以五柳之矣。然但有悱恻眷恋之语，而无一决绝怨怼之言，是亦可以观心术焉。”纪晓岚认为，《香奁集》虽然“词皆淫艳”，却是远比昭明太子萧统开明。萧统在编定《陶渊明集》时，曾在序中说：“白璧微瑕者，唯在《闲情》一赋……惜哉，无是可也。”这种偏颇的观点，鲁迅先生是不同意的。他说，陶渊明并非像人们所说，总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味地飘飘然，他也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的缠绵浪漫。这些话与纪晓岚的观点颇有相通之处。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纪晓岚删正了由二冯评点的《才调集》。《才调集》由五代后蜀的韦毂编选，共十卷，每卷录诗一百首，包括唐代各时期，但不按时代先后编排。其选诗宗旨崇尚晚唐的温庭筠和李商隐等人，题材偏重于别情闺怨，风格尚浓艳。清初有冯舒、冯班评点的十卷本。《才调集》以“西昆体”为正宗，其诗论则力主“以温、李为宗而溯其源于骚、先、汉魏六朝。”平心而论，二冯将《才调集》引为“西昆体”正宗，实在是一种出于门户之见的误解。纪晓岚便评道：“二冯《才调集》，海内风行。虽自偏锋，要亦精诣，其苦心不可没也。第主张太过，欲举一切而为之，是共病耳。”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才调集〉提要》中说：“韦毂生于五代文敝之际，故所选取法晚唐，以豁丽宏敝为宗，救粗竦浅弱之习，未为无见。以冯舒、冯班意欲排斥宋诗，遂引其书于昆体推为正宗。不知李商隐等，《唐书》但有三十六体之目，所谓‘西昆体’者，实始于宋之杨亿等，唐人无此名也。”这种以史实做论据的驳谈，当然最有说服力。
乾隆二十七年，纪晓岚点论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玉器生诗说》。李商隐（813—858年），字义山，号玉器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李商隐是晚唐杰出的诗人，与杜牧、温庭筠齐名，时称“温李”或“李杜”。有《玉器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南四六》甲、乙集各二十卷传世。纪晓岚颇为欣赏李商隐的献计献策风，称其“以情韵胜人”，“宛转有致”，“比兴缠绵”，“性情沉挚”。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李义山诗集）提要》中说：“自释道原以后，注其诗者凡数家，大抵刻意推求，务求深解，以为一字一句皆属寓言。而《无题》诸篇，穿凿尤甚，考商隐《府罢》诗中有‘楚雨含情皆有托’句，则借夫妇以喻君臣固尝自道。然《无题》之中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侯’之类是也；有实属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有失去本题者，‘万里风流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相连误合为一者，‘幽人不见赏’之类是也。其摘首二字为题，如《碧城》、《锦瑟》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以往的评家均将李商隐与温庭筠视为同一流派的诗人，并称“温李”。纪晓岚却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李义山诗集〉提要》中评道：“商隐诗与庭筠诗齐名，诗皆缛丽。然庭筠多绮罗脂粉之词，而商隐感时伤事，尚颇得风人之旨。”李商隐的诗风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宋代的杨亿、刘筠、钱惟等诗人刻意模仿李商隐的诗风，并将相互间唱和的诗编成《西昆酬唱集》，于是便有西昆体一派产生，亦称昆体。李商隐的诗固然文采华美，间律和谐宛转，但却流于纤称。纪晓岚评李商隐的诗屡用“晚唐纤体”、“纤语”、“纤佻之极”、“情致有余，格律不足”等词语。他在《四库全书总目·〈二冯评点才调集〉提要》中说：“学江西者，其弊易流于粗犷；学昆体者，其弊亦易流于纤秧。除一弊而生一弊，楚固失之，齐亦未必得也。”
乾隆二十七年，纪晓岚点论了黄庭坚的诗集。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黔江居士，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登进士第，除叶县（今属河南）尉。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除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以诗为苏轼所称赏，与秦观、张耒、晁补之同为“苏门四学士。”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创始人之一，与陈师道、陈与义并称“三宗”，生前与苏轼齐名，在宋代诗坛地位颇重。他平生标榜学杜（甫）、学韩（愈），强调“无一字无来处”，讲究“点铁成金”。他的诗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甚至费解。做文方面，他主张“文乃道之器”、“理得而辞顺”，反对“好做奇语”，故而其文流畅圆转，形成了与其诗风完全不同的风貌。此外，黄庭坚的书法也很出色，名列北宋四大书家之一。纪晓岚在《书（黄山谷集）后》中评其五言古体“大抵离奇孤矫，骨瘦而韵逸，格高而力壮”；评其五言古律“皆多不成语”；评其五言绝句“大抵皆粗莽不成诗”；评其七言绝句“佳者往往断绝孤回，骨韵天拔，如侧径峭崖，风泉泠泠。然粗莽支离，十居七八，又作平调，率无味。”然而，黄庭坚毕竟是江西诗派的领军人物，他的诗风格瘦硬，以俗为雅，对当时的诗坛影响极大。后来，方回编撰《瀛奎律髓》，倡“一祖三宗”之说，更使江西诗派颇具阵容。黄庭坚诗风的主向是为禅学说教，且又典故连篇，故而形象枯萎，意境单调。所以，清初的冯舒、冯班起而“右西昆而辟江西”。冯班讥方回的《瀛奎律髓》：“方君所娓娓者，止在江西一派，观其议论，全是执己见以强缚古人。”他又在《同人拟西昆体诗序》中称：“自江西派盛，斯文之废久矣。至于今日耳食之徒羞言昆体。”为排斥江西诗派，二冯将《才调集》引为西昆体正宗，极力推崇。被西昆体诗人奉为圭臬的李商隐诗，却寄托深远，情意缠绵，词藻华丽，音调和谐，颇得纪晓岚的赞赏。与二冯针锋相对，江西诗派搜刻《宋诗钞》一百零六卷，唯独不收《西昆酬唱集》中的任何一首。于是纪晓岚将此“断为门户之争。”他本人却以超越门户之见的博大胸怀去评析江西诗派和西昆体各自的得失。而且，他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各种诗派的衍变与交替，提出了“极而将返”的命题。他说，宋初西昆体以讲典丽矫正晚唐诗风的猥琐之弊。“西昆过于雕琢”，欧阳修、梅尧臣以朴雅矫之。“元佑（宋哲宗年号）伤于平易”，苏轼、黄庭坚变而为姿逸。“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于是，“穷极而变，乃复其始。”元初杨载诗作，又开始“风规雅瞻，雍雍有元佑之遗音。”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正月，纪晓岚为父守孝期满，重新补授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擢左春坊左庶子，又任三通馆提调兼纂修。公务之余，他为儿辈讲述唐代刘知几撰、清代浦起龙注的《史通》，用朱、绿、紫三色笔正论删削，终成《史通削繁》一书。《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对后世史学批评、史学史和史书编纂等学科的建立影响很大。时人徐坚称“为史氏者宜置此于座右也。”宋人黄庭坚认为《史通》“讥弹古人，大中文弊，不可不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