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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

纪晓岚随机应变方圆之道-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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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清代的“小军机”就是这样一些小吏。纪晓岚写过一首题为《小军机》的诗,对小军机在家作威作福,上朝卑躬屈膝的丑态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诗云:
    对表双鬟报丑初,披衣懒起倩人扶;
    围炉侍妾翻貂褂,启匣娇童理素珠。
    流水是车龙是马,主人如虎仆如狐;
    昂然直入军机处,低问中堂到也无。
    军机处是清代直接承皇帝意旨经办重大政务的中枢。军机大臣的权势煊赫,是朝野闻名的;值得注意的是,军机大臣下面有一些草拟文稿的助理人员,即军机章京,因接近机要,也颇有权势,俗称“小军机”。小军机在清代社会上也颇有名气。
    清帝每下谕旨,都要由军机大臣交给军机章京草拟成文稿,然后呈皇帝批准后颁行。《负曝闲谈》对这一过程有较具体的描写:军机大臣早晨人内面奉谕旨,等到退下来,已是辰牌时分了。回到军机处后,叫军机章京进来,告诉他今天有几道什么上谕。军机大臣一面说,军机章京一面用手折记清;然后回到自己的那间屋子里,分派拟稿:某某拟哪一道,某某拟哪一道。一霎时笔如风雨。军机章京看过了,又斟酌几个字,然后给军机大臣看。军机大臣认为可用,就由太监呈送皇上,一般皇上阅后允准,就颁行天下。
    军机章京虽然官不大,只是助理人员;但因其身处政权中枢,经手的都是上谕、奏折等国家机要文书,因而在一般官场中人的眼里,是颇有权势的。许多官员都想通过他们打探官场信息,必要的时候,搞点暗箱操作,以便得到他们的关照。特别是一些腰缠万贯的地方官,更是以巨款买通他们作为内线。所以军机章京在官场上影响很大。
    不过军机章京的生活比较清苦。除白天上班以外,还要轮流值夜班(值宿)。当过军机章京的梁章钜,曾写过一本主要记述军机处掌故的笔记《枢垣纪略》,其中录有若干首咏记军机章京值宿的诗,可见其值宿的景况和心情。其中《军机夜直》云:
    鳞鳞鸳瓦露华生,夜直深严听漏声。
    地接星河双阙迥,职供文字一官清。
    蛮笺书剪三更烛,神素风传万里兵。
    所愧才非船下水,班联虚忝待承明。’
    《五月十八夜直》云:
    夜直分班各一遭,年年橐笔占郎曹。
    风传更鼓天街迥,星傍觚棱月殿高。
    荫隔疏帘成薄醉,凉生团扇效微劳。
    流萤点点绿阶砌,伴我吟情映紫毫。
    值宿的军机章京望着星月,听着漏声和更鼓,伴着灯烛等待天明,不时想起自己所干的文字差使的清苦和军国大事。
    军机章京一般都由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者充之。但也有庸陋者,他们只好多干些粘贴文稿、折子的活儿。这种军机章京被讥为“面糊章京”。《负曝闲谈》写他们何以被称为“面糊章京”:领班章京对于那些不称职的章京了然于胸,有些事情不去惊动他们,到了忙的时候,把批好的折子,什么“知道了”、“该部议奏”,都一条一条的夹在折子里面,叫他们用浆糊一条一条的粘上去就是了。所以叫“面糊章京。”
    军机章京拟的文稿如受到皇帝赏识,拟稿者便声誉蜚腾,破格升官。如果拟的稿总不被赏识,就可能十天半月不被委派一事,而只是随班进退而已。前者被称为“红章京”,意为受重视,走红运,后者被称为“黑章京”,意为被冷落、背时运。纪晓岚所写即为红章京得意之状。又有黑章京口号云:“蔑篓做车驴做马,主人如鼠仆如猪。悄然溜到军机处,低问中堂到也无。”后二句一作“五更踱到军机处,不识今朝有事无。”可见黑章京低三下四、无事可做的倒楣相。
    在纪晓岚笔下的小军机,在自己家里,他是“主人如虎仆如狐”。到了军机处,则是“中堂如虎他如狐”了。这是多么惟妙惟肖的一幅漫画啊!这样的诗和他那些颂圣的诗相比,不啻判若两人所做。封建官场,正直清廉者有之,更多的却是贪官、赃官、拍马逢迎之徒。此诗的最后一句,把那些达官显宦,在权大权小者面前的两副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

方圆取媚之道三:取媚于后世
    ——历史上,一般而言,“方”者必命苦,而英名留于后世;“圆”者必享福,而奸名留于后世。纪晓岚“圆”而不“奸”,“方”而不“苦”,不仅当时人喜欢,后世也称其为楷模。
    汉朝的司马迁,能受“宫刑”之辱而不馁,可谓“圆”的典范,却能“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毫无腐儒气息地抒发他的历史观和人物观,又可谓“方”的典范。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而司马迁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以致她亲生的儿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为。”
    如此大胆抒发个人情感,谁能想到他是一个身受“宫刑”侮辱之人?纪晓岚也被皇帝讥讽为“倡优”,更被谪戍边远地区,他在皇帝面前谨小慎微、行事小心,却也时而表露真情实感,并假狐鬼之言,攻击社会的黑暗。

方圆实战:留名于青史

    文人的良知大多数与关心百姓有关。纪晓岚将自己的心紧贴百姓,博得了百姓的尊敬。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夏,京南河间、东光、宁津一带大旱,“飞蝗蔽天,田禾俱尽”(《清史稿·灾异志》)。五十七年(1792年),畿辅数府又逢春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灾情甚为严重。就在这年春天,纪晓岚第四次前往热河校阅文津阁中的《四库全书》。他们一行二十余人,于三月二十一日自北京出发,二十五日到达避暑山庄,二十七日开阁校书。因为要赶在五月中旬乾隆帝巡幸避暑山庄前校完,所以他们夙兴夜寐,尽心竭力,整整花了一个月,才于四月二十七日将七万多卷的《四库全书)校毕,然后匆匆回京复命。返京路上,正值芒种,然而,收刈者却和荒田里的庄稼一样少得可怜,倒是逃往关外谋生的流民,携家带口,饥渴号呼,不绝于途。五月初二,纪晓岚风尘仆仆回到京师,发现这里更是人满为患,难民们或沿街乞讨,或打工煳口,或鬻儿卖女,人情汹汹,社会为之骚动。
    本来,朝廷已同意从北运京师的漕粮中截下五十万石,留作河间等四府赈灾之用;后来又增拨二十万石,并发放赈济金八十万两。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次贫之户,尚能坚持待赈,而近京极贫之户,早已背井离家,蜂拥入城,数以万计的难民嗷嗷待哺。京师原有定例:每年自十月初一起,至次年三月二十日止,五城所设十个粥厂,每天煮米十石,用以济贫。可是,自六月到十月,为期尚远,许多难民已经馆粥不继,生命垂危。纪晓岚目睹此状,赶忙趁乾隆帝未启跸之前,上疏一本,请求先在京城官仓内酌情支取数千石,自六月中旬即行提前施赈,每天每厂煮米三石,好让羁留京城的难民能及时获救,不至于闯关远去,耽误明春还乡耕作。到了十月,于原额十石外,加煮三石,仍到三月二十日止。疏中,纪晓岚言辞恳切,剖析明当。“疏闻,下廷臣议,从之。”
    就此疏而言,的确是纪晓岚顾恤苍生、乾隆帝子惠黎元;其实内中尚有一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庙堂之上不便高谈阔论的原因。这层意思,纪晓岚曾半遮半掩地巧借狐笔流露过一些。《滦阳续录》卷五第十七则,记述了一只颇似战国时替孟尝君千金市义的冯谖式的智狐:它于岁歉之年,幻化为“富甲一乡,积粟千余石”、却“闭不肯粜”的主人翁,将历年储备,尽贷乡邻。在留给主人翁的一张纸条上,狐笔这样写道:“积而不散,怨之府也;怨之所归,祸之丛也。千家饥而一家饱,剽劫为势所必至,不名实两亡乎?”虽是“狐言”,却非乱语。正是基于这层认识,上自皇帝君王,下到地主老财们,才会逢灾施善,遇难解囊,明处落好,暗里调协缓和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这层意思,在一封名为《寄弟秀岚(遇水灾宜急筹放赈并施药防疫)》的信里,讲得更明白露骨:
    “若不散放急赈,灾民不甘坐以待毙,蜂起而为走险之谋,则城市中之宦家富室,亦难高枕而卧矣。”话中道理却颇可资鉴。
    体恤民情也好,缓解矛盾也罢,放赈在客观上总不失为一场周济难民的及时雨;何况纪晓岚对这次施赈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当赈济开始之后,他发现某些监赈御史,玩忽职守,不亲自督办,而是假手胥吏。那些人不顾灾民生死,只图中饱私囊,影响极为恶劣。身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纪晓岚,眼看着自己上疏请求下来的赈粮被盘剥贪污,怎能不火?于是一本参上去,监赈御史们“治罪褫职有差”(清·李宗防《纪文达公传略》)。对能尽职尽责的好官,纪晓岚也不忘褒奖;监察御史王尧恒就是其中的一位。王尧恒,字秀岩,冀州南宫(今属河北)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举人。当时他分管广宁门(今北京广安门)外的大井。此地路当交通要冲,流民络绎不息;而王尧恒指挥擘画,尤为尽心。负责稽察的纪晓岚起初以为王尧恒“籍隶南宫,情笃桑梓耳。”后来才知道,秀岩有一年逾七旬的老母在堂。刚开始,王秀岩每过几天,总要在傍晚时分公事办完之后,快马回家探视,并给老人带些像样的饭食。老夫人每回都斥责道:“民转徙如是,圣天子忧民又如是,汝苟夙夜勤劳,使均沾实惠,我虽日不再食亦甘心,仆仆来往何为?”秀岩孝敬父母,言听计从,故而不敢再回去,一门心思扑在监赈上面。纪晓岚以后和同事们谈及此事,除了表扬王秀岩仰体圣心、用力经理之外,更对有古贤母之风的王老夫人赞叹不已。
    这件事的不循旧规、善始善终,成了政绩平平的纪晓岚一生中的亮点。十一年后,纪晓岚的的学生汪德钺在纪八十寿诞时写的《纪晓岚师八十序》中,特别言及此事,甚至拿它与宋代名臣范仲淹、陈尧佐二人的爱民事迹相提并论。据《宋史》记载,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江淮一带旱蝗严重,范仲淹请求朝廷尽快遣使巡察,满朝上下无人响应,范仲淹乃借机私下单独向仁宗“求教”:“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仁宗闻听“恻然,乃命仲淹安抚江淮,所至开仓赈之”(《宋史·范仲淹传》)。又据《宋史·陈尧佐传》,尧佐出知寿州(今安徽寿县)时,岁逢大饥,尧佐“出奉米为糜粥食饿者,吏人悉献米至,赈数万人。”纪晓岚的为民请赈,的确和范、陈二人慈爱为仁的育民思想很相似,所以不枉学生的高度评价。再后来,赵尔巽等也把此事当作人生事迹之典收入了《清史稿·纪晓岚本传》。为民请赈一事,虽然是纪晓岚一手拟请操划,他却毫不居功。他后来在作品中惟一一次提到此事时云:“乾隆壬子,畿南四郡麦不登。皇上轸念灾民,既发帑币八十万、仓谷七十万,命有司溥赈;复虑就食京师者或窘生计,诏五城分设饭厂十,又于城外增设饭厂五,各以御史董其事。”(《德宏王公合葬墓志铭》)把功劳全数让给了皇上,自己并无半点矜得之意。
    尽管纪晓岚的这次上疏,使得赈期较往年提前了一百多天,并额外多赈了八千四百石粮食;但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这刚够塞牙缝儿的。由于灾域广、灾期长,即便是从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到五十八年正月,朝廷对灾区多达十余次的免赋赈济,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大部分地方仍然像这一年的沧州一样,“大饥,野多饿殍。”
    而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却记载了人吃人的真实事件:
    《滦阳消夏录》卷二第十九则载,明末,山东、河南发生旱、蝗大灾,草根、树皮都吃光了,便发生了人吃人的事,官府也无力禁止。当时,将妇女、儿童反绑起来,公开在市场上出售,称之为“菜人”。屠者买去以后,像割猪、羊一样,随意宰杀。一次,周氏之祖从山东东昌做买卖归来,中午在一个饭馆里用餐。厨子说:“没有肉了,请稍等。”只见他拉着两个女子进了厨房。厨子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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